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每一段时间，总会留下曾经这里生活着的人的痕迹，这些痕迹或多或少，都会生成一种记忆，深深的藏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滋养着我们的生命，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多年之后在回去看看我们曾经成长的地方，你会发现，原来一切都在变化，但也有一些城市的情感是不变的。
住在成都的新区和住在老区的感受， 毫不夸张地说是天壤之别， 是什么决定了老城区的市井气？ 又是什么令成都新区成为新城市生活的范本？
关注城市的节奏，关注城市的多面性，城市里需要松弛，也需要一种进取。天仝建筑的创始人王翔，带我们走进东升街、镋钯街、麓湖，寻找“松弛”与“进取”中的城市迹象。
第一幕
从成都奇妙的“杂拌”状态开始
旧城更新里的人文属性
多个时期留下的城市杂拌状态；街、巷、里的生活尺度；短距离之间的生活状态；既定习惯与新生活之间的冲突与平衡；
王翔用四川话“杂拌”来形容成都旧城的布局，这是一个贴切的形容，成都旧城在清代重建时就已经是住宅、商业作坊、市场、寺庙等多种空间混搭的状态，形成杂而不乱的局面。
东升街、镋钯街所在区域，实际上在早期被看作一个辖区，《成都市东城区志》将其称为镋钯街辖区，它同样一直是商业区和生活区混杂状态。东升街，原名毗桥巷，清代改名为东升街，取旭日东升之意，90年代，东升街就已成为人气极旺的农贸市场一条街。镋钯街的名字，则源自一种兵器，清朝时，大慈寺的武僧使用镋钯作为武器，这条街是兵器库所在地，由此得名，后演变为生活区。
所以，在这两条街上，我们可以看见自古以来成都所拥有的奇妙的“杂拌”状态。
邵兵 （以下简称“邵”）：本期的城市记录者是天仝建筑的创始人王翔。他从成都到法国，又回到成都，今天他选择了东升街、镋钯街、麓湖美食岛三个城市发生场，跟我们分享关于他在成都的从小到大的生活体验，以及他对城市的一些相关性思考，那请王翔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三个地点来给我们分享。
王翔 （以下简称“王”）：其实， 这里不会有传统意义的，或者我们大众意义的“哇，好美、好棒、好设计感”的那种城市空间，但这个街区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街区，它相当于是成都这个城市的一个片段，在这儿我们可以在很短的距离看到很多的东西。
邵 ：是不同状态下的成都。
王 ：这个区域之所以很特殊，就是各种的城市生活在里面都会体现，因为我们再往那边走一点点，就是太古里商圈。
邵 ：这里跟太古里有一种什么关系？
王 ： 太古里的依托是大慈寺，原来这里也都属于大慈寺，为什么叫镋钯街？因为镋钯是一种武器，它是大慈寺僧人的武库。 我们现在正面对的是东升街的一个广场， 它旁边还有一个菜市场，是一个特别生活化的空间。平时在这个广场上会有很多人打扑克、打麻将、下象棋。
邵 ：成都的广场是不是都是这样一个地方，承载了城市很多公共生活的属性。
王 ：成都人的生活习惯、日常活动，都是在这种类型的城市界面里面完成的。这条街其实不长，东升街一直走到那边儿就停了，再往下走就是镋钯街了。 我们刚才看到的红星路，就是新成都的代表，是进取的，有漂亮的景观，也很宽。但是一走进来，就会回到可能十几、二十年前的成都状态，这条街叫东升街了，再往下走就是“巷”，再往“巷”里面就是“里”。
空间分为：路、街、巷、里，有一套完整的城市空间结构，是一种杂混的存在状态。
邵 ：你刚才说到院子，城市里现在的院子，过去的形态跟现在的形态有什么变化？
王 ：有几个阶段，在解放以前大户、小户都有，是一种穿斗式的四川民居。解放以后就变成了很多工坊，有很多的人住在这个区域里边。 好的地方是整个城市的街道基底关系没有变，公共空间也被留下来了， 看到这些立面，看上去也不会很老。
邵 ： 经过不同时期的改革，新旧状态完全结合在一起，就是形式上有点混搭。
王 ：它的弹性特别强，这边还有一个停车楼，停车楼在成都是比较少见的情况，但是这个区域因为停车需求很大，就专门修了一个停车楼，为周边的社区服务。 这些房子都是80年代的，也有的是90年代的，可能也有更早一点的。
邵 ： 时间叠加在建筑上面的一种痕迹，有一些是不可抗拒的时代元素。 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侵扰”本身具有积极性意义，几栋楼之间相互的交错，包括从文化质感以及文明呈现的程度上，不同时期的时间叠加，不同时期的人通过改建、加建，也在赋予它不同的内容。这种露台的景象是城市住房的常态吗？
