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双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5岁那年，嫁到高庄村一个姓李的庄户人家做媳妇。1939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兵就到我们的村子里来捣乱。背着带有刺刀的长枪，头上戴着铁帽子，两只耳朵还盖着两个黄片片，一身的黄皮，穿着咚咚的牛皮靴子。
烧杀抢掠，还在村子里到处抓花姑娘。女人们东躲西藏，就怕见到日本兵。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村妇救会主任，带领全村的妇女参加抗日斗争，做军鞋支援前线；藏粮食，不让日本兵找到。同时也提醒姐妹们，要保护好自己，不能落到日本兵的手里。日本兵扫荡的时候，女人们夜里睡山洞，白天也不敢回家，脸上还要抹上锅底灰。就是这样，还是没有躲过日本兵魔爪。我有个绰号叫“盖山西”，也不知哪个开玩笑帮我起的，意为我的美丽在山西是挂得上号的，可是不知怎么被日本人知道了。他们真的以为是盖了山西呢。这一下没有躲避的地方了，到了哪里都觉得不安全。还是党组织的力量大，给我指导藏身的地点，好几次都是组织上的同志掩护了我。可是后来还是有人出卖了我。
1942年农历八月初的一天，天刚蒙蒙亮，日本侵略军驻进圭部队在伊藤(当地人叫他红脸)队长的带领下包围了高庄村(进圭村距离高庄村只有20多里的路程，很近。)首先来到伪村长的家里，向他交待任务，要他立即把“盖山西”叫来。这个伪村长一听说要抓走我，心里也不情愿，嘴里一边答应一边找了一个理由，出了大门避开日本人，找了一个村子里的人，让他赶快告诉我躲起来。然后他回到家里，给日本兵做他们非常爱吃的黄米糕，(后来据很多人说，当时日本兵每一次到高庄村，都要吃伪村长做的黄米煮油糕。)以拖延时间。
伪村长一边做糕一边告诉伊藤说，侯冬娥出门不在家里。但这个红脸队长根本不理伪村长的话，他命令他的部下把伪村长年仅15岁的小女儿抓过来，伸手就扒去了小女儿的上衣，吓得小姑娘脸色煞白，浑身发抖，干着嗓子叫着她的爸爸，这个伪村长一下子明白了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要在他的面前干什么。他不知所措，一下子横在红脸队长和女儿中间，伸手抱住红脸队长的腰，最后跪在他的脚前央求，让他们饶过他的女儿，他答应帮助日本兵去抓我。在日本兵的威逼下，他只好把我的住处和隐藏的地点都告诉了红脸队长，日本兵得意地笑了。
就在这一天晚上，这个伪村长的小女儿还是没有躲过红脸队长的魔爪，被他强奸了。伪村长又恨又气，险些上吊自杀。
第二天早上，我听到大门外不平常的响声，知道自己家被日本兵包围了，我虽然心里害怕，但还是大着胆子悄悄地溜出屋，沿着墙根慢慢地往外移，用手抓住墙头，翻身跳进邻居家。落地后，掀开窖盖，躲进一个土豆窖里藏了起来。日本兵冲进我的家里，看到我两个月的女儿还在炕头上哭，知道我没有走远，便四处查看。他们在院子里找不到我，沿着墙，就向邻居家里来，到这邻居的院落里找，还是没有。他们闯进邻居李老太太的屋里，问老太太见到我没有。又把老太太推到院子里，问我藏在什么地方。其实老人也没有看到我藏进她们家的土豆窖，她说不知道，立刻被日本兵打得躺倒在地上，他们还把老太太的衣服扒掉，故意羞辱老太太。
正在几个日本兵折磨李老太太的时候，另一个日本兵看到了土豆窖被动过的痕迹，边上还有我的小脚新鞋底印子，他们掀开盖子，叽哩哇啦地叫喊着让我爬上来。我硬是不说话，也不往外走，一声不哼地躲在土豆窖里。日本兵折腾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办法把我从土豆窖里弄出来，他们又不敢自己下到土豆窖里去，怕我有防身的武器，和他们拼命。他们不想把我打死或者打伤，要的是活生生的一个女人。
我在下面也非常害怕，同时也知道，如果上去就落到了日本兵的手里，在心里自己对自己说，决不能上去，就在这僵持不下的时候，日本兵突然搬起两块大石头向土豆窖里“卟咚卟咚”地扔了下来，紧接着有两个日本兵就跳下土豆窖，站在我的面前。他们不由分说，一下来就把我的手抓住，往高处一举，上面的日本兵就抓住了我的头发，一下子就把我扔在院子里。此时此刻，我一点想法也没有了，只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害怕，浑身发抖，站也站不住，牙“哒、哒、哒”地上下直打架，在日本兵的拉扯下好不容易才站立起来。
