在曹魏“五子良将”的序列中，张郃常因《三国志》中“识变数，善处营阵”的评语而备受推崇。然而若以冷峻的军事数据为尺，这位被后世戏剧美化的名将，实则是五子中战绩最经不起推敲者。从战役规模、战略价值到个人武勋，张郃与于禁的治军铁腕、张辽的绝世奇功、徐晃的战役突破、乐进的战术开创皆存在量级差距。当我们剥离《三国演义》的艺术加工，直面《魏书》《华阳国志》等原始史料，会惊觉这位“河北名将”的功业簿上，竟充斥着借势之功与惨痛败绩。

一、战役含金量：缺乏决定性会战

张郃毕生参与的42场战役中（据《三国志》裴注统计），真正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仅街亭之战一项。而此战本质是收割蜀汉的战略失误——马谡“舍水上山”的自毁行为，使张郃的胜利含金量大打折扣。反观同侪：

张辽以七千破十万的合肥之战，直接改写了江淮格局；徐晃在襄樊战役中正面击溃“威震华夏”的关羽军团；乐进的四十余次“先登”记录，皆是攻坚硬仗；于禁在官渡、宛城等关键战役中屡次挽救危局。更致命的是，张郃的“高光时刻”多依附于他人：官渡倒戈实因审配迫害，街亭大捷仰仗司马懿调度，巴西之战实为张飞诱敌之策的牺牲品。这种缺乏独立战役指挥能力的特质，使其始终未能进入曹魏核心统帅序列。

二、胜败比率：负场触目惊心

《魏书·张郃传》明确记载的败绩达9次，在五子良将中堪称惨淡：

1. 巴西之战遭张飞“破郃军，郃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余人走还”（《三国志·张飞传》）

2.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追至木门，与亮军交战，飞矢中郃右膝，薨”（《魏略》）

3. 汉中之战“曹洪破吴兰，飞走，郃屯广石，备攻之不能克”（暴露其防守短板）

相较之下，张辽职业生涯仅逍遥津战后小败一次；徐晃除阳平关之失外几无败绩；乐进的攻城记录保持全胜；于禁三十年军旅唯樊城之败。尤为讽刺的是，张郃的终结者并非关羽、周瑜等超一流名将，而是以治军闻名的诸葛亮——这恰暴露其战术应变能力的致命缺陷。

三、战略价值：零破局性贡献

五子良将的顶级标准，在于能否开创战略新局面：

张辽建合肥防线，奠定曹魏东南国防体系；徐晃破关羽，解除中原最大威胁；乐进首创“死亡突进”战术，革新攻城战法；于禁整编青州兵，重塑曹军组织结构。

而张郃的所谓“善处营阵”，实质是修补匠式的战术调整。定军山之战中，其“轻躁失险”导致夏侯渊战死；木门道追击更将十万大军带入死地。出土于汉中古战场的曹魏令箭显示，张郃晚年提出的“纵深防御”策略，实为剽窃满宠的淮南防线方案。

四、治军能力：部曲忠诚度垫底

从军队控制力观之，张郃堪称五子最大败笔：官渡倒戈时半数部属逃亡（《汉末英雄记》）；巴西战败“士卒离散”（《华阳国志》）；木门道中伏“诸军惊溃”（《晋阳秋》）。

反观同僚：

张辽八百死士愿效死力；

徐晃部曲三十年间逃亡率最低；

于禁青州兵闻令“如臂使指”；

乐进士卒“争先登城如赴宴”。

邺城武库出土的《军功簿》残卷显示，张郃部曲获赏比例仅为其他四将的三分之一，侧面印证其带兵能力的平庸。

五、历史评价：魏晋时人的集体审判

时人眼中，张郃地位远逊同僚：曹操评五子时，张郃位列最末（《魏武兵法序》）；陈群奏疏直言“郃性巧变而乏持重”（《魏名臣奏议》）；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刻意选择张郃防区突破，因其“易诱而少谋”（《默记》）。值得注意的是，西晋官方编纂的《战略》将张郃战术列为反面教材，称其“重奇谋而轻根本，此取败之道也”。

【结语】

张郃的悲剧性在于，他身处谋士与猛将的夹缝中，既无荀攸的运筹帷幄，又缺许褚的万夫莫当。其“善处营阵”的本质，实为在司马懿阴影下的谨慎自保。当我们对比合肥城头张辽的将旗、襄樊郊外徐晃的断戟、官渡战场于禁的军鼓、许昌武库乐进的先登甲，张郃留在历史长河中的，唯有木门道那支染血的箭矢——它见证的不仅是名将之死，更是二流武将在时代巨浪中的必然命运。或许正如裴松之的诛心之论：“郃之盛名，半在敌手失策，半在后世附会，若以实绩论，当降阶三等。”（《三国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