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告别了国民党独揽大权的日子，不仅请来了好多民主人士一起商量国家大事，还让他们在政府里当上了官。章士钊老前辈和杨昌济先生是好朋友，而杨昌济先生曾是毛主席的老师。所以，等到新中国建立起来后，章士钊老前辈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了毛主席常邀请的贵客。某天，章老带着一份人名单子去找毛主席，跟毛主席讲，这些人都是国民党里比较开通的，以前也给党和人民帮过忙，想让毛主席和咱们政府给他们找个合适的事儿做做。

听了章老的话，主席微微一笑，接过名单认真看了看，然后指着上面的一个名字，幽默地对章老讲道：嘿，这位张先生，以前可是管过我的上司呢！这个被主席亲切称为张老板的人，不仅曾是毛主席的“上司”，还是中国共产党三位重要创始人中的一员。真奇怪，这位党里的老前辈，后来咋就出现在国民党的名单上了呢？

【南陈北李，还有一个张申府】这位大家叫“张老板”的人，真名叫张申府，别号崧年，1893年在河北献县出生。他年轻时在顺天高等学堂念书，那时候，他和梁簌溟、郭晓峰既是同窗，也是关系铁的朋友。1913年，张申府凭借出色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他先在文学院念了两个月的哲学课，之后改行到数学系继续深造。

仅仅在这两个月的学习时间里，张申府就对哲学产生了极大的爱好。他不仅是最早把罗素和罗曼罗兰介绍到中国来的人，而且，“罗素”这个名字，也是经过张申府翻译后确定下来的。张申府对罗素的书研究得很透，连罗素自己都夸他，他在信里跟朋友说，中国的张申府，对他的书懂得比自己还多。张申府在北京的时候，不仅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还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的理念。后来，他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一道，共同创立了我们党。他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开始和陈独秀、李大钊有了交情。1917年，张申府完成北大学业后，留在北大当起了助教，他主要负责给同学们上数学和逻辑这两门课。在北大教书那会儿，他先是经同学郭晓峰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后来因为陈独秀老去找李大钊聊天，一来二去的，他也跟陈独秀混熟了。

1918年，他们三个一块儿搞了个叫《每周评论》的杂志，让张申府来当编辑。张申府就借着这个杂志，给大伙儿普及了罗素的思想还有好多先进的观念。五四运动兴起后，成立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变得非常紧迫。1920年，共产国际特地派了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到中国来，打算协助中国建立起党的组织。魏金斯基抵京后，通过朋友先结识了李大钊和张申府两位先生，接着在李大钊的引荐下，他又认识了陈独秀。有了共产国际的支援，上海这边正火急火燎地忙着准备成立党组织呢。陈独秀想给党组织起个名字，于是就给李大钊和张申府写了封信，说“建党”这事儿，他只想和他们两个人商量。

后来，经过他们三个人的共同商量和同意，最终定下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张申府不仅亲手帮忙建立了党组织，还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写了很多鼓吹革命的文章。受了这些文章的启发，不少追求进步的人开始接触并理解那些先进的理念。比如郑超麟，他带头组织了上海的第二、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正是因为读了张申府的文章，才有幸成为“少年共产党”18位代表中的一员。中共一大还没开的时候，张申府就已经去法国进修了，没能在这个重要时刻留下他的印记。身为党的创建人之一，这实在是让人有些惋惜。

【周总理的入党介绍人】到了法国，张申府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在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建立的里昂中法大学里，负责给同学们上逻辑课。张申府一到法国，心里还惦记着发展党员这事儿。1920年冬天他抵达法国后，带头搞了个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第二年春天就让刘清扬加入了党。他俩想法一致，志趣相投，后来还成了夫妻。