王 ：气候的影响，是很生活化的成都，它又有很多趣味的、现代的生活方式的介入，还有这些小店，有点野蛮生长的意味，当然也有适度干预。
邵 ： 品牌与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也在思考怎么样有自己跟成都之间的空间。
王 ： 会有不同，但又相互尊重。
城市的文化基因；变异之间的关联性；拉扯里的时间经验；松弛的城市尺度；关注细部设计的人文关怀；一种“杂拌儿”的状态；介入最大化的城市内容结构；
如果连一条街道的名字，都带着浓厚的文化基因，建筑师在面临更新需求时该怎么寻找着手点？如今的东升街几乎汇集了成都最出名的美食店，镋钯街更成为“全球最酷50城市街区”之一，传统是去是留？进取还是松弛？这不是个简单的二选一的问题。
王 ：我们为什么要建设城市？这一直是做设计、建筑、建筑师特别感兴趣的话题。
邵 ：在法国留学时你学的是城市规划专业，对城市的思考，你觉得建筑师跟城市规划师在看待城市层面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王 ： 建筑师会用一种比较激进、更进取的方式看待问题，城市规划师通常在寻找一些根源性依据，会更善于发现城市的基因与系统构成。 这有两条很短的街，这条街叫红石柱正街，最短的那一条叫横街，它之所以叫红石柱，因为原来这儿有一种拿红石做的大立柱，会看到有一些东西能够反映出这种材质的痕迹。 这是过去和现代之间的一种关联性。
邵： 我们似乎能很快适应过去，新旧之间的变化对老百姓而言都会成为常态，我们总会适应新环境、新变化。
王 ： 建筑师有时候会采用相对激进的态度看待问题，因为他无时无刻都在面对“更新的需求”。
邵 ： 新旧之间的“拉扯”，设计师也在这拉扯之间，生成新的时间。
王 ：建筑师会碰到很多不同的客户，他作为个体，也有可能代表着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生活的要求，比如说：抽水马桶、智能系统就会反映到空间形态，包括材料以及结构的运用，所以，建筑是永远是往前看的。
邵 ：但是，城市是否是进取的呢？
王 ：它是否会因为手机改变城市结构呢？继而丢掉了原来的文化，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些空间是承载着我们自有的文化和根基性内容。
邵 ： 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原来有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如何去改变。
王 ： 当我们走到这个巷里面的时候，会发现在巷里内部有一些更新的东西。 像这种在很多年前的屋檐空间，原来的一些街头市场空间，就是这个样子，但这种东西离太古里、IFS还不到200米。
邵 ：太古里是一个极其当代的建筑形态，可以光怪陆离，人会愿意去那里打卡，在这种环境里购物。
王 ：特别强的反差。 反差，可以说是侵扰的一种方式，但它不是一个贬义或者是被动意义，它是相互融合的。我们做的研究，就是怎么让既有的环境既能够传承原来的文化，同时又可以去向新的需求迈进，在这个过程中提取一些显性的建筑因素。 中国的建筑师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在规划的层面没有特别强的主导性，而建筑层面的度可以稍微大一点。但在建筑设计层面的权限很大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邵 ：在新旧之间的项目，不同的时间叠加在不同的物理空间主体上的时候，限制会更多。
王 ：但是这种限制，就变成了一种很特有的基因。 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此时此刻的下雨声、光照、空间尺度，就很成都，也代表着这里不是武汉，也不是北京。 这并不是一个设计很独特的房子，但是它就是给人一种很舒适的感觉，
邵 ：对老百姓或者是普通人而言，基本上是可以的。但建筑师总会追求美学、文化、艺术等相关问题，但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王 ： 我觉得这倒是没有问题，我并不反对激进、反对进取，但我们在进取的时候，同时需要松弛。它是需要切换的，让你有“relaunch”的感觉，重新启动的过程，特别是我们现在做的相关创意性的工作。这个房子有意思的是，它把一部分空间退给了城市，它后面就是那种很老的居民楼，很舒服的空间状态。
