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美国，却被老蒋“按”在海外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一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时候杜建时正在美国留学，身边的同学可能还在讨论学术问题，他却已经坐不住了。国家危难当前，他顾不上时差和距离，赶紧提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言辞恳切，要求立刻回国投身抗战前线。他在信里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能为国家出一份力，哪怕上前线扛枪也好。

可没过多久，蒋介石的回信就到了。信里说得很清楚：“现在国内打仗的人多得是，不缺你这样的热血青年冲锋陷阵，但真正懂得国际关系、能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人才却太少了。你现在要做的是留在美国，把书读好，把国际政治研究透，这才是国家更需要的。”蒋介石的意思很明确，杜建时就算回国，也不是去当普通兵，而是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收到这封信，杜建时也没啥办法。他当时在美国加州大学读书，周围都是英文书籍和外国教授，生活环境跟国内的硝烟战场完全是两个世界。虽然没法立刻回国，他也没闲着，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

国际政治这门学科可不简单，涉及外交、军事、经济方方面面，他得从头学起，啃下厚厚的教材，还要跟上教授们的讨论。白天上课，晚上熬夜查资料，几年下来，他硬是靠着这份韧劲拿到了硕士学位。可他没停下脚步，又继续攻读博士，把研究方向定得更深更专。

就这样，他在加州大学埋头苦干了好几年，终于拿下了国际政治的博士学位。拿到学位的那一刻，他总算松了口气。他一毕业，蒋介石那边就传来了消息，同意他回国效力。

抗战外交场上的“得力助手”

杜建时从美国学成归来后，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被蒋介石直接安排进了中央军校江西分校，担任主任。中央军校是培养军官的重要基地，而江西分校在抗战中承担了为军队输送人才的任务。杜建时到任后，抓紧时间整顿教学，把他在美国学到的国际政治知识融入课程，特别注重让学员了解世界局势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

他没干多久，就被调到第九战区当高级参谋。那是1940年代初，日军还在华中地区不断推进，第九战区负责湖南、江西一带的作战，杜建时的工作主要是协助战区司令部分析国际动态，提供战略建议。他经常翻阅从国外传来的情报，结合国内战况，给上头提交详细的报告。

没过几年，他又被调到陆军大学担任教务长。他把国际关系和军事战略结合起来讲，课上常常提到英美苏等国的动向，让军官们明白抗战不只是国内的事，而是全球反法西斯的一部分。后来，他升任委员长侍从室中将参谋，直接为蒋介石服务，专门处理对外事务。

那时候，国民政府需要跟盟国协调物资援助、军事配合，他得把各国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还要起草文件、参与谈判。1943年，蒋介石要去开罗会议，跟罗斯福、丘吉尔商量战后格局，点名让杜建时随行。

会议期间，杜建时负责准备材料，整理中方立场，甚至在会场外跟外国代表沟通细节，确保蒋介石的意见能顺利传达。他流利的英语和扎实的国际政治功底派上了大用场，会议上谈到的对日作战计划、战后亚洲安排，他都参与其中。

抗战胜利后，从联合国舞台到天津市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杜建时却没闲下来。他被国民政府派到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首次制宪会议。那是4月到6月间的事，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一堂，商讨战后世界的和平框架。杜建时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整天忙着开会、起草文件。

他在会上主要负责协助制定联合国宪章的部分条款，特别是关于国际合作和殖民地问题的讨论。他在美国留学时积累的知识这时候全用上了，跟各国代表交流时条理清晰，提出的建议也很有分量。会议结束后，联合国正式成立，他还留在旧金山处理后续事务，比如跟美国方面对接一些援助项目的细节。

就在他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蒋介石突然把他召回国。那是1945年底，国内局势已经变了样，国共谈判破裂，内战一触即发。杜建时一回国，就被派到天津，先是担任十一战区驻津、唐、榆代表。这个职位主要是协调天津、唐山、榆关一带的军事事务，当时国军在华北的部队不少，他得负责联络各方，确保防线稳定。