日本兵的刺刀就在脊背上，逼迫着我走出邻居家的院子。我5岁的儿子从家里哭喊着跑过来，但是看到日本兵那明晃晃的刺刀顶在我背上的时候：他被吓得站在那里不点(青木茂摄于2009年秋) 动了，嘴里一直喊着“妈妈、妈妈”。我的心里一阵说不清的难过，忽然想到，这一次真的要离开儿子，离开我的家了。
一时间甚至想到今天被日本兵抓走以后，还不知能不能再见到亲人，就不顾一切地挣脱日本兵的手，向儿子站立的方向奔去。儿子看到我向他跑去，他也又一次地迈开小腿，向我跑来。但是没有人性的日本兵横端着刺刀逼近我刚满5岁的儿子，一时间，刚刚往前跑的儿子又一动也不敢动了，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直盯着明晃晃的刺刀，一副非常害怕和可怜的样子。我看到眼前将要发生的一切，也不敢再往前跑了，赶紧喊着我的儿子，让他赶快回家，在家里等妈妈回来。儿子听了妈妈的话，还是看着那一把对着他眼睛的明晃晃的刺刀，一步一步向家里后退。我当时心里好像有几把刀子在剜着。
眼巴巴地看着儿子走回去了，又想到，我还没有来得及给那还在炕头睡觉刚满两个月的小女儿喂一口奶，就被日本鬼子用刺刀逼迫、用枪托打着，从家门前的大坡上一步一步地拖下来。我不想走，就故意放慢脚步，日本兵在后面又是推又是拉，鞋早就掉了，我也没有发觉，裹脚布也散了，疼得动也不能动一下，日本兵只好架着抬到河槽里。脚没有了裹脚布就不能走动，坐在河槽里的石头上哭。几个伪军到大坡上捡来裹脚布和鞋子，为了拖延时间，我慢悠悠地裹着我的脚。红脸队长等得不耐烦了，抽出军刀叫了一声，还没有等我完全穿好，就把我推上早先准备好的毛驴，并且用绳子绑在毛驴的背上，向进圭据点走去。
到了进圭村，日本兵把我放在维持会的院子里，大部分吃饭去了，只剩下两个看守我。这两个日本兵把我推到一间房子里，松开捆绑我的绳子，手忙脚乱地剥了我的衣服裤子，我吓得话也不会说，叫也不敢叫，任凭两人轮番强奸。这是我刚刚被抓到进圭据点的头一天，晚饭前两个日本兵就这样把我欺负了，以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晚饭后，有一个日本兵来叫我，说是要送到一个地方，走到半路又被那个接送的日本兵推到一间房子里再一次欺负了。
从维持会的院子里出来，下了坡，又上了坡。走了一段很长的街道。把我送到一间比较干净的房子里，房子里点着红蜡烛，比家里的大油灯亮。一眼看见那个红脸队长坐在椅子上，他冲我笑嘻嘻地说了很多话，我听不懂，不敢说话插嘴，也不敢抬头看他，胆怯地站立在一张桌子跟前，红脸站起身把我拉到他的身边，我的心里气愤极了，但是也不敢反抗，任凭红脸摆布。他伸手在我的身上乱摸，要解开我的衣服的时候，不远的地方忽然响起了哨声，红脸一阵紧张，就快步跑了出去。我想那哨声是他们集合的信号，可以看到红脸非常紧张的样子。但是他马上又返回来，我又害怕起来，看到他只是在我住的门上了一.把锁，又派了一个伪军哨兵在门前看住我，就又快步跑走了。
后来听说日军那天晚上刚刚得到情报，盂阳县(盂县和阳曲县的合并县)一个共产党的县委干部，带着通信员在距离进圭村据点五公里的宋庄村活动，不幸被日军的坐地密探知道，马上报告给日军，就在红脸把我关进窑洞的时候，日军集合队伍到宋庄村，正好与刚刚在宋庄村做完工作的共产党县委干部遇到一起。这个干部发现日本人，赶紧转身往山头上跑，日军也发现了他们，在后面紧追不舍，在山顶上双方开火。结果寡不敌众，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当场就牺牲在那座山头上。他的通信员被俘，押回进圭据点，后来经不起日本兵的严刑拷打和威迫利诱，当了叛徒，在进圭据点当了一名汉奸，跟着日本人干了很多的坏事。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被人民政府镇压。
红脸队长走后，我一个人被锁在房子里，心里还是非常害怕，一点睡意也没有。呆呆地坐着想白天发生的事，又气又恨，心里只想哭，又不敢哭出声，只是悄悄地抹眼泪。在那时以前，已经被三个日本鬼子强奸。身上难过得很。要是那个红脸队长再回来，肯定还要下手强奸。