邵 ：你多次提到公共城市与城市中的公共空间，每个人理解的公共性可能都有多层的含义，现在我们赋予它的，就是公共性里的差异性，城市中的每个地域、地区、社区的状态不同，打开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王 ： 这种公共性也表现在空间的弹性上，这种弹性也体现在我可以用商业规律和经济规律，去激发城市的自我修复能力。 这个地方的老住区、老的建筑形态与街道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很开放、有弹性的状态。另一面，是一些现代的，也是我们常常面对的，像电网、绿植的隔墙等现代化的城市空间。
邵 ：你内心对新、旧有选择吗？都可以接受，还是？
王： 面对当下的这种城市关系，我会觉得比较遗憾。这个房子修的不好吗？我并不觉得这房子修得不好，你说这个街道的状态不好吗？也不是。它会少一些弹性，少一些人物，少一些可以让人停留的东西。 我们再走一点，就会到达一个非常新的状态，像是高新区的状态。这个区域的几个转折，会让人觉得很有逛头。
邵 ：在城市建设、更新中，城市规划师跟建筑师如何配合的？
王 ： 我们建筑的教育，可能过于强调技艺。在十几年以前，张永和老师出过一本书叫《作业本》，就是专门批评现行建筑教育太过于强调绘画记忆、美术美感构成的内容，所以会缺乏对城市的人文关怀。 它应该是一种相互尊重的状态，在这个区域里面就会看到很多品质很高的办公楼，聚集了很多高知、高收入、高净值的人群。
而且这些不同角色的人，他们的白天貌似是重复的，上午西装革履，晚上可能一切就变了，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这就是成都的魅力，是侵扰也好，是一个角色的变化也好，是进取和松弛也好，最终就是让人觉得在这里生活可以很舒服。
邵 ：人的成长也是如此。青年时期我们进取积极、尝试改变与创新，中老年的状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几条街的几个层次，一点一点随着我们的路线出来，周边的层次和肌理都不同。
在日常之中，当我们生活有一半是在互联网、手机构建的世界里的时候，就忘了我们身体最基本的需求，要享受一杯豆浆、吃一根油条，也可以慢慢的走上某一条小街道，慢慢的走。
王：在法国的规划里，注重整体性的协调，在成都，不协调也是对的，对于中国目前很多城市来说，不协调中的野蛮生长也是一种常态，这样也造就了历史维度层面城市的新生与演化。
这种切换就是“成都文化”。现在各个城市都在进行这样的切换，也在找自己的新状态。设计也会更多的参与到城市的新旧转换之中，造城的人与城市里生活的人共同构建了成都空间状态的改变。未来，建筑师们会形成某一种共识，不一定要突出最强自我，而是，最大化的城市内容结构。
第二幕
历史文化基因解密
同为一体的时间记忆
大家都知道旧城区会比新城区更有“市井气”和“人情味”，除此之外，旧城区的文化基因还有更为实用的功能，它在城市公共属性层面的空间衍化，共同构成了城市空间拥有的“人文关怀的设计密码”。
王 ：从镋钯街一直穿过来，城市的整个的空间关系格局会让人觉得舒适。
邵 ：这里有生活气、商业气，也有城市气。
王 ： 但它不一定是设计的意义上的，那种“哇，特别红，尖锐锋利的感觉”，弹性会特别强，可能隔几个月就会有一家新店出来。
这是我们成都东边的城墙，后边全是新的，前面这里又有一个口袋公园，再往前走一点就“城边街”。 有一部分是新的，它合适不合适没关系，但在这个城市里，它是完全兼容的。不是那种让人觉得不能接受的感觉，能比较友好的共处。
邵 ：这座城墙做过修复吗？
王 ： 做过一定程度的修复，我们会看到不同时间点做的状态。里面又在做一个新的区域，现在我们越来越注重遗存建筑的保护，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塑造了这里空间的新文化基因。
邵 ： 历史及原有的文化托了一个底，像一面镜子。但它作为自然和世界的一部分存在着，过去的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就成全了我们现在能够站在这里。
王 ： 是一种信息的传递，也一种精神的传递。
邵 ： 基因里信息的传递，精神里的文化传达。
王 ：这就是这个城市的厚重感，这个地方做完了以后，会有极强的亲人性，加上前面的口袋公园把生活、文化、历史链接在一起，就是一个极混杂的城市公园。
邵 ： 你今天带我们看的这个状态，就是现在城市的状态，有新、有旧，以及正在发生变化着的一些空间状态。
王 ： 一种进取、包容和松弛混杂的状态，很成都。 前面这条路一般人绝对找不到的，它也在更新。这是一个黑胶的咖啡店，发烧友很喜欢到这个地方，它给你的很多是情感上的牵连，
邵 ： 好像柔软的、带有感性的那部分，会消解进取、硬质的状态。
