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贺子珍坚信霍小青就是自己当年在福建生下的小毛毛呢？

就在贺子珍即将与“小毛毛”相认的时候，一个中年女干部找到上海贺子珍家里：“这是我的孩子……”

毛主席不想卷入这场“争儿风波”，他通过周恩来总理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就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毛泽东

1927年，贺子珍第一次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相识，之后两人经过相处，走到了一起，不久便结为夫妻。

在黄洋界下的宁冈县茅坪，有一座古朴庄重的八角楼。这是一栋双层木质结构的小楼，位于茅坪的中心。那是毛泽东工作的地方。每天黄昏，当落日的余辉渐渐隐去，深沉的夜幕笼罩茅坪时，毛泽东就在一盏小油灯下进行工作，一直辛劳到月落星稀。与他长夜相伴者，唯有贺子珍一人。

贺子珍在油灯下盘腿而坐，一瓶浆糊，一把剪刀，一堆旧报纸，一个小本子，一支红蓝两色铅笔，全摆在眼前。她轻缓地翻阅着报纸，一双敏锐的眼睛，好似把一切都能映射到心灵中去。每看到有点参考价值的新闻、报道，她会用红铅笔画条杠，或打个圈，然后摆在案头或靠近八仙桌的窗台上。贺子珍剪刀在握，用灵巧的手指旋弄着剪锋下的纸片，于是，一则则有用的新闻，从剪锋下纷纷而出；一篇篇难得的资料，争着在她的手中摇动……这剪下来的“豆腐块”大小的东西，或是中国国内形势的晴雨表，或是世界形势的测试仪，对毛泽东的写作都大有用处。

贺子珍、毛泽东

一天深夜，毛泽东在八角楼的熠熠灯光下，饱蘸浓墨，奋笔疾书。万籁俱寂之中，不时有剪刀发出“沙沙”的轻微响声。这声音不会干扰他的思路，只会缓缓地引出他的思潮。写着写着，毛泽东忽然停下笔来，神情专注地翻阅着放在他面前的一本剪报。忽然间，他看到一块特别有价值的资料，便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乐滋滋地走到贺子珍身边，轻轻地拍着她的肩头，止不住地连声说：“好！好！好！”满脸堆着笑，深情地望着贺子珍。原来，毛泽东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正缺少这样的资料，真是“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载妙处如梦令”，不亦乐哉！

那时由于敌人封锁，井冈山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盐吃，没有纸张用，甚至粮食、蔬菜也发生了问题。

毛泽东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写文件，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饮食又太差，眼睛凹下去，歡骨突了出来。贺子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身体力行，拿起锄头，用自己的汗水，硬是开挖了六七分菜地。贺子珍在小菜园里种上毛泽东喜欢吃的各种蔬菜，使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尝到可口的菜肴。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的一所医院内，为毛泽东生下第二个孩子。这是个男孩，起了个小名叫“毛毛”。

毛泽东、贺子珍

当时，毛泽东在长汀偏僻山坳里的一座大庙里（红军医院所在地）养病，他十分想念自己的妻儿。于是每天清晨，贺子珍便以虚弱之身，抱着小毛毛走十多里山路赶往太庙。妻子孩子就是一团火，让寂寞许久的毛泽东不再孤单，妻儿将他寂寞的心灵温暖了。尽管山里很冷，棉被又薄，但有一回贺子珍伏身向他问道：“你觉得冷吗？”毛泽东紧紧握住妻子的手，一种温暖的感觉渗透了他的全身，他快乐地朝贺子珍眨眨眼睛，笑着回答：“不！我觉得很温暖！”

贺子珍为了毛泽东每天往返两地，就这样，一直到夕阳落山，她才抱着孩子一步一滑、一步一颠地回到住地。常常一进家门，她便觉得全身所有的部位都不听支配，身子轻飘飘的，头却异常沉重，头晕目眩，甚至呕吐不已，不得不躺下来休息。

不久，长征开始了，毛泽东对贺子珍讲了中央的指示：“这次红军转移，一律不准带孩子。”没办法，贺子珍只好把孩子托付给坚持游击活动的毛泽覃和贺怡。当时贺子珍还做了一个小棉袄，算是留给孩子的财产。

贺子珍在毛泽东身边10年，直到1937年她执意离开延安，去往苏联治病。

贺子珍、贺怡

1949年全国解放，在新中国成立之际，贺子珍回到了祖国。但由于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贺子珍没有去延安，也没有去北京，而是被安排到上海居住。当时，除了几个亲近的工作人员外，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份。贺子珍孤单地住在上海四川北路的一座古老幽静的两层小洋楼里，常常陷入对过去的回忆中。

