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水”说最初来自国民党内。国民政府时期以西南为代表的反蒋派抨击蒋介石“剿共”不力，纵共削弱异己。这种“放水”说主要是反蒋策略的需要，更多的是基于立场与主观意图的猜测。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反共成为国民党内的政治正确。此前反对国民党联俄联共政策的西山会议派重新恢复党籍，汪精卫等改组派则因“分共”迟缓、反共不力在国民党政争中一度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指责“纵共”“放水”成为国民党人频繁使用的打击政敌的手段。1931年初蒋介石因约法之争扣留胡汉民，酿成西南与南京对抗的局面。西南方面的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4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通电弹劾蒋介石，其主要借口之一是蒋介石“养兵自重”，致使中共的红色武装割据成燎原之势，将红军的发展壮大归罪于蒋介石的“纵共”。这可能是最早版本的蒋介石“放水”红军说。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再度高举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大旗，在南方山区建立了众多的红色政权，燃起革命的星星之火。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政策造成白色政权之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重要原因。换言之，红色政权的发展壮大与蒋介石同各派系之间的角逐不无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放水”红军说的成立。

国民政府初期蒋介石之所以将政策重心用于应对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挑战，主要是这一时期中共虽然建立起了众多的红色政权，但对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威胁不大。而与红色政权相较，国民党各派系的挑战足以威胁其政权的生存。故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蒋介石是将地方实力派当作主要矛盾来处理的。但即使是在对地方实力派大加挞伐的时期，蒋介石对“剿共”仍有清醒认知，对“剿共”与讨伐地方实力派做过这样的比较：“对叛军仍以威武与怀柔并举，使其能服从中央而已，对土匪则害民，故非急剿之不可也。” 对“剿共”策略亦进行过探索：“剿匪部队之官长，必使其实施保甲法，促进地方自治，则剿匪方得有效。”

面对西南的“纵共”指责，蒋介石以约法之争后未能亲赴前线“剿共”为憾：“胡事发生后，如果即亲往剿共，使陈济棠、古应芬无所借口，则其变或可暂缓。”但当1931年7月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嫡系部队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部参与对江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并亲往南昌指挥时，西南旋即指责蒋介石此举意在“借剿共而图寇粤”，“现在蒋介石居然到江西去了，口里依然嚷着剿共，但谁都知道他是借剿共而寇粤”；“他现在计划，以共匪为先锋，蒋军尾其后，直捣潮汕，而窥广州。若此阴谋实现，则粤省人民必将尽死于蒋氏之手了”。“且又有一证明：“当张辉瓒惨败，头流赣江之时，不见蒋氏亲剿；长沙攻陷，杀人盈城之际，亦不见蒋氏督师，今独于两广反蒋之日，突然勇气百倍，亲自出马，其用心如何，不待智者而后明也。” 这可能是最早版本的蒋介石“放水”红军统一两广说。总之，在西南看来，蒋介石“剿共”不力是“拥兵自重”，“剿共”用力则是“借剿共图寇粤”。无论哪种情况，都难逃“纵共”之嫌。

当指责蒋介石“放水”“纵共”成为一种反蒋策略后，此说是否为真并不那么重要。代表西南舆论的《南华评论》如是说：“我们不看见蒋介石于三年前就大谈剿共了吗？然而实际上怎样呢？一方面借剿共之名，刮了大批金钱，寄到美国去，以作他年失败之后，做海外寓公之预备；另一方面捏词假众，屠戮了无数的中国国民党的忠实同志，而暗中却派邵力子潜与共匪干部联络，订定‘分治合作’之密约：‘共匪统治乡村，阿拉统治城市’，利益并无冲突，何妨互为狼狈？” 蒋介石是否借“剿共”刮钱寄到美国以作他日海外寓公之论不在讨论之列，姑且搁置，至于屠杀了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却属事实。

据王奇生的研究，由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是秘密进行的，在国民党的“清党”“分共”过程中，难以分辨谁是共产党。这使得“清党”中被杀戮的人士中非共产党党员人数远超过共产党党员人数，其中国民党党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至于蒋介石派邵力子与中共联络、订立分治合作则纯属臆造。西南指责蒋介石“纵共”之际，蒋介石本人则大喊冤枉：“闻粤伪府已下令讨伐，谓余联共，谓余剿匪不力。呜呼，天下尚有此忍心之叛徒，以诬陷人过至此者乎！”

