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1年的六月，江南大地阴雨连绵，积水成涝，即将成熟的稻田变成了一片泽国。

夏收已然泡了汤，秋收却还得好几个月，事情是明摆着的——米价即将大幅上涨。

苏州城的百姓们人心惶惶，深怕难以度过这个艰难的夏天。

就在这时，又传来一个更可怕的消息，一下让苏州的百姓们感到天塌地陷……

01

宋以来，苏州府已经逐渐成为天下最为富庶的地区。

在元朝末年的群雄混战中，苏州为朱元璋的死对手——张士诚占据十年之久。

最终，张士诚被朱元璋打败，身死国灭。

张士诚虽然亡了，但因为他在苏州期间给百姓做过不少好事儿，所以苏州百姓大多都依然怀念“张王”，这就让朱元璋非常不爽。

为此，朱元璋对苏州实施了严厉的惩罚——不但将苏州居民大量强制迁徙到江北，还对苏州制定了全国最重的税负标准。

明代的苏州府，田地只占全国百分之一左右，却要负担全国近十分之一的田亩税。

除此之外，苏州还要为明朝皇宫提供大量丝绸、锦缎。

这些丝绸、锦缎大多是由官府以很低的价格向苏州本地的丝织作坊收购的，基本上属于半买半上贡的状态，相当于在沉重的税负之外又多加了一份压榨。

明朝之所以把这份额外的压榨专门压到苏州人头上，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苏州的丝织技术水平全国最高，出的绸缎质量最好；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苏州的丝织产业规模大，从业者多——羊多了薅羊毛才方便，这道理谁都懂。

当时的苏州城里，私人开设的丝织作坊不下有几百家。

这些作坊，大的有几十张织机，小的也有五六张织机。

作坊主名叫“机户”，专门雇佣那些无田无产的穷汉来织丝绸，“计日取值”，也就是干一天活发一天的工钱，穷汉们就靠这点工钱勉强糊口，作坊主则靠剥削穷汉的剩余价值发家致富。

曾经有史学家说，这就是属于“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生产关系。

是不是“资本主义”咱就不细究了。

总之，机户和他们的雇工，以及做丝绸生意的商人、搞丝绸运输的车夫、马夫、船夫，再加上和丝绸业有关的缫丝、印染、刺绣、制衣等行业从业人员，还有投资丝绸生意的士绅，当时几乎半个苏州城的人都靠丝绸吃饭。

丝绸业对苏州来说不但是支柱产业，简直就是吃饭的饭碗。

而现在，大明朝竟然要砸掉苏州人的这个“饭碗”了！

02

1601年的这个夏天，统治明朝的是万历皇帝朱翊钧。

万历十岁继承皇位，在位的前十年真正主持朝政的是首辅张居正。

老张辛辛苦苦干了十一年，去世了，给朱翊钧留下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家底子。

可惜，被张居正管教了十多年的朱翊钧已经成了一个叛逆心理极重的青年。

亲政之初勉强维持了几天勤政爱民的形象之后就不装了，开始放飞自我，酒色财气，什么不好来什么。

尤其是在败家这方面，朱翊钧更是不败不舒服。

他刚一亲政就开始修建自己的皇陵，七年之间花费白银八百多万两；

为了给他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举办婚礼，一下子花掉了白银三十万两；

他自己一年的饭钱就要二十七万两，采买珠宝、袍服，动辄花费几十上百万两。

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二十八年（1600年）间，明朝又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战争，花掉军费上千万两。

朱翊钧如此败家，让每年只有四百万两正常税收入账的大明王朝财政系统走向了崩溃的状态。

越来越感到钱不够用的朱翊钧，开始使用起了“非常规手段”。

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他把一大批身边的亲信太监派到全国各地，以“矿监”、“税使”的名义，在正常税收之外加收“矿税”、“商税”，搜刮各地的民财以供他个人享用。

一向富庶甲天下的苏州当然更是搜刮的重点。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太监孙隆奉朱翊钧之命，带领一群走狗趾高气昂地来到苏州。

孙隆刚到苏州的时候，应该说还算谨慎小心。

因为他知道苏州这个地方在朝为官的人多，退休在家的高官也多，读书人更是遍地都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搜刮民财，不小心一点是要出大乱子的。