周总理在法国念书那会儿加入了党，当时张申府就是帮他介绍入党的人之一。之后，张申府离开了里昂中法大学的工作岗位，与刘清扬、周恩来等人一同前往德国柏林。在那里，他担当起了引导朱德和孙炳文（也就是周总理养女孙维世的爸爸）加入党组织的角色。1924年，当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忙着创办黄埔军校时，张申府也回到了祖国，并且以一名中共党员的身份，参与了黄埔军校的创建事务。那时候，孙中山让张申府当上了军校政治部的二把手。在挑选第一期学生考试时，张申府就管起了监考和批改试卷的活儿。军校成立后，廖仲恺党代表找张申府帮忙找人，张申府就给廖仲恺介绍了15位，其中排在最前面的，便是周恩来。

张申府不光专门跟廖仲恺提到了周恩来，还很贴心地帮他筹措了些路费，亲自助力周恩来坐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交椅。周恩来同志之所以能进入黄埔军校，离不开张申府的引荐，不过，在周恩来真正入学前，张申府已经离开了黄埔军校。听说他之所以走，是因为和蒋介石合不来。这事儿其实已经能反映出，张申府虽然算是中共里的“老前辈”，但性格上还是有点小瑕疵。他性格上的不足，很快就导致了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1925年1月份，张申府在参加中共四大会议时，聊起了和国民党合作的事儿，结果跟蔡和森、张太雷他们意见不合，他一生气，就说自己不干了，退了党。周恩来也出席了那次大会，见张申府一生气就离开了会场，他赶紧站起来追了出去，想劝劝张申府，让他别离开党组织。

不过，张申府一生气起来，谁的劝告都听不进耳朵里，就连赵世炎后来亲自去说和，也还是没能改变什么。张申府后来想起那件事情，心里特别懊恼，他觉得自己那时候就是“太倔了，不懂得变通”，这性格其实就是自己的不足之处。离开党组织后，张申府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他在北大授课，不仅在哲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在逻辑学方面也有杰出表现，和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一同被誉为北大哲学系的“四大支柱”。张申府不仅学问做得好，还特别会识人，像钱学森这样二十多岁的年轻学生，当时还没什么名气，但张申府已经把他看作是难得的“国宝”人才了。

【“不合时宜的文章”成一生只恨】张申府虽然一门心思扑在学术上，但并没有完全不理政治。1935年，他和老婆刘清扬、孙荪荃等人一起搞起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结果夫妻俩都被国民政府给抓起来坐牢了。

在他们被冯玉祥保释出来没多久，张申府工作的那所学校，因为压力太大，也把他给辞退了。尽管身陷囹圄，张申府仍旧坚持参与革命活动。他和章伯钧、邓演达等人一块儿，组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这个组织后来变成了农工党。此外，他还是北平文化救国会的执行委员，而这个救国会后来发展成了民盟。1938年7月份，国民党搞了个参政会，请了张申府、沈钧儒他们来当参政员。可他呢，因为跟蒋介石不对付，虽说人还在重庆待着，可已经不算是国民党的参政员啦。之后，张申府和沈钧儒代表“救国会”，常常跟左舜生的“青年党”、章伯钧的“第三党”这些“非执政的小党派”聚在一起，聊聊当前的局势。

他们常聚在一起，后来这个圈子就变成了“中国民主同盟”，张申府不光是这个民盟的重要牵头人，还当上了常委主任。1946年打败日本鬼子后，他身为民盟的头号人物，也去参加了蒋介石在重庆搞的那个商量国家大事的会议。要是他能始终站稳脚跟，支持和平，凭借他那丰富的革命历程，等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会像沈钧儒等人那样，成为国家的尊贵客人。可就是因为一篇文章写得不是时候，他不但跟人民站到了对立面，这事儿还成了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两件事里的一个。1948年，解放战争正往胜利方向发展时，张申府因为一笔3000元的稿酬，在《观察》周刊上写了一篇题为《盼望和平到来》的文章。