后来，他又被任命为北宁护路司令，管的是北平到宁波铁路沿线的安全，这条铁路是华北的交通命脉，经常遭到破坏，他得安排部队巡逻、修补线路。没过多久，他升任天津市副市长，1947年又接了市长的大印。那时候，天津是华北的重镇，人口多、工厂多，又靠近北平，战略位置关键。可国民党在战场上连连失利，先丢了东北，华北也摇摇欲坠。

杜建时接手天津时，城里已经挤满了从东北撤下来的部队，物资短缺，治安混乱。他上任后，先是组织人手清点仓库里的粮食和物资，分发给部队和市民，又跑去跟工商界商量，稳定市场物价。虽然内战打得激烈，他还是尽力维持天津的运转，但局势恶化得太快，他能做的也越来越少。

专机等了三天，他却没走

1948年秋天，东北战场上国军接连失利，先是沈阳、长春落入解放军手中，紧接着整个东北都丢了。到了年底，华北的局势也跟着崩盘，解放军步步紧逼，天津这座重镇眼看就要守不住。蒋介石心里清楚，杜建时这样的人才不能轻易丢下，他在美国学过国际政治，又在抗战和联合国会议上历练过，放到哪儿都是块宝。

于是，他派了一架专机到天津，专门来接杜建时去台湾。那架飞机是军用的，停在天津机场的跑道上，飞行员和随行人员都待命等着，准备随时起飞。蒋介石的命令很明确，杜建时必须尽快撤离，别让共产党捡了这个“宝贝”。

可杜建时接到通知后，天津城里乱得像开了锅。从东北败退下来的国军有十多万人，拖家带口挤进城里，街上到处是溃兵，军纪早就散了，有的抢粮，有的闹事，治安一天比一天糟。杜建时作为市长，每天得处理这些烂摊子，安排人手维持秩序，还要安抚市民。

他手下的官员忙着统计粮食库存，部队指挥官来找他要补给，城里的情况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更麻烦的是，天津的工商界、金融界、知识界的头面人物也坐不住了。这些人里有开工厂的老板，有管银行的行长，还有大学的教授，他们联名找到杜建时，恳求他别走，说要是他一撒手，天津就彻底乱套了。

杜建时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对这座城市有割舍不下的感情。专机在机场等了一天，他没去，第二天也没去，第三天，飞行员实在等不下去了，催了好几次，他还是没上飞机。最终，他决定不走，谢绝了蒋介石的安排，选择留在天津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交出天津，晚年平反

1949年1月，解放军发动了天津战役，杜建时以市长的身份紧急下发了一份通知，要求天津市政府、各机关、团体和学校迅速行动，把所有公家的财产清点一遍，登记造册。1月15日，解放军正式进城，天津解放，杜建时带着一摞厚厚的账册，找到解放军的首长，把这些财产和资料一股脑儿交了出去。交接过程很顺利，解放军接手后，城里的工厂、银行、学校基本没受太大影响，市民生活也很快恢复了秩序。

可交完这些东西，杜建时的日子却不好过了。因为他曾是国民党的高官，委员长侍从室中将参谋、天津市长，这些头衔让他成了重点目标。不久后，他被收押，列为“战犯”，关进了监狱。这一关就是十几年，直到1963年，他才被特赦放出来。出来时，他已经五十多岁，满头白发，但身体还算硬朗。关于他“战犯”的身份，当时就有不少争议。

他在抗战时没跟红军作对，反而帮着协调国际援助，解放战争中也没带兵打过仗，天津解放时还主动交了城，有人觉得他这算不上战犯，最多是投诚。可法律程序走完了，他还是得接受判决。直到1982年，党和政府重新翻看了他的档案，查了他过去几十年的经历，确认他在天津的交接确实起了积极作用，才正式为他摘掉了“战犯”的帽子。

重获清白后，杜建时没闲着。他先是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来连任三届，还当上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负责整理历史资料。他还加入了民革，担任中央委员和监委，参与了不少政策讨论。改革开放后，他又兼任了港、澳、台工作组组长，忙着联系海外华人，推动交流。1989年11月7日，杜建时去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