因此，他为了减少阻力，提出了一个“只征行商，不征坐贾”的原则，也就是说，只对来往于苏州的外地商人征收额外的商税，而苏州本地的机户、商人及其他丝绸业从业人员都不加征税收。

这一招果然有效，苏州本地士绅和富户们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再说毕竟没有加征到自己头上，也就忍气吞声当看不见了。

于是乎，苏州城六个城门和城外的水路要冲上就纷纷建起了二十多个税卡，孙隆雇佣了苏州本地的一批地痞流氓充当税管，所有经过的商人都要缴纳过路税。

至于税额，反正没有法律规定，就全凭税官老爷们高兴，想抽多少抽多少。

本来，明朝官府在各交通要道上已经设有法定的“钞关”，用于征收行商的商税。现在孙隆又税上加税，行商们简直苦不堪言。

行商们生意不好做了，于是只好不来苏州或者少来苏州。

行商少了，孙隆的税源也就少了，于是他开始不顾吃相，对进城卖菜卖鸡卖鱼的小贩和农民也进行抽税，一只鸡、一把菜、一条鱼都要征税，交不起税的不是挨鞭子就是东西被没收。

这么一来，来苏州城里卖东西的小贩和农民也少了，市面萧条、物价上涨，屁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眼看税源越来越少，孙隆急了，深怕被主子责怪，于是终于撕下了最后的底裤——万历二十九年五月底，他下令：苏州城里，每张织机都要缴税银三钱，每织出一匹丝绸，还要再缴银五钱。

这一下，苏州城里炸开了锅！

当初说好的“只征行商，不征坐贾”，现在居然行商坐贾要一起征了！

还要不要点碧莲？

本来这两年苏州丝织业就已经越来越萧条了，现在还要加征税收，还让不让人活了？！

既然不让我们活了，我们也不干了！大家全都关门歇业吧！

就这样，曾经每天机杼声不绝于耳的苏州城，机杼声一下子消失了！

03

六月初五，苏州市中心玄妙观前的大街上，聚集着一群群焦急而又沮丧的穷汉。

他们都是靠给机户打工谋生的“织工”，每天一大早他们就聚集到观前街，等待作坊主们挑选去干活，一直干到万家灯火，才能拿着一点工钱，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休息。他们是手停口停，一天没活干就一天没钱买米。

自从孙隆宣布对苏州的“坐贾”也加征税收以来，苏州全城的丝织业作坊纷纷宣布关门歇业，这些打工人一下子没了雇主，仅有的生活来源也断了。

因为没钱买米，有的人家里老婆孩子都饿了几天了。

虽然他们早都知道全城丝织作坊已关张歇业的消息，但还是怀着最后一丝幻想，来到观前街，看看能不能捡个漏。

可是，都日上三竿了，依然一个雇主也没有出现。

打工人们又饿又累又烦躁，心态快要崩了。

就在此时，一个打工人突然站出来，对织工们大声说道：“朝廷派来的税使给机户增税，全城机户都关门歇业了，大家不要再指望有人雇我们了！”

大家转眼一看，这不是葛成么？

葛成是苏州本地人。他与万历皇帝是同龄人，但却同龄不同命——万历皇帝每天在皇宫中锦衣玉食，葛成却只能每天在丝织作坊里996，一天没活干一天没饭吃；

万历皇帝嫔妃成群，甚至一天娶八个女人，而葛成因为贫穷，三十大几了还是光棍一条。

孙隆来的这两年，苏州的丝织业日益萧条，葛成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忍饥挨饿已经常态化了。

如今孙隆又下令增加税赋，机户们纷纷关门歇业，这更把葛成推上了绝路。

反抗会被官府杀头，但不反抗便要饿死。葛成决定，不能再忍了！

大家一看葛成站出来说话了，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于是问他：“没人雇我们干活，你说怎么办呢？”

葛成振臂一呼：“大家现在活不下去，都是因为那些狗税官，我愿意带领大家去杀他们，朝廷问罪下来，是杀是剐我一人承担！愿意一起跟我一起杀税官的，明天来玄妙观集合！”