作为西南反蒋派的精神领袖，胡汉民亲自操刀撰写《纵共政策及其危机》一文，对蒋介石的“纵共”进行归纳与总结。文中胡汉民历数蒋介石“纵共”之表现：“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前其政策在借剿赤为消灭异己部队之工具，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后则在借剿赤以遮蔽其迁移日本投降之错误，并利用‘抗日必先剿共’之口号，谋保持国民对彼之信任与谅解。同时仍实行其消弭异己之政策，希图树立其私人本位之嫡系武力。”“纵共”的理由是蒋介石高喊“剿共”，而“赤军之形势如旧”。此文中胡汉民注意到“剿共”作为手段的一面，无论是掩护对外之错误，还是对内之借此培植嫡系，都颇有所见，却忽略“剿共”本身也是蒋介石的目的一面。责蒋“纵共”之逻辑则是倒果为因。

有学者曾指出胡汉民为西南制定了对中央行为均表反对的基本策略，几乎在一切方面都与蒋介石对着干，这种为反对而反对是典型的在野派思维。在分析西南对蒋介石“纵共”指责时亦应考虑到此种在野派思维的作用。冯玉祥读到此文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三民主义月刊》，读了胡先生最近的文章，关于蒋的送红军西去，是很好很痛快的东西。”冯玉祥与胡汉民在反蒋立场上是一致的，故能够分享这篇批评蒋介石的文章所带来的情绪上的痛快，并不纠结所言事实是否为真。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期间，西南方面十分警惕地关注着南京与红军的一举一动，担心“剿共”背后的阴谋算计，尤其担心蒋介石有意逼迫红军西撤，中央乘机入粤入桂。元老派萧佛成向陈济棠指出：“蒋氏倾国之兵于南方，名为剿共，而使共军得突围西窜。当共军率其精锐分道袭击我军之时，不闻所谓中央以一兵一卒加于共军之老巢，以收夹攻之效。则蒋之用心，尤益明显。”“所应最注意者，须防蒋军借追击共军为名，乘机跟踪而来，使我猝不及备。” 萧佛成的说法是西南—南京对峙下对蒋介石意图的主观猜测与疑惧。这种猜测在西南内部比较普遍，但正因为是猜测，常出现自相矛盾之处。

李济深说：“中央原欲驱共入两粤，以计不得逞，现改取长期包围式，但吾人总有善法应付。” 李宗仁则称：“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自应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二李均指责蒋介石有意驱共入两粤，似可互相参证。但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还说：“中央当局拟借刀杀人，故任由共军进入广西，并未跟踪追击”，“如不得已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把共军驱至沿海一带，加以消灭，如民国十六年贺、叶南窜，终于在潮汕一带为李济深、黄绍竑所击败，便是一绝好的例证”。贺、叶指贺龙与叶挺。1927年10月，贺龙与叶挺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在潮汕一带遭遇狙击，大部溃散。引用材料完整后，不难发现二李说法其实自相矛盾。李济深判断蒋介石的意图是驱共入两粤，李宗仁则认为蒋介石本应驱共入粤，却驱共入桂。

与西南反蒋派责蒋“纵共”“放水”不同，蒋纬国等人则将“放水”红军长征说描述成蒋介石经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有意而为的“英明”策略。蒋纬国在其自传中称：“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假如不从整体来看，也没有办法体会我们为何放水。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懂得战略，懂得战略的人更能体会历史”。蒋纬国口中的战略是指南京中央势力“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

无论是30年代国民党内的反蒋派责蒋“纵共”“放水”，还是蒋纬国等有关蒋介石“放水”红军经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的种种说法，均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观点，所言均带有某种功利性的意图。随着相关档案资料，尤其是与蒋介石相关的日记、档案资料的开放与查阅的日趋便利，学术研究可能出现新进展。从这些资料来看，蒋介石的某些言行也确实有不少疑点。

从所言来看，蒋介石日记中，1934年10月30日记：“本月经过：甲、兴国宁都石城完全克复；乙、遍历甘宁陕豫冀鲁各省；丙、匪向西窜；丁、大会展期；戊、本身康健体验无恙，是先天与上帝之所赐也；己、晋鲁军调赣；庚、川事渐稳；辛、新疆通车。此皆统一之佳音也。”文中将红军西撤亦视为统一之佳音。12月29日记：“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此则日记最容易令人把“放水”红军西撤与经营四川抗战大后方联系起来。从蒋介石的行为来看，疑点如东西南北“围剿”布局中，西南两线薄弱；“围剿”关键时刻蒋介石离开江西开启月余的西北之行；等等。一些学者根据这些疑点，结合其他相关资料，也认为蒋介石有“放水”红军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