到了日本兵的手里，就是身不由己，没有一点办法，受尽日本兵的野蛮欺侮，也没有地方申冤。越想越怕，我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心里想，趁红脸还没有回来，寻死自杀还来得及。但是又一想，这是日本人的地方，死了也说不清，也不一定能有好的名声。心里想就是死也不能死在日本人的房子里，怕人们笑话。再说，还有不懂事的儿子和刚刚两个月的小女儿，如果死了没有人来养活他们。还有年迈的母亲和远在前方打仗的丈夫(侯冬娥的丈夫在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当兵)，我也不能抛下他们，自己去死。为了他们，也得委屈地活下去吧。想了前面想后面，想了许多许多，尤其对我的小女儿是最最不能放心的，已经一天的时间，没有给女儿喂奶，奶水已经把两个乳房胀得鼓了起来，撑得钻心地痛，可怜饿坏了我的小女儿。
我一整天没有吃一口饭，肚子饿得厉害，又怕又饿又担心，想睡觉也睡不着。坐上一阵，又歪下身子躺上一阵。一直到天快要亮的时候，红脸队长回来了，打开门，闯进来，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笑了一下就把我掀翻到床上，撕扯掉衣服裤子，野兽般地把我压在他的身体底下。就这样，在红脸住的那个房子里呆了三个夜晚。每天晚上让小兵送过去，很晚的时间红脸才回到房里，第二天早上再送回维持会的院子里。到了吃饭的时候，就有人把饭送过来。
白天也还有别的日本兵欺负我。在此期间，李庄村李生海家的闺女李秀梅，也被抓到那里。在一次被带出去的时候，还见到羊泉村李五小老婆刘林鱼(后来叫万爱花)被红脸队长用牛皮靴踢。还听说有一个石家庄村的邢三妮，不过没有见过面。还见过南峪村的路变林等受害者。
三天以后，红脸队长不要我了，我被放到一个比较大的房子里，一共有五六个女人，睡在一个大炕上。有东头村的张小妮，李庄村的张二妮，还有侯庄村的侯双秀和我自己，白天和晚上都不让我们这些女人穿衣服和裤子，光着身体睡在日本兵抢回来的被褥里，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日本兵都会任意从一个被窝里揪出一个女人来，供他们欺辱。有的时候同时跟着进来几个日本兵，他们也没有什么忌讳，在大庭广众之下，畜生似的一起糟蹋我们姐妹们。几乎每天都是这个样子。他们不让我们随便出门，门被反锁着，平常派一两个伪军来站岗放哨，怕我们逃跑。
我被抓走以后，我的公公和瞎眼的婆婆搬到我的家里来住，照管只有5岁的孙子和两个月的孙女。两位老人在家里看着5岁的孙子，炕头上只有两个月的小孙女儿蹬着两条小腿在哭闹。两位老人抱起不懂事的孙子和孙女，除了哭泣没有一点别的办法。到了下午，孙女已饿得哇哇大叫了，他们到处为孙女找奶。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奶粉之类的东西，唯一可以喂养孩子的就是妈妈的乳汁。稍大一点的孩子可以喂一点烤土豆和白面调成的糊糊，而我的女儿太小什么也不能吃，只好满村子找，好给孩子喂一点奶。村上有奶水的女人都有孩子，喂完自己孩子剩余的奶水已经不多，甚至她们自己的孩子还不够吃，所以我女儿的喂养成了大问题。过了仅仅十来天，孩子由于吃不好、吃不饱等原因开始发病，又没有好的医生给孩子看病，三天后就死了。两位老人只好含泪把我的女儿给埋了。
我被抓到进圭据点的这个时期，正是日本驻军比较多的时候。据当时日军在进圭据点的通讯员张敬业老人回忆(他从1941年日军进驻进圭据点，就跟随日军当通讯兵，负责信鸽，到了1944年又随进圭的日军撤退到西烟据点，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他起义当了八路军)，进圭据点的日本驻军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中队的编制，大概100人左右，后来发展比较快，最多的时期驻有500多人。那段时期，进圭村到处都是日本人。1943年下半年以后日军节节败退，1944年下半年撤退的时候只有8个日本兵。