新中国成立后，“小毛毛”这个名字又回到了贺子珍的脑海中，她日思夜想，总觉得他还活着。就在上海居住的第四年，贺子珍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思念，她给当时的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希望他能帮忙找一找自己和毛主席失落多年的儿子小毛。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已是半年，孩子的消息几乎没有。

突然有一天，一条消息引起了贺子珍的注意。有人说贺子珍当年的战友朱月倩曾认领过一个男孩，长得很像毛泽东。

不管怎样，有消息总比没有好。贺子珍马上打听到朱月倩和那孩子的所在地，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

贺子珍晚年和护士

对中共党史有所了解的，或许见过霍步青这个名字。

霍步青，四川纂江温泉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1926年毕业后加入国民革命军。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他和周恩来一起到上海党中央机关从事地下工作。当时周恩来是中央组织部长，他是组织部秘书长，是党内难得的人才。

1931年，由于顾顺章的叛变，霍步青被国民党通缉。1933年，霍步青积劳成疾，在病中遭到敌人的暗算，服下毒药后不幸病逝，死时只有31岁。

当时霍步青的妻子朱月倩已有身孕，此前他们的三个女儿都没能活下来，于是这个尚在腹中的孩子就成了霍步青唯一的后人。

当时，朱月倩的顶头上司（军委秘书长）邓小平同志对其十分关心，多次嘱咐她准备生产前一定要打好招呼，大家好提前安排。

邓小平

就在朱月倩怀孕8个月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她的肚子疼痛不止，随后便晕倒在地。邓小平同志得知，立即让身边的三个同志放下手中工作，又招来一个警卫员和一副担架，赶紧将昏迷过去的朱月倩抬起，急匆匆朝医院赶去。谁知刚到医院，朱月倩便早产生下了孩子。

当时，给朱月倩接生的是傅连璋院长。孩子生下后没动静，一直不哭，就是他在孩子的屁股上连拍数掌，才让孩子发出了极微弱的声音。

由于身体不好，朱月倩生产后没有奶水，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知道后，就托人找了个奶妈。当时找到的就是卫生部所在地房东朱盛苔、黄月英夫妇。

为了纪念牺牲的丈夫，朱月倩给孩子取名为霍小青。

在朱月倩神志还不太清醒的时候，奶妈就把霍小青抱走了。不过朱月倩一直记得两个名字：黄月英、朱坊村。这是奶妈和她的住址，朱月倩不敢忘记。

朱月倩康复后，便开始在中央机关与朱坊村之间两头跑，平时有什么好的物资，她也都舍不得用，全都送给黄月英一家。直到1934年夏，红军即将北上长征，组织上下令所有孩子都留在当地。朱月倩非常不舍，但也没有办法，只能把霍小青托付给朱盛苔、黄月英夫妇。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还给孩子改了个名字——“朱道来”。

长征女红军雕像

时光飞逝，朱月倩自己都想不到，她与孩子这一分开就是十几年。好在这期间她一直和瑞金朱坊村保持着联系，只是不知道孩子如今长什么样了。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初，朱盛苔带着霍小青辗转来到上海，找到了在空军某部供职的朱月倩。他要亲手把孩子还给母亲。

看到眼前17岁的小伙子，朱月倩红了眼睛。他和丈夫长得那么像，朱月倩一眼就认出，这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小青。

母子重逢，分外感人。

朱盛苔激动之余，又从怀里掏出一封介绍信来。这是瑞金地区专员朱开铨写给华东局组织部部长刘晓的介绍信。上面写着：“介绍霍小青回到其母亲朱月倩处。”

有了这封信，霍小青的身份算是有了依据，而朱月倩也凭着这份介绍信，为霍小青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

1951年，朱月倩带着霍小青去了南京上学。从此一家人团圆了，但让朱月倩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一场“争儿风波”即将到来。

贺子珍、贺敏学与孩子

贺子珍和朱月倩是老战友了，不过自江西一别，也有十几年没有见过彼此，这次贺子珍的突然来访，让朱月倩感到惊喜又疑惑。

在聊天时，朱月倩发现贺子珍对自己的孩子好像特别感兴趣，一直询问孩子的出生细节等事。后来还经常去学校看望孩子，关心孩子的学习与生活。

一开始朱月倩并没有对此感到介意，她也理解同样身为母亲的贺子珍的心情。直到后来有一天，朱月倩去上海看病，顺便看望贺子珍，却发现孩子霍小青就在贺子珍家里。贺子珍终于开口了，她对朱月倩说：“有件事，我早想跟你说了……其实，小青是我生的。”

