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探索】陈政明：写实咄咄逼真写意笔壮墨浓

说起当代水墨人物画家，可能会脱口而出：“刘文西、范曾、冯远、刘国辉、林墉”，即便“陈政明”这个名字不能脱口而出，但也绝对不能不知道。如果以圈内人自居，却不知道“陈政明”这个名字，那就说明还只是一位外行；如果以收藏家自居而不知道“陈政明”这个名字，那就说明还只是一位票友。

每每想起陈政明都希望写点什么，因为作为一位专业评论工作者如果没有为陈政明写过评论，即便满世界评论了一圈，那也是苍白的，不能算知名美术评论者。可是，如何为陈政明写评则是个难题，若以艰深晦涩的学院派论述体写评，则很套路化、程式化；若以诘屈聱牙的八股文式引经据典，则显得陈腐；若以罗列经历成果，热烈赞美，又显得不够真诚，也有偷懒之嫌。着实是个难题，但又不能不写。于是，笔者尝试以杂谈的形式写写心得，以求同行批评。

陈政明，1941年出生于揭阳市下辖的普宁市，毕业于汕头师范学校，以独特的人物画卓然而立于当代画坛，他因其高超的笔墨与微妙的光影相结合表现人物绘画，形成独特的个人风貌，与杨之光、林墉一起被学术界称之为“当代广东水墨人物画坛三界”。实属当地人之幸，实属当代画坛之幸。

普宁培育了他，汕头蒙养了他，所以，陈政明始终不愿离开汕头，即便很多画家在金钱名利的趋势下，纷纷到北、上、广等中心城市，宣传，吆喝，制造噱头，挣得盆满钵满，陈政明也绝不羡慕。他独守一片静心，只在艺术中畅游，笔墨、色彩、造型，一幅幅人物画成为经典，他本人也成为当代画坛人物画的“重镇”，很多收藏家窥视着他那人物画的“重镇”，向往着他生活的城市——汕头。无意之间，陈政明为汕头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艺术的色彩。

《春日》138cmx68cm 2000年《母子（印度）》126cmx84cm 2008年

翻阅陈政明的作品，不由自主地会把他与黄胄进行对比。既然这么强烈，那就以此一叶障目地聊聊陈政明之短长。

黄胄影响很大，也影响了一大批当代人物画名家，陈政明应该也是其一。不同的是，有些人学黄胄，要么学得太像，以至于落入黄胄之窠臼，不能自拔；有些人打着黄胄的名义，以潦草为恣肆，以狂野为雄放，实乃取黄胄皮毛，谬之千里，而陈政明则借鉴了黄胄、吸收了黄胄、提炼了黄胄，脱颖而出，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貌，成为“徐蒋体系”之后，兼容黄胄的一种新样式、新水墨人物画。

如果分析黄胄的人物画，可以列举有很多优长，最突出处莫过于“复笔之下的生动”了。陈政明虽然不以复笔取胜，却以生动胜之。黄胄的“复笔”，可以说即是缺点，又是优点，缺点是：“黄胄实属不能一笔找准形态，唯有多次反复，才能最佳”。优点是“黄胄几十年一麻袋、一麻袋训练速写形成了肌肉的记忆，形成了潇洒的线条”。这说明了黄胄那个年代的画家受条件所制，没能系统而严格地训练过造型，而陈政明参考着前辈之得失，“佳者守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一路摸索着画素描、速写、连环画、插图、年画、油画等等各种表现形式，一路在“徐蒋体系”一脉相承的人物画创作中，严格而系统地训练光影、透视、素描、色彩、造型等新时代艺术表现语言。黄胄所经历的“废画三千”，陈政明也“凡数万本，方得其真”。尤其后来，陈政明翻阅了历代中西绘画，走访了世界各大博物馆，眼界搜尽了大千艺术，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思辨，渐变、渐进、渐悟之后，陈政明也自然而然地弥补了黄胄的不足，并以多样性手法代替“复笔”，完善了“复笔”形不能尽、意不能达的造型，进而实现人物的更加生动。

