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拜登告别演说第二天放大招，对华AI再管制，特朗普也补刀，新建政府部门对全球征税

美国政府四年大换血，距离拜登卸任还有不到一周，当地时间1月13日，拜登进行告别外交演说，声称“中国不会超过美国”。不到一天，美国政府出台了《人工智能扩散管制框架》，这份规则是在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的芯片和半导体出口管制规则上的进一步更新。

这份规则将在120天公众意见征询后生效，届时美国已经是特朗普“当家”，因此，其最终的实施需要经过特朗普政府的批准。中国商务部在1月13日呼吁拜登政府停止出台，坚决反对此项规则。而这份“最终规则”一旦实施，势必会对全球范围内的科技行业产生影响。

新规则不仅与硬件出口管制有关，还将AI模型权重纳入监管范围。现在我们所使用的AI工具，都需要经过训练和推理。而针对AI大模型训练所需的高性能GPU芯片和一些推理芯片是由美国科技公司推出的。这项“最终规则”希望通过权重与算力的双重限制，对AI大模型训练所需的高性能GPU芯片、模型权重参数进行严苛审查，这将会导致全球AI技术与产业链的进一步分化。

美国意图通过划分核心盟友、中间层观察国家和敌对国家三大圈层，重塑全球技术生态。然而，这种做法可能引发问题。即使部分核心盟友如日韩、台湾地区被归入最内圈，但需要提交申请以证明数据中心GPU不外泄，这仍会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对GPU出口数量和性能的严格限制可能影响中间层国家的AI产业发展，迫使其转向其他供应来源。当然，对中国等国家的全面管制将促使相关国家进一步加快自主研发，增强本地化替代能力。

美国企业对此框架的反应呈现出明显的负面态度。英伟达和甲骨文等公司1月13日发布声明拜登政府的行为会破坏市场。英伟达收入来源的一半以上都来自海外市场，2024年前三季度海外市场收入占比54.7%。这份最终规则如果实施，将极大影响其出口。

长期来看，这种管制可能导致全球技术生态分裂，美国在AI领域的技术输出优势也将被逐步削弱。AI模型正从训练阶段向推理阶段过渡。推理应用对算力和能效比的需求更为苛刻，而美国的管制框架只针对训练阶段设置了高门槛，但未能有效覆盖推理阶段的技术扩散。这意味着，随着推理需求的增长，新的技术突破可能绕过美国的核心管制，形成全球市场的新格局。

面对美国日益严格的AI出口管制，中国企业可能会加速国产化替代进程。通过自主创新，实现在算力、存力和运力的融合方面构建本土生态，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同时，集中资源开发专用推理芯片如ASIC，优化推理效率和能耗，推动推理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化落地。此外，构建全球化合作网络也是重要一步。中企可以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合作，利用全球市场分布分散技术管制风险。

美国的《人工智能扩散管制框架》虽意图遏制技术扩散，但其复杂性和执行难度将限制实际效果。尤其是在推理时代到来之际，硬件性能不再是唯一的核心，应用驱动与场景创新将占据更重要地位。中国企业在面对挑战的同时，也有机会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实现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转变。

在对外筑墙方面，特朗普也不遑多让，尤其关税政策上。1月14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一个“对外税务局”政府部门，专门负责征收关税、税费和其他来自外国的收入。这一政策引起了广泛的国内外关注。通过对外征税，特朗普试图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强化“美国优先”的经济战略。然而，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可能远未达到预期，并且会对美国国内经济和全球贸易产生深远影响。

特朗普设立对外税务局的初衷，是通过提高对进口商品的关税，增加政府收入，同时鼓励国内生产以减少对外国商品的依赖。2024年11月25日特朗普首次表示，希望通过对加拿大、墨西哥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对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迫使这些国家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买单”，并促进美国制造业回流。设立专门的对外税务局，旨在将这一计划机制化和长期化。

从理论上看，对外征税能够在短期内提高进口商品价格，抑制进口需求，并为美国政府创造一部分财政收入。然而，经济学研究表明，关税成本通常会由进口国的消费者和企业承担，而不是出口国，这为该政策的实际效果蒙上了一层阴影。关税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使商品价格上涨。

美国许多制造业企业依赖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关税政策将增加生产成本，削弱企业竞争力，并可能迫使企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或减少雇佣员工。此外，高关税会破坏供应链稳定性，增加企业运营的不确定性。关税引发的价格上涨将进一步推高通胀水平。2024年12月美国通胀率在3.3%，如果因关税政策导致通胀加剧，美联储可能被迫重启加息周期。这不仅会增加债务成本，还可能引发经济衰退。

同时，虽然对外征税能够在短期内增加政府收入，但这种方式并非长期可持续。高关税可能导致进口总量下降，从而减少关税收入。同时，贸易伙伴的报复性措施也可能导致美国出口商品受限，削弱经济增长。在国际贸易方面，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可能会引发贸易战。历史经验表明，当一国提高关税，贸易伙伴通常会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特朗普政策可能迫使跨国企业调整供应链布局，以规避高关税。这将增加全球生产成本，并削弱全球化带来的效率收益。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36万亿美元，特朗普的经济计划可能在2035年前使债务再增长7.75万亿美元。高关税引发的通胀将增加利率上升的可能性，进一步抬高债务偿还成本。2024年，美国政府用于偿还国债利息的支出已达8820亿美元，相较2023年增长33.8%。如果关税政策未能带来预期的收入增长，反而引发经济增速放缓，将进一步加剧财政赤字和债务压力。

美国的管制政策更像是一堵“高墙”，试图阻挡AI技术的跨境流动，但技术的内生驱动力终将突破藩篱。中国企业只有通过技术自立、全球协作和生态构建，才能实现稳步前行。而特朗普的上任势必会加速美国的“闭门”措施，对外加关税在短期可能会有积极效果，但对于一个已经面临高债务压力的经济体而言，关税政策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性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智者听百家言，愚者守一家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味将自己的大门关闭，只会开历史倒车，无法实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