王 ： 你看它内部的街区块里面的体系是超级自然的，走过去就会发现里面的这种交通组织体系，很有可能是原来的村庄和村落体系。 这里有我们成都最好的中学（育才七中），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符合逻辑的布置，街道、大区块、临街商业、住宅形成一个生态，城市公共设施放在中间，形成一个社区中心，这样具备了极强的可达性。
邵 ： 你提到城市里的村落感，或者说乡土感，恰恰是人们之间需要存有的温度、温情，所以，空间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关系。
王 ：我的理解是规划工作是无尽头的，没有最初的状态，也没有最终的状态，因为一直在生长，所以那个时间点可能我们的需求诉求都不太一样。
邵 ：这个层次感挺分明的，不管从哪个立面来讲，这种层次看出去就是混搭。麓湖是更纯粹的一个东西，它是新的，虽然它也有混杂的。
王 ：但是它的根性、基层逻辑的那个城市形态，没有这么复杂，因为这个是时间沉淀下来的，然后才能形成这种状态。
第三幕
人造物与人之间
夹缝中的时间有待设计参与
城市一直被称为“钢筋水泥”的森林，缺乏与自然的联系，成为城市生活的局限。麓湖构建了一种新的山水人居关系。
邵 ： 麓湖像是一个城市的新状态，但它又和自然结合、相处的一种方式。 如果用人比喻，他像是一个新人，新生的，现在他可能处于青年状态，可以这么理解吗？
王 ：我觉得还是给了很多老百姓、开发者、包括城市管理者很多的启示，原来我们跟自然的关系还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邵：我觉得这是一种感受，在表达或者在寻找城市的解决策略和解决出口方面越来越细腻，开始关注到一些极强烈的夹缝空间，也侧面说明我们的经验值在提升。
邵： 麓湖用了好多国外建筑师，还有国内的主流建筑师，青年建筑师，你怎么看待麓湖与建筑师的这种合作模式？
王：我们在麓湖也有几个项目，这个就符合麓湖不是简单的住宅小盘，他是在“营城”的状态，一个城市就应该是多元化的，在这儿会发现麓湖跟自然的关系很紧密，并且去寻找跟自然的联系。
它有很清晰的结构和逻辑感，这里水的状态、公共空间的状态，有一种人的尺度。建筑师之间也会有一种相互协调的工作状态，是自发形成的。
邵 ：那天听你说到一个“船舱理论”，就是城市是甲板，最后建筑是空间还是船舱？
王 ：建筑应该是它承载的东西吧，最关键的是我们这个货物或者承载的内容是一直在变化的。
邵 ： 如果城市是甲板，甲板应该还有一个载体，我们叫它时间，可以说它是一个虚拟空间的状态。
王 ：好的城市时间是可以被读出来，我们有义务把这个真实记录下来。
邵：我觉得生活的基本面，也是城市的一个写照。
王：为什么我们成立这个工作室的取名叫天仝，就是“天”字，可以有很多含义，其中有一个就是自然的状态和人造物的状态，它是两者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一定是对立的，但也不一定是非常和谐，这就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交融。
邵：相互拉扯，相互侵扰一种状态，天仝像天地造化之间有个人工，最重要的是相处之道。
邵：你会选择在新区办公吗？
王：不会，我一开始自动就把这些空间全屏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邵：玻璃盒子。
王：对，可能就是不太喜欢这种感受。
邵 ：但是有时候我们理解的城市精英或者城市的高中产，都很向往这种写字楼的生活，因为那是一种尊崇和荣耀。
王 ：现在我们去一个商业街里面吃饭，并不觉得是多难得的一件事儿。现在成都餐标最高的一些餐饮都不在这些地方，当然最低的也不在。
我觉得商业体最大的问题是标准化，基本上可预期会吃到什么，会碰到哪些品牌，我不喜欢批量的、标准化、生产化，极具快速度的，我喜欢定制的、区域的，丰富的。 我个人比较支持具有多样性的状态。但我们经过这里，可以发现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种很细腻，层叠度很高的城市机理，完全不同。
邵 ：你是不喜欢这种密度吗？
王 ：不一定是密度，可能更多的是缺乏街道空间、街道生活的状态。办公楼也是这样子，它里面布局和规划，特别的理性，理性到让你每天只能进去，就很难受。
所以我不愿意在办公楼里办公，现在我们办公室还有一个小花园，很实用，打电话和抽烟的同事都会去那儿，有的人会去那儿远眺、扭扭腰，这些看似都是特别小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天仝建筑办公室-小花园
邵 ：人是好动的，都还是有这种群体的向往，所以这种大幕墙、大玻璃盒子，略显得冷了。这里是国际一带一路交流中心吗？