纵览陈政明的生动则体现于多种方面。

首先，对色彩的巧妙运用。

陈政明对色彩好像很敏感。很多人物画都不敢用色，怕失去“笔墨”的本体，而偏于流俗，损其格调，而陈政明则很大胆，也用的很润。他总是在浑厚华滋的笔墨之中，以理想化的情感色装饰点缀画面，直取温润心灵的色调，让唯美主义统领画意，并围绕着“美”这一主题中，凸显气韵。

陈政明用色不仅仅体现于红、橙、黄、绿、青、蓝等固有色“随类赋彩”的运用，“墨分五色”更是他“气韵生动”的绝招，“墨分多彩”，他用得也极其彻底。

陈政明讲究墨与水所营造光影、色与墨所融合的美学，他常常“以墨驭色”的方式凸显色彩，却不至于让色彩流于泛滥，进而让墨色交融，达到浑然和谐的状态。创作中，他喜欢强调某一色相，或某一明度，以此提纯，增加亮色，使小面积暖色与大面积笔墨形成强烈的对比，让画面显得格外明朗清晰，又充满生机。

比如在《祈福》此幅作品中，他通过“用墨如用线”的方式，以或没骨、或勾勒的手法，因地制宜地发挥“笔与墨”的表现力，表现出精准的人物形态，使众多形态各异的人物，各呈风采，各具其神。同时，他通过“用墨如用色”方式，以干、湿、浓、淡的墨韵所营造的光影，从白到黑、从虚到实、从丰富到空灵，或细腻、或流动、或变幻，以此调节画面，使画面能清、能浓、能淡，水墨晕章，元气淋漓，简洁处，妙趣横生，浑厚处，又意态丰富。而在固有色方面，如红色、藤黄、赭石等色彩的运用，他则充分发挥墨、色、水互交互融、相合相冲的效果，让水交融着墨，墨辉映着色，揉合、渗透、冲撞、堆积，层层皴染，色色相沁，叠叠相交，并以灵动的敷彩、以神逸的施墨、以润泽的用水，呈现出墨的意蕴、色的微妙。画面看似不经意，却润含春泽，画中的人物，看似随意，却神形迥然。尺幅巨大的作品给人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却细观有质，蕴含丰富，耐看、耐品，充分体现出高超的笔墨功夫和娴熟的艺术表现力，不仅没有降低中国画的气韵、格调，还以为中国画增添了一种崭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祈福》626cmx270cm 2011年《高原风》 220cmx138cm 2011年

再比如在《高原风》此幅作品中，陈政明依照着高原四姐妹劳作场景的人物特征，参照光影变化，采用勾线、没骨、浓墨、淡墨、留白等手法，“大处显对比，细处呈精微”，把“留白”与“浓淡墨的过渡”形成呼应关系，以此凸显人物的结构和面貌，表现高原阳光下藏族人物的皮肤质感和健硕的身体形态，使人物的形象显得充分而饱满，传神而生动。精准的线条勾勒健硕人物的形态、酣畅的笔墨表现少数民族的服饰、没骨的淡彩渲染高原姑娘的容貌，从而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幅描写高原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

而画面则以“留白”突出光影，以浓墨与淡墨的过渡关系表现光影的变化，使光影闪跃颤动，乍合乍离，使色墨神韵游动，若虚若实。当光影自然巧妙地运用于笔墨，笔墨下的“墨分多彩”又恰到好处地表现于画面。在画面之中，背篓、头发、服饰、容貌，留白的光亮与浓墨的暗部形成强烈对比，亮部和暗部之外的其他部分则水墨交融，若隐若现的远山衬托着人物、牦牛、锄把，浓淡虚实，层次分明，笔与墨或恣肆、或淋漓、或老辣、或轻盈、或飘逸、或秀润，变幻无穷，元气淋漓，既保持了充分的笔墨韵味，又塑造出呼之欲出的人物神形。正如林墉对陈政明的评价：“在水汪汪中来求形，在光灿灿中来求神”。

其次，精准的造型能力。

《庆丰年》《海南渔灯》《特区姑娘》《海南晨曲》《正月里》《食街》《阳光下》……，每一幅作品，人物各不相同，其貌、其形、其神、其韵，各臻其妙，各得其所，落笔得其神理，写照妙取神形，眉睫毕现，意态迥出。动静、姿貌、意态，虽在楮素之中，却盼来颦笑，惟妙惟肖，咄咄逼真。从中可以看到陈政明对人物神形的高度把控、对造型的轻松驾驭，那造型是百炼成钢的锻造，那神态是妙造其极的笔端升华，非几十年朝夕功力不能达成所愿。