他们人多，都来糟蹋我们女人，不分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没有出发扫荡，没有战斗。有一次，我记得来的日本兵非常多，一个夜晚几乎就没有休息，据在我身旁的张小妮事后告诉我说，那一天晚上，在我和她身上过去的有50多个日本兵。这样不多的时日，我的身体就已经完全垮了下来，再加上我刚生了女儿，身体还没有得到完全恢复，就被日本兵没日没夜地一个接一个地欺辱，实在是受不了。40多天以后，身体无休止地大量出血，体质越来越差。但是，那些毫无人性的日本兵依然不放过我，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只求快点死去。日本兵不放我们走出院门，伪军为日军效劳，把我们看得紧紧的，没有一个能逃出去。
一次随日本兵出去的时候我看到离我们住地不远的道路下边有一处很高的大堐，从那个地方跳下去，保管就不会再受罪了。一直等了好几天，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在一个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日本兵扫荡回来得晚，没有到我们的房子里来，我趁伪军换岗哨的时候，悄悄地溜了出来。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天气阴得很厉害，云层很厚，我摸黑出去找不到白天看到的路了。什么也看不见，在黑暗中瞎撞瞎碰，终于在一个崖边上失了脚摔下了崖底，可是这段崖不太高，也不过两米多，只是重重地摔了一下，滚下了崖底。虽然没有伤到什么，但是衣服撕破了，皮肉也被石头碰了好几个口子。我想趁此机会逃回家就好了。于是试着站起来。
还能走，心里非常高兴，也许是老天爷有意不让我死，让我逃出来，回家和孩子们团聚呢。但是走了一段路就被日本哨兵发现了。我躲在黑暗里不敢动，怕日本兵开枪打死我。你说奇怪不奇怪，这时候我反倒不愿意让日本兵打死。日本兵沿着村子边找，终于在山崖下面找到我。在手电筒的光亮下，我还是被日本兵押回了原来的住处。
因为身体本来就已经很虚弱，再加上摔了一下，虽然没有重伤，但全身疼痛，动一下都很不容易，我想日本兵一定饶不了我。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过了几天，也没有人提到这件事情，一切还是原样。日本兵还照样不肯放过我，时常来欺负。从那一天晚上过来以后想了很多，想到我的儿女，想到可怜的母亲，还有瞎眼的婆婆。我如果真的死了，谁来照管我的儿女?母亲该怎样难过啊！从此以后，再没有想去死，要活下去，为了我的孩子们，为了我的家庭。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勇敢地活下去。一直到后来的岁月中，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勇敢地挺了过去。
我在1939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工作了好多年。自从被日本人抓走以后，村子里的党组织想了好多办法，进行援救，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不便攻打据点解救我。因为当时日本兵并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他们不放我走的原因也只是因为听说我漂亮，是“盖山西”。
当组织上的同志听到我半夜逃走又跳崖寻死的事情以后，就有点着急。又通过内线知道日本兵每天都不放过我，我身体大出血，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组织知道了这些情况以后，就通知在日军内部做地下工作的李四银，他的公开身份是一个伪军小官，在日军中也能说上几句话。李四银拿了一些生鸦片，到我住的地方，趁人不注意，把我叫到门外的一个角落里，简单地告诉了一下组织上救护我的办法。让我服下一点儿生鸦片，然后我就回到住的地方躺下，告诉旁边的女人们说，我不活了，吃下了生鸦片。李四银走出去见人就说，“盖山西”侯冬娥吃了鸦片自杀，李四银也是高庄村的人，而且他和我住得也不远，还是邻居，所以在旁人看来，多关照一些我的事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他特别请日军的随队医生做了一下检查，证明我确实吃了生鸦片，这个日本医生还给了几片据说是可以解毒的日本小白药片给我吃。生命攸关的时刻，李四银又向日本红脸队长报告，才得到准许放人回家。李四银在进圭村雇用了四个民工，把我抬回家里。回到家一看，我的女儿已经在一个多月前被活活地饿死在炕头上，早就让人埋掉了。