王 ：这里以办公楼为主，会零星地有一些住宅的工地，但是临天府大道都会公建化处理，我们会看到这些住宅都修的比较像公建。
邵： 我曾经极其不适应改变，比如修路，但后来真修通了，我觉得也挺爽的，去哪都特方便，然后看到这个都是新的，还挺好。
王：城市有一个很中间值的一个东西，就是所有人都在这个基线上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城市就一定会靠近这个基线。
邵 ：对新城跟老城之间的这种生活状态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吗？
王 ：可能关注点和生活上是有蛮大的区别的。
邵：它确实是两个世界的东西。
王 ： 新城不是长出来，跟老城是不一样的，你会感受得到镋钯街、东升街让成都人有一种很松弛的状态，然后跟进取之间是无缝连接的状态，我们可以去寻找跟自然的关系。
邵 ：反倒是那样一个生长出来的地方，你在每一处停留时间不会那么长，麓湖这样一个造出来的地方，你觉得跟自然比较亲近，你会停留时间长一点，我是这种感受。
王 ：那个是很原生的成都的一个状态。
邵 ：这是成都新世界。
王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新的成都人，甚至是外来的人带来了很多生活的理念，包括跟自然的一些寻求关系，还有一些活动是原来老的成都没有的。
邵 ：体验状态、参与状态、生活方式也完全不一样。
第四幕
城市需要更加清晰的逻辑架构
根性里的社会性与公共性
王翔和成都一样，慢悠悠且充满浪漫气息，拥有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双重背景，他并不以单一的标准比如美感去衡量建筑设计，对他来说，建筑的美感分为两种，一种为形式美感，一种为逻辑美感，他会更倾向于整体性的逻辑美感。
王 ：最终建筑师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态度。
邵 ：态度决定一切。
王 ： 你的表达、做法、行为方式和抉择策略都是态度，所以为什么我一直不太在意形式美感，而在于逻辑美感。
邵 ：逻辑美感是指？
王 ：是整个架构， 我说的美丑不是形式上的美与丑，而是逻辑架构上的粗糙和精细，是思考过的，有清晰的逻辑架 构 ，我要做这个房子，做这样的一个体量，做这样的一个空间，是源于什么样的设定。
邵 ：你之前说到的根性，我觉得带有一种你跟时代结合点的根性，做一个项目，立足点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聊的态度，或者说“出口”，麓湖的“出口”是他造了一个城，但这个城市是要生长在自然里的，要给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王 ：我觉得建筑师这个职业就是一个长期修行的过程，当我们有了态度以后，表达的方式也变多了。
邵 ：什么东西让你兴奋，那个很关键。它是可以给予创造力的，可能今天我们未必能搞清楚这个根性是什么，但是那个东西是天仝的驱动力，创造力的部分。
王 ：从天仝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一种工作方法，它是建立在一个很理性的方式上去看待设计、看待城市、看待建筑，然后得出最后的建筑形式和表现，我认为在某一时刻，它会变成更有情感的、更主观的，更个人诠释的表达。
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去呈现，这个多样性是好的，当我们介入到一个空间的时候，永远是这两个方式同时作用：一个是理性地去看待一些基础性的东西，一个是很情感的，有的人能感受到光。比如今天我们就同时感受到光和雨，这就是成都。
邵 ：建筑师或者城市规划者来做设计，跟老百姓的需求是有点不一样的，比如他可能就需要的一个状态，你可能稍微动一动手他就满心欢喜，因为在他的认知状态，可能就是一个基本需求。
王 ：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在理性之上是个人，是情感，是艺术，在这个点上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多样性，有的表现为高，有的表现为低，最后会有一个文化的中值，这个中值就是城市级别的样本，它才可以提供的一个中值，当我们讲这个建筑的时候，你是没有中值概念的，你只能说它的审美，它提供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但是在城市里就不一样，它会有一个中值，那这个中值一定是最贴近社会的。
我认为在根性上，建筑师的终点都是社会性、公共性的。
