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代初，在清华大学史学系读书的李峻之，已跻身于冯友兰、钱穆、吴晗、李嘉言等文苑史坛硕彦之列，但25岁风华正茂时早亡。

峻之（1908——1933）字毅峰，初名刚中，河南省南召县云阳镇人。父李辅臣，晚清拔贡，曾任知县；岳父黄卓璋，南召县曹店人，曾留学美国，河南大学教授。峻之幼年在本县读完小学，赴开封入中州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当时已显露出非常之才和非常之志，师生敬之。1928年，国民革命军进入中原，‘开封各校停顿，他秘密投身革命。北伐失败后返校，仍宣传革命思想，意见多与时人不合，遂于1928年春被捕，系狱一年零六个月。后政局改变，获释，易名考入中山大学预科学习。自此以研究学术为职志。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

峻之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得到了陈寅恪、蒋廷韨等史学大师的精心培育，成为高材生。该校中文系河南籍同学李嘉言说他“每遇一问题必苦思至有获始巳，不肯居人后”，常以“刻苦自励、实事求是”八字品其行，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二语自勖，盛赞他“奋发勤勉，冠诸侪辈”。其间，峻之的同系同学吴晗在学校主编《清华周刊》，两人过从甚密，峻之陆续在该刊发表了《周代西方民族之东殖》、《三恪考》、《吕氏春秋中古书辑侠》等史学论文，并翻译发表了日本小柳司气太的论著《文化史上所见之古代楚国》。吴晗在回忆峻之时说：“峻之与予交仅二载，然相知恨晚，欢恰如平生，晨夕相与析疑质难，过从无虚日。每文成必互传读，有所未当，断断争论或至面红赤耳热，终则遍检故籍，列证以定是非，复一笑而罢。居恒互勉，以为质非驽劣，抱得寸进寸、点滴成冰之旨，假以岁月，或可有成。峻之治古代史，予则窃有志于明史，且约互为留意史料，有得必告，方期共策他山，潜心学海。”

1931年12月，北京史学界著名学者钱穆在《蒸京学报》上发表《周初地理考》一文后，峻之以自己的填学和敏思大胆提出质疑，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评钱穆先生周初地理考》一文，在北京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吴晗以《清华周刊》向钱穆征文，曾对钱穆说，李峻之“笃学嗜书，其所为周初地理考驳文，用力颇劬。同学皆推服，最好有对李君答辩文发表，可资比观。

1932年夏，史学名流顾颉刚先生从杭州回到北京，看到李竣之这篇文章后，颇器许。就对钱穆说，他“颇能穿穴证会，青年能如此用心细密，太不易得”。并约钱穆针对李峻之的质疑写一答辩，《燕京学报》打算开辟学术商谈专栏，你的答辩与李峻之的文章一并刊载。此时，钱穆才知峻之也在清华大学上学，恨未相识。是年秋，钱穆在清华大学讲东汉史，峻之也来授课，二人才相识。钱穆对李峻之的第一印象是“李君果恂恂诚笃好学之青年也”，并问他对周民族西来这个问题，有没有继续写出新作。李峻之说，暑中多病，没有续作。是夜，峻之到钱穆的住室，与之深谈，对《周初地理考》一文，钱穆详细解答了峻之所提出的各点质疑，直到深夜电灯熄灭离去。钱穆深喜峻之“诚笃虚心之态度”。

峻之怀奇负气，在治学道路上精进奋发，终因用心过度，积劳成疾，住进协和医院。吴晗到医院看望，峻之还很有信心地对他说，近日来他对古代民族之移殖问题又有新的收获和见解，少事静养，就要提笔撰写《古代民族史》一书，来年还要暂卸学籍，赴三韩、辽、吉考古，希望得到历史交物作为佐证。在病榻上与吴晗攀谈中，峻之屡次沉思，似在考虑自己的研究和写作计划。隔两天，吴晗又来医院探望，峻之却麻痹不能起身，肤色焦黄，说话时常泪涔涔而下，并说自己恐怕再也起不来了，愧悔交加，槌着床失声而哭，恨自己的抱负难以实现了。终因治疗无效，峻之英灵长去，时1933年4月12日。

峻之猝然离世，诸友为之痛惜。冯友兰教授写道：“凡世之成大功，立大名者，必具非常之才，立非常之志，又必享相当长寿，以成其志，而尽其才……李峻之君为余故人黄卓璋先生之女婿，可谓具非常之才，又有非常之志者，而竟早死。”同学吴晗也“痛其成就不应止此而乃止于此也”。当吴晗将峻之死讯告知钱穆先生时，吴晗“面色若重有余恸”。钱穆骤闻惊愕，忙询问峻之的病状及事情经过。钱穆表示：“既痛逝者，行以自念。兹又值外患之殷，平津且亟亟虑不保。然学问之事，无所容其衰沮。窃愿与吴君及李君他友谋刊其遗文者同益奋勉。”

峻之去世半年后，其师友惜其业之未就，思有以纪念之，集其史学研究遗文，编辑出版了《李峻之遗著》一书。由顾颉刚先生封面题字，冯友兰作序，李嘉言为传，吴晗写跋，与钱穆先生的《重答李峻之对余周初地理考之驳难》汇为一书，共作纪念。峻之研究专题和所撰论文颇多，吴晗称入此论文集的，“仅其二年来曾刊于报章杂志之作，就其所撰者，曾不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