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我能不伤心吗?白天晚上哭得死去活来，无人可以劝慰，只有我的儿子过来了，我才能稍稍得到一点安慰。本来身体就已经支持不住，再加上女儿被饿死的打击，我瘫在炕头上，动也不能动一下。妈妈从娘家赶来侍候我，一住就是好几个月，父亲又从远方请来了好医生给我治病。没有钱，只好把家里的耕地卖掉，换钱买药治病。通过半年多的精心治疗和保养，慢慢地恢复过来，能下地做事，勉强维持家里的生计。后来我恢复了组织关系，又挑起了领导全村妇女积极抗日的重担。因为日本兵险些把我折磨死，是党组织把我从魔鬼手里救了出来，我真恨不能亲手去杀死那些日本强盗，因此要努力工作报答党的恩情，所以不分白天晚上，都在为抗日工作奔波。
不幸的是，红脸队长在我家周边放了密探，时刻监视我的行踪。那个密探看到我能出来活动，有时又能到地里去劳动，行动自如了，就向红脸队长作了汇报。红脸立刻派出几个日本兵又到我家里，把我第二次抓到进圭据点，关进房子里让日本兵糟蹋。再次被抓进慰安所，我心中的痛苦无法表达，第一次因为党组织的营救才能活着出去，这一次怕是出不去了。
由于战事的进展，进圭据点的不少日本兵被调到其他战场打仗去了，这里的兵比前一年少了很多。有时候，在哨兵的监督之下，可以出来走动一下，也可以到其他的房间串一下门。在这期间，也结识了一些同我一样让日本兵抓进据点的同病相怜的姐妹们，其中有李秀梅、陈林桃、边粉桃、万祥梅等，她们和我一样，家里都有亲人，不少还是尚未出阁的姑娘，她们身心遭受了更大的打击，她们恨透了日本兵。我和她们在一起，说些心里话，互相鼓励，只要有希望，就要勇敢地活下去。为了家庭，为了亲人，必须活下去。
我们很多人都结成干姐妹，在生活上互相帮助。我和陈林桃、张小妮就在那个慰安所里结成了患难与共的干姐妹，我和她们俩有难同当，一直处得很好。即使到了解放以后，也经常一起谈心说话。年纪大了，走不动了，也要通过其他人互通信息，相互祝福，寄托思念。
我第二次被日本兵抓进慰安所里呆了三个多月，身心又一次受到严重摧残，身体又一次垮了下来，当时李四银已经不在进圭据点，奉命参加八路军到抗日战场打日本人去了。村子里的党组织又遭到日伪军的破坏，支部书记李三银被日本兵抓住打死在河滩里，因此我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心里非常着急不安。曾经好几次试图找党的组织，但是都没有找到。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得通过在进圭据点给日本兵做苦力的本村人给家里人捎口信，让家里人想办法营救。
在家里、娘家和亲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凑集了150块大洋送到日本兵手里，才总算又一次从牢房里出来。但想不到的是这时候我竟然怀孕了，也就是说在进圭据点怀上了日本兵的孩子。当我回到家里，看到老公公已经病得不能起床，瞎眼的婆婆只能在院落中来回走动。本来我们家就只有很少的地，又没有人劳动，没有收到粮食，家里没有一点儿吃的东西。丈夫在前方打仗，一切重担全部压在我一个身心遭受摧残的女人身上。
我呆呆地坐在炕边上，看着眼前的一切，怀里抱着自己的儿子，只能哭，再没有其他办法。过了一个多月死了公公，三个多月后又死了婆婆，两位老人早已准备好的棺材被日本兵抢去给他们战死的同伴用了。我含着眼泪给两位老人办了丧事，没有棺木，只好用席片和木板裹了两位老人的尸体。
在此期间，令我最不安的是肚子里的这个孩子，这件事情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也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因为他是日本兵的种，只好憋在自己的心里。白天想办法搬大石头、担水、上山割柴，做最苦最累的活儿，想把肚子里的小杂种打掉。晚上一夜一夜的睡不着，都是愁的肚子里的小东西。