苏州有句伲语，叫“饿死不如闯祸”。

平常这些打工人们都唯唯诺诺、胆小怕事，连机户责骂他们都不敢回嘴，唯恐砸了饭碗。

但现在饭碗已经被人砸了，还怕你个毬？！

第二天，六月初六，一个难得的晴天，一大早就有两千多名织工来到玄妙观前集合。

葛成身穿麻衣，手持芭蕉扇，带领大家一起盟誓，发誓只杀税官，不扰市民，只烧税卡，不劫民财，所有起义参与者都听葛成的芭蕉扇指挥。

盟誓完毕，两千多名织工在葛成的指挥下，分成六路，分别向六个城门进发。为了减少暴力伤害，不给官府“谋反”的口实，葛成要求大家只用木棍，不得拿刀枪之类的兵器。

他们一路前进，沿途的苏州市民纷纷跟随，要看看这些穷汉们是否真的敢杀朝廷派来的税官。

05

葛成亲自率领的这一队织工目标是葑门税卡。

当他们赶到葑门的时候，几个税官正拦住一个卖瓜的老人，逼着老人缴税。

老人无钱可缴，税官们就拿着皮鞭猛抽老人。

葛成见状，一挥芭蕉扇，大喝一声：“打！”

身后的织工们一拥而上，挥舞木棍，把刚才还耀武扬威的税官们打得抱头鼠窜。

把持葑门税卡的是孙隆的狗腿子黄建节，他平常对百姓最狂，认为屁民就是个屁。

现在到了这当儿上了，他还想抖威风，想把织工们“斥退”，结果被织工们一顿乱棍当场打死。

另外几路起义的织工，也分别向平门、阊门、相门、盘门等几个城门的税卡发起了攻击。

平日里趾高气昂的税官们，在织工们棍棒面前被打得跪地求饶，威风扫地。

有少数几个不识相企图反抗的，都被织工们扔进了河里。

六座城门的税卡搜刮了苏州人两年，却在一个上午就被织工们全部烧成了灰烬。

围观的苏州市民激动不已，他们编出了歌谣，热情歌颂葛成和起义的织工们的壮举：

“千人奋梃出，万人夹道看。斩尔木，揭尔竿，随我来，杀税官！”

城门的税卡全部拔除之后，葛成又率领织工们前去捉拿孙隆的另外两个狗腿子——汤莘和徐成。

这两个人都是苏州本地人，却抱着孙隆的大腿，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欺压苏州百姓，为孙隆搜刮民脂民膏。

当织工们冲到他们的家里，却发现这两条走狗已经得到风声，逃进了长洲县衙门（明代苏州府城分为两个县——长洲县和吴县）。

于是葛成率领职工们迅速跑到长洲县衙门大门前，要求知县交出汤、徐二人。

但长洲县衙门却大门紧闭，无人出来答复。愤怒的织工们想要冲进县衙捉人，却被理智的葛成阻止。

他很清楚，一冲击官府，这事儿的性质就变了，所以绝对不能冲击官府，只能继续围住县衙门。

到了午后，聚集在县衙前的人越来越多，苏州知府朱燮元急得团团转，但因为手上无兵，根本无法镇压，若一直拖延下去，深恐引起起义者愤怒，转而进攻衙门，将危及自身安全。

无奈之下，只好下令将汤、徐二人交出。

织工们将这两条走狗押到玄妙观前，宣布了他们的罪状，将他们一顿乱棍击毙。

收拾完了走狗，下面该轮到和他们的主子孙隆了。

下午，葛成率领织工们冲向了孙隆的驻地——北局税监司，准备活捉。

然而，孙隆早已得到消息，迅速逃到了退休在家的苏州大官僚申时行的家中躲避，起义者扑了个空。

待到天黑下来，孙隆偷偷溜上了申家的小船，一路连夜跑路去了杭州。

06

织工们的壮举震撼了苏州市民，更让市民们震撼的，是织工们在起义中表现出的那种高度的纪律性。

葛成在起义之前就为起义者立下规矩，“不挟一刃，不掠一物。”

起义织工们只以棍棒为武器，攻击对象只限于设卡害民的税官，而绝不骚扰伤害无辜市民。

在搜捕汤、徐二人的时候，葛成率领的队伍误入了他们的邻居家中，葛成弄清情况后，马上对户主人作揖赔罪。

有人想借起义趁火打劫，偷盗财物，葛成发现后立即下令将此人乱棍打死。

数千人的起义队伍，在葛成的指挥下纪律森严、秋毫无犯。

苏州城里社会秩序井然，市民生活一切如常，甚至就连官府衙门也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这一点，让知府朱燮元也不得不啧啧称奇。