邵 ：但是公共本身很难。
王 ：要理解它很难，做它更难，这也刚好是建筑师这个职业有魅力的地方，因为可以通过你的实践和建造，去得到某一种层次的反馈。我常常返回去看原来做的东西，观察现在人 怎么用，怎么在这些空间生活。
邵 ：你在兴隆湖做的路演中心有多大？
王 ：2000㎡到3000㎡，当时那个案子的核心有两种力量： 一个是建筑的力量，建筑的力量就是功能性，我们要承载一些文化；一个是景观的力量、自然力量。 处理方式就是两个三角形，扭动一边儿形成一个像台阶的空间，可以从这个公园的道路很轻松地走下去，会看到湖原来这么美，当我们走到它另外一边，就是一个翻过来的楼梯，这是建筑的力量，就像一个屋檐，有个东西好像会去包裹你，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建筑和建筑下面人的活动。
成都·兴隆湖路演中心-效果图
成都·兴隆湖路演中心-施工中
邵 ：我更关心的是几个点。第一个是怎么回到公园，回到湖岸，第二个是人会在这样的空间里怎么去使用它？
王 ：我们在设想的时候有很多模式，考虑了很多种使用状态，平时它是很集约的，因为那里现在还没太 多的人，忽然很多人去的时候也可以承载，这是我们希望的状态，另外它有很多室外展场、室外空间、室外舞台，所以这个建筑不只是室内的。
现在建筑比街道或者公共空间更容易传播，所以可能很多人会注意到建筑师所做的某一个建筑、某一个空间、某一个瞬间，但是我认为建筑有很长的时间还是在城市里的，它应该是开放的。
成都·兴隆湖路演中心-效果图
邵 ：所以美丑和形式是你的一部分，但是你不会完全停留在这块，你还是把人工放进自然造化的状态，其实很契合路演中心的感觉。你在解构每个场地的时候，你的逻辑是什么？
王 ： 核心的逻辑还是回到环境、人文、时间三个维度。
邵 ：环境是指什么？
王 ：这个环境是很复杂的，有可能是物理环境，比如现在看到的高、低、明、暗以及水路，也有可能是一些社会环境。而且还有待翻新和新建是不一样的，待翻新的背景也是不一样。还有很多是写在我们环境里的人文。
我们认为建筑不是纯粹的造型问题或者空间形象问题，我也不去刻意的寻求某一种唯一性。但是我认为最后出来的东西会差别很大，唯一性很高。因为它是无心为之的，因为 环境、人文、时间这些因素会给我们很多线索，这些线索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基地都不一样，就算相近，组合也不一样，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得出的结论会因为这个组合不一样，差别特别大。
邵 ：你怎么界定天仝本身跟别的事务所的差异性，或者做城市，看城市，看建筑有哪些不一样的，你有去想过这件事吗？
王 ：首先从环境出发去做事情，或者从社会背景、功能背景、开发背景去做设计，这件事情本身在中国不算非常普遍和大众的情况，因为这件事儿很费功夫，要花很多的精力去收集整理呈现，才能让别人认为这是条线索。
邵 ：所以我觉得差异性可能落在你的整理方式上。其实独立事务所带有极强的自我属性，或者自我精神，或者是自我的理想主义状态。
王 ：反过来它还是一种时代烙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个时代，所有的文化，所有给我们的信息，我们是会被带节奏，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很淡定的状态，我认为只要照着真实感受去做，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这个时代。
邵 ：你已经在这个时代里边了，就是不管你的任何动作、行为因素，都带有极强的脉络感，不管你怎么回避这个问题，这个东西是不可抗的。受影响这件事，你怎么看？在我们既有的知识体系里面你会挑选哪一种？
王 ：其实是世界观或者态度的系统构建问题，当我们选择了一种态度，我们会得到很多信息，然后自己会去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状态，受影响是不太可以避免，因为我们现在获得信息的方式太快太容易了。
邵 ：或者说我们现在的状态，我要做到的是怎么去不受影响？
邵 ：海量信息的这个状态出来之后，你就会急促，甚至它会勾连你的呼吸，好像是在它的这个极速的状态里，我觉得互联是极其被动的一个行为，自处这件事可能更为重要，如果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自处的方式，就像独立事务所之所以独立，我觉得独立这件事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