朱月倩被贺子珍突如其来的话给弄糊涂了，霍小青是自己的孩子，怎么成了贺子珍生的了？

朱月倩平复了一下心情，好心地对贺子珍解释，说孩子的确是自己在瑞金的红色医院生的，邓小平和邓大姐都能证明，要是你是因为喜欢小青的话，我可以送给你。

贺子珍听后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的神情又黯然了下去。

贺子珍、李敏与孩子

日子就这样继续过着，突然有一天，朱月倩发现霍小青放学了却没有回家。等了一晚上，第二天朱月倩去儿子所在的学校寻找，却被告知孩子被上海来的人接走了。

朱月倩马上给华东局打了电报，请组织帮助她在上海寻找儿子。事情很快有了结果，和料想的一样，霍小青去了贺子珍家。

华东局的陈毅对这件事十分重视，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孩子和两个革命母亲。于情于理，组织上是不能伤害其中任何一位母亲的。这件事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办公厅主任赵尚志心中有了一个谱。

赵尚志找到当年霍小青的奶妈黄月英，直接了当地问，这孩子究竟是谁的？

让他没想到的是，黄月英却说是毛主席的。尽管他再三提及朱月倩极其证据，但黄月英依然坚持自己的说法。

为了证明霍小青是自己的孩子，朱月倩费劲心力找了很多当年的战友、首长、老乡。大家都能证明，她当年的确在瑞金生下一个男孩，并交给朱坊村一户人家收养。连邓小平同志也写了一封信，说他可以证明这件事是有的。

邓小平

没办法，赵尚志只好把这件事上报到中央。当时中组部委托邓颖超同志开会讨论，毛主席不想卷入这场“争儿风波”，就没有参加会议。不过他还是通过周恩来总理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就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这场会议开了三天，最后的结果是：霍小青的确是霍步青遗孤。

事后，邓颖超把霍小青叫到跟前，郑重地对孩子说：“我和总理同你爸爸在一起工作多年，你的神态和你爸爸很像，你该弄清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当然也不要忘记养育过你的养父养母。你长这么大，不容易啊！”

后来，中央也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处理方法，他们把霍小青交给了另一位革命母亲：帅孟奇。从此，霍小青便留在北京上学，他又多了一个母亲。

帅孟奇

初次来到北京的霍小青，带着这样一个复杂的身世，一时间也有些不知所措，但他很快就在新的学校适应了。

在北京师大南二附中（即后来的101中学），霍小青认真学习，努力读书，很快就把过去落下的课程补了回来，期末考试也能做到门门功课优秀。

对于自己的母亲们，霍小青也能做到谁都不辜负。他依然会时常看望自己的养母黄月英，也没有和贺子珍、朱月倩断了联系。母亲们对霍小青的生活也十分关系，每月都会给他邮寄衣服和零花钱。如此一来，也导致霍小青成了班上的“富翁”。

再说贺子珍这边，虽然组织上已经证实了霍小青并非当年失落的小毛毛，但贺子珍依然让女儿李敏多关心这个“弟弟”。李敏很听母亲的话，经常带着这个弟弟出去玩，一起聊天，吃饭。时间长了，霍小青也就把李敏真的当做了姐姐。

可是周围的人慢慢发现，霍小青好像变了，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霍步青、朱道来（霍小青）

1956年的一天，霍小青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就是贺子珍的儿子。霍小青捧着信，心情复杂，他多希望这是真的。为此，他擅自给自己改了名，叫做“贺雄”。

很快，改名的事被帅孟奇妈妈知道了，她很生气，当即把这件事报告了校长，并下令，以后未经中组部批准，霍小青的姓名不能改变。

没过多久，朱月倩也知道了儿子改名的事情，她马上赶到北京，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家中设宴，热情接待了她。席间，周恩来安慰朱月倩说：“霍小青就是霍小青，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改霍小青的名字。”提到在上海时，自己死去的三个女儿时，朱月倩感慨万千，周恩来宽慰她说：“你总算找到一个儿子了。”

“当毛主席的儿子”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而霍小青也越来越被这个名号所吸引，即使他心里清楚，自己的身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美梦扰乱了霍小青的心灵，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吹嘘自己，有时激动起来，他还会用手把头发往后一抹，问周围的人：“你们看看我像谁？”“我像毛主席不？”

毛泽东

从此，霍小青不再好好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毕业后，中组部为照顾朱月倩生活，便把霍小青调到南京的一个工厂当了一名工人。

命运是无情的，就在霍小青回到生母身边后没几年，他突然被查出患了癌症。1971年12月，霍小青因病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死前只有38岁。

霍小青死后多年，朱月倩老人曾悲伤却又认真地对记者说过这样一段话：

“他的一生也无多少值得我夸赞的，留念的，但他仍是我的儿子。他是历史真实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