在全国快要迎来解放的重要时刻提出和平，实在不是时候。他在文章里头说蒋介石政府是在“平定叛乱、围剿匪徒”，这样一来，他就把自己摆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他的文章一问世，国内就炸了锅，《人民日报》很快发文反驳他。他作为主要成员的民盟，也在香港开了会，公布了会议的决定。民盟表示，张申府的行为和言论已经不再符合他们的核心理念，所以决定取消他的盟员资格。另外，张申府的伴侣刘清扬，在《人民日报》上发了声明，说要和张申府划清界限，不再有任何瓜葛。张申府后来聊起这事儿，心里头满是懊悔，说自己当时没留意大局，因为手头紧巴，急着赚点稿费，就把以前的文章翻出来应付了事儿。

不管他当初写那篇文章是出于啥目的，结果很明显，就是他的政治生涯从那以后就算完了。

【与章士钊笑谈，引出“上司”旧事】虽然张申府写了篇文章，被国内不少追求进步的人严厉批评，但他确实也为和平出过一份力。在北平还没和平解放那会儿，张申府和张东荪这些民主人士，站出来作为中间人，跟傅作义进行和平谈判。他们就像解放军和傅作义之间的和平使者，帮着两边沟通。这么做呢，也让傅作义的形象好了不少。新中国诞生后，政府和一些部门里进了不少有进步的党外朋友，章士钊老先生呢，作为他们的一个代表，就拿着一份人名单子去找毛主席了。

这份名单上列着国民党中的一些保守派成员以及其他党派的几位民主人士，章老先生盼着主席能依据他们的能力，给他们分配合适的岗位。瞧着主席在名单上细细查看，章老先生便对主席讲道：申府可是咱们党里的老同志了，也得给他安排个工作才是。毛主席笑着跟章老开玩笑说：嘿，那位张先生啊，以前可是管着我的上司呢！主席讲的是他过去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的那些事情。1918年，毛泽东到了北平，手头紧巴巴的，多亏了他的老师杨昌济，也就是杨开慧烈士的老爸帮忙介绍，让他在北大图书馆找了份工作。

那时候，北大的图书馆是由李大钊来管理的。张申府在北大当老师的同时，还管着给图书馆的书做目录。而毛泽东呢，他的任务是抄写书的清单，并且是直接听张申府的安排。毛主席回想起那时候的情况，说自己那时候工作做得不好，几乎没人愿意和他说话。由于毛主席当时的字迹写得有点乱，张申府二话不说，直接把一堆书目卡片递给主席，直接指出了他的不足，并要求他重新誊写一遍。说起那段往事，建国之后主席在和章士钊聊到张申府的工作安排时，就笑着跟章老说，张先生以前可是他的大领导呢，那时候对他可没少摆脸色！从北大图书馆离开后，毛主席聊起张申府，依然尊称他为“老师”。到了1938年，主席还亲自写了一封信，并且附上自己的作品《论持久战》，一并送给了张申府。

从这能看出张申府在主席眼里有多重要，可这一切都让那篇“来得不是时候”的文章给搅乱了。新中国成立后，张申府没了生计，多亏周总理关照，他得以在北京图书馆当上研究员。到了1978年，他又加入了政协，一直待到1986年去世，活了93岁。

【结语】张申府离世后，大家称他为“爱国的民主斗士”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这样的称号让人感慨万千。要是他没干那两件事，他本可以成为党的创始人。张申府先生曾提起，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两件事：一是在1925年因为气愤离开了党，另一件则是1948年写的那篇《呼唤和平》的文章。老一辈有句话，说“太硬的东西容易断”，以他的经历和本事，本该是个大大的功臣，可就因为一次说走就走的倔强，结果引发了一连串的事儿。

还在黄埔军校那会儿，他的脾气就不好了：跟蒋介石闹了别扭，他一赌气就离开了学校，后来也是一时冲动，退了党。就是因为他太冲动，在参加了国民党第一届“参政会”后，由于和蒋介石不和，结果被取消了“参政员”的身份。看看张申府先生的一生，他确实为爱国做出了不少贡献。虽然他站对了队伍，但他那直来直去的性格，真的不太适合当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