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的深情，千年后仍能刺破时空的隔阂。可若这“丝”无人续，这“泪”无人拭，再炽热的情谊是否终将落为灰烬？莫言说：“人与人的距离，可以很近，也可以很远。如无共鸣，默契散场。”

这话像一把钝刀，剖开现代人际关系的隐痛。我们明明被社交网络编织得密不透风，为何深夜翻遍通讯录，却找不到一个能拨通的号码？那些曾相拥取暖的旧友，为何最终成了点赞之交？

巷口的老李面馆开了三十年。十五岁那年，我因逃学被他揪着耳朵按在条凳上：“读书是苦，可这碗面的香味，得用学问熬出来。”他总把葱花撒成北斗七星的形状，说那是“穷小子的天象图”。

去年冬天重逢，他端来的面碗里浮着预制汤包的油星，葱花胡乱堆在角落。我提起旧事，他愣了两秒：“现在都用机器切葱花，谁还看天象？”不锈钢操作台映出他佝偻的剪影，像一尾风干的虾米。

张爱玲说：“中年以后的人，时常会觉得孤独，因为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老李的儿子在深圳定居后，他悄悄撤了墙上的手写菜单。那些曾用粉笔绘制的餐名与价目，原是市井里最温热的诗行。

前年深秋，我在7号线遇见过一对恋人。女孩攥着咖啡杯哭喊：“你说过要陪我看每一场初雪！”男孩低头摩挲着车票：“可你总在雪地里画别人的名字。”列车进站时，他突然把围巾扔进垃圾桶：“太重了，像你送我的那些承诺。”

三毛曾说：“爱情如果不落到穿衣、吃饭、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会长久的。”他们最后拥抱的姿态像两棵逆向生长的树——枝叶纠缠，根系背离。站台广播机械重复着“请注意列车与站台间的空隙”，那间隙何尝不是人心的裂隙？

博物馆的青铜器能跨越千年与今人对望，为何我们的情谊熬不过三五年光景？曾在图书馆结识的忘年交，因我转用电子书而渐行渐远；创业伙伴在公司上市庆功宴上碰杯，杯中映出的却是彼此陌生的倒影。

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写道：“人类所有的不幸都源于无法安静地独处一室。”可我们更恐惧的，或许是独处时惊觉：那些以为灵魂共振的瞬间，不过是特定时空的投影。就像童年珍藏的玻璃弹珠，成年后再看，不过是染色的石子。

母亲的手机里存着278个号码，备注却只有两种：“能说说话的”和“要客气的”。周末她总开着电视打毛线，屏幕的光斑在她银发间流转，像无声的银河。上月我发现她偷偷抄写我的朋友圈，工整的楷书记录着：“3月12日，女儿说樱花开了。”

龙应台在《目送》里写：“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那天我教她用视频通话，她对着镜头反复整理衣角的样子，让我想起二十年前送我去寄宿学校时，她也是这样抚平我校服的褶皱。

江南梅雨季的苔藓能在青石板上漫成绿雾，人与人的牵绊却像晨露易散。去年同学会，班长醉醺醺地念起当年写的情书，被表白的女生笑着笑着忽然落泪：“你念的是张晓风的散文选段啊。”

沈从文说：“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我们以为的独一无二，或许只是批量生产的时代情绪。就像便利店24小时贩卖的关东煮，谁都能在寒夜里买到相似的温暖，却再难复刻柴火灶煨出的独家滋味。

凌晨三点的便利店，穿西装的青年蹲在货架间吃便当。手机屏光照亮他眼角的细纹，像夜雨划过玻璃的痕迹。我们目光相触时，他慌忙垂下头——这时代连狼狈都要小心藏匿。

泰戈尔的诗在黑暗中浮起：“我们如海鸥与波涛相遇似地，遇见了，走近了。海鸥飞去，波涛滚滚地流开，我们也分别了。”或许真正的慈悲，是允许共鸣消散时不追问对错，像对待暮春的落樱——不必惋惜凋零，只需记得它曾点亮过整条街道。

“最深的默契，是看破疏离后仍愿留一盏灯。这灯火不照亮前程，只温暖那些注定要各自远行的灵魂。” —— 改编自杨绛《我们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