在这些作品之中，陈政明依仗着扎实的造型、凭借着娴熟的用色、借助着高超的表现力，以严谨的写实入手，通过精微的形、光、色、线和点、线、面的微妙关系，去塑造人物的形态，呈现出神形兼备、呼之欲出的艺术姿貌。当他把日常生活中的“所观所览”与多年对艺术的“所宠所养”融为一体，他的艺术形式便与心性情感神遇而迹化，画面中的人物形象也在形与神之间，带着惟妙惟肖的姿貌、带着应会感神的意趣、带着迁想妙得的造艺空间。这绝非那些搞制作、画照片者所能达到的微妙，更非那些粗制滥造者所能达到的精致，这是“表现力”与“绘画性”的结合、是“写实性”与“写意性”的辉映，彰显着扎实的造型能力，也彰显着“写照传神”“妙造其极”的表现技巧。

再次，接近工笔的表现形式“尽精微”，接近大写意的形式“致广大”。

《都市丽影》《食街》《夜大学生》《黄昏》《少女》，画中美女，百媚千娇，楚楚动人；《老妇》《尼泊尔老人》《工地》《歇晌》《归途》，画中老人，历尽沧桑，饱经风霜。这些作品都在精微之中体现出一种似若面对面的写实，但是，陈政明绝不仅仅停留于写实，而是以写实传递一种更加触动观众内心的写意，他试图通过极致的写实达到极致的写意。为此，他通过扎扎实实的、极尽工笔的表现手法呈现肌理、表现质感，却又借助丰富的想象，以灵动的笔墨、微妙的色彩去渲染氛围，把细微的工笔与老辣的笔墨结合起来，形成写实则笔工、色妙，写意则情浓、意深的“工写结合”，使写实精微而逼真，触手可及，使写意笔墨丰富、色彩流动、意趣盎然。而笔墨与色彩交融所营造的氛围都明显地带有主观情绪，那主观情绪或以眼前的人物、或以记忆中的人物、或以潜意识的人物为模特，却在敏感的心性之中完成转换，让写实生发于写意，让写意生发于心源。比如线条、块面、色彩是严谨的，更是概括的，而形、光、色、线所塑造的精致造型是理性的，更是自由的、随性的，由此呈现出淋漓的、浑厚的、融洽的、气壮的画面，又若隐若现着淡淡的心绪，那心绪是他心灵的回声，也是情感的寄托。

正是由于“写实”与“写意”的结合，陈政明还创作了一大批极富诗意的作品。《晚秋》《西厢悟情》《闻歌始觉有人来》《李商隐词意》《黄河之水天上来》……，一幅幅诗意图，或清逸、或婉约、或端庄、或典雅，美，美的充分，妙，妙的自然。观，则诗意盎然，让人陶醉，品，则风情月意，感到爽朗。这些作品得益于诗词对他的沁润、得益于传统文化对他的滋养。

《伏虎图》360cmx145cm 2004年（冯大中、陈政明合作，宋雨桂题字）

正是由于“写实”与“写意”的结合，陈政明的作品不管是鸿篇巨制，还是“美女靓颖”、“民族风情”、“歌赋诗意”等等题材的作品都很有装饰性。若鸿篇巨制悬挂于楼阁厅堂，殿堂气瞬间升腾，那是艺术、是文化，更是厚重的时代故事，而“美女靓颖”、“民族风情”、“歌赋诗意”等等题材的作品装饰于居家办公，则意趣无穷、时空无尽，既增添了文人雅致的诗化情趣，又增添了超然入境的艺术氛围。

当然，陈政明的生动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他试图从实验水墨之中寻求灵感、从抽象水墨之中寻求突破、从诗词之中获取温润心灵的意境……，一切尝试皆有可能，一切探索也都值得笔者滔滔不绝，言犹未尽，却也只能窥豹一斑，在此旨在抛砖引玉，以待引起更多学者、更加系统地论证。

（文/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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