六月初九，起义的第四天，葛成鉴于城内税官税卡都已被肃清，苏州知府朱燮元也已答应取消增加的税赋，于是决定结束起义，发布安民告示：

“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今大事已定，四方生民各安天理，无得藉口生乱。”

轰轰烈烈的抗税起义一夜之间偃旗息鼓，苏州城又重归平静。

缓过劲来的朱燮元马上从周边州县调来了大批兵马，准备对打工人们秋后算账。

危急时刻，葛成说到做到，自己一个人去官府投案，独自承担了所有的罪名。

面对朱燮元的讯问，葛成大义凛然地说道：

“倡义者我也！以我正法足矣！无株连平民，株连则必生乱！”

听说葛成被捕，苏州市民纷纷前往知府衙门，请求知府向朝廷申明实情。

朝廷中的苏州籍官员们，因为痛恨这些“税使”祸乱家乡，听说了葛成的事后也都纷纷上书，为葛成辩护。

他们说，葛成倡义，一不持兵器，二不反朝廷，三天之内不伤市民一人，不抢民财一文，不毁官府一物，所打杀的税官也不是什么真正的“体制内”，而都是孙隆雇来的苏州的地痞流氓，不能算是杀害朝廷命官。

既然如此，这就不能算是造反。

其实朱翊钧何尝不知道，大明的祖制里哪一条写着皇上可以派太监出去在正赋之外加征赋税？

但孙隆毕竟是自己派出去的，苏州的屁民如此不给面子，自己这个皇帝脸还往哪儿搁？

因此，他一再给南直隶和苏州府施压，要求对葛成“明正典刑”。

上边下边的压力一起都压到了朱燮元的身上。

经过反复权衡，朱燮元最终决定，以“聚众倡乱”的罪名判处葛成死刑，打入死牢，但并不立即执行，而是一直“监候”，也就是一直死缓状态。

这样既顾全了皇帝的脸面，也保全了葛成的性命，对苏州百姓也算是个还能接受的结果。

葛成正式入狱的这一天，苏州城万人空巷，成千上万的市民自发赶来为这位城市英雄送行。

他们有的端着好酒好菜，有的拿着崭新的衣帽鞋袜，还有的直接捧着金银，想要赠给葛成。

然而，葛成一一谢绝了市民们的好意，与他起事时一样，“不取一物”，从容走进死牢之中。

一段传奇，就此划上了句号。

07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葛成在死牢中已经度过了十二个春秋，这一年，葛成终于获得了朝廷的赦免，结束了漫长的牢狱生活。

入狱时，他三十多岁，正值壮年，而出狱时，却已经是两鬓斑白、年近半百了。

苏州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多年前的英雄和他所做出的壮举，听到他出狱的消息，千百市民再次像十二年前那样，涌来监狱门前，迎接他的重获自由。

为了感谢这位为民请命、挺身倡义的英雄，一些富有的机户要赠送他房屋、钱财，还有的要为他娶妻成家，但他都谢绝了。

大家感怀他的贤德，尊称他为“葛将军”，但他却依然穿着破旧的麻衣，和年轻时一样，靠做雇工过着贫苦的生活，淡然面对一切的尊荣。

就这样，日子又过去了十多年，到了天启六年（1626年），为了镇压政敌东林党人，当朝的大太监魏忠贤派出大批锦衣卫特务前往苏州，准备抓捕以清正廉洁著称的周顺昌。

被葛成的精神所鼓舞的苏州百姓，再次自发组织起了对暴政的反抗。

在苏州市民的痛打之下，两名锦衣卫特务被击毙。

事后，朝廷大规模搜捕参与暴动的市民，颜佩韦等五人仿效葛成，挺身而出，担下罪名，最后全部被以酷刑处死。苏州市民感念五人的忠义，将他们安葬在山塘街上。

此时已经年届花甲的葛成做出了一个决定——为这些抗暴的后辈们守墓。

直到四年后，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遵照他的遗愿，苏州士绅和百姓将他安葬在五人之墓的对面，让这位抗暴的前辈与五位后辈永远相望。

位于苏州山塘街的葛成墓

屁民在平常，确实像屁，没人在乎，没人记得。

但当他们苟活与世上的卑微愿望也被人粗暴践踏时，屁民不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