一边想着心事，一边拖着带病的身子到地里劳动，好不容易才把小东西从肚子里打下来。因为大量出血，我晕倒了。就这样，我的身体再一次受到伤害，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怀上一个孩子。因为身体大量出血，不能做一点家务，只好再次把母亲叫来陪伴侍候我，为我请医买药。半年以后才能勉强下地劳动，拖着十分虚弱的身体操持自己和儿子的生活。
就这样，我们母子艰难地生活了好几年。好不容易盼着把日本侵略军打败了，把那些不是人的畜生赶出了中国，但是想不到的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是接连几年的内战。等到1949年全国解放，丈夫还是没有回来。到了1951年，左盼右盼的丈夫终于回来了，可是想不到的是，苦苦等待的丈夫早已把我抛弃了。丈夫的身边早几年就有了一个小老婆。我在家里苦苦相等，不通信息，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会把我抛弃了。丈夫带着他的小老婆回到家里，住在我原来住的房子里，把我挤出来了，没有一点办法，真是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谁能理解我那个时候的悲愤心情呀！
我无奈回到娘家双表村住了下来，但是住娘家也不是最好的办法，最使我痛苦、不能容忍的是我含辛茹苦拉扯到十几岁的儿子也被丈夫夺去了。我的心好痛啊！我的命好苦啊！为了能时常见到自己的儿子，我决定还是回高庄，在高庄村找一个男人。等了几个月后，在别人的帮助撮合下，在高庄村找了第二个丈夫。可是由于日本兵的残酷糟蹋，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女人本来的生育能力，不能再为第二个丈夫生孩子了，我认为很对不起这个丈夫，所以为他抱养了一个男孩，为他们家接续香火。作为女人，我还能做什么呢?
1952年冬天，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一个冬天。在这次整党运动中，因为日本人两次抓我的问题，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又早已被日本人打死，无人能为我证明，所以我被开除了党籍，回想起入党时的宣誓，回想起入党前后为党、为抗日所做的工作，到头来，一切都没有了。是谁害得我这么苦?是日本兵，是可恨的日本强盗！我恨透了日本强盗，是日本强盗毁坏了我的身体，玷污了我的名声。党组织因此不能信任我，可以说，从此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日本强盗毁了我的一生！好歹第二个丈夫对我比较好，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还能过得去，而且还抱养了一个孩子，在孩子身上寄托着无限的希望。希望孩子长大后能给我们养老送终。
但是想不到的是在1967年，第二个丈夫又得了重病，时间很短，没有来得及医治就死了。丈夫一去世，家庭马上就破裂，苦心喂养、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到十来岁大的孩子归家族抚养，不让我再跟孩子生活在一起。又一个孩子再一次和我分开，我再一次从自己的家里被人分离出来。再一次没有了生活着落，孤立无援，没有一点的主张，这时候，我已经是将近50岁的女人，已经再也经受不起任何打击了，整天想着心事，咽不下一口饭，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生活下去。我照了镜子，看到自己面容憔悴，不成人形。这个时候，有一个男人时常来接济我，有时借点米和面，有时买一点生活用品，在没有生路的情况下，难得有人肯帮助我，没有他，我就会饿死、冻死，无人管。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人送来的东西。
这种有意的帮助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明白，我是没有办法还清他对我的恩情了。他的用意很明白，是想要我这个女人。我一个老婆子，没有儿女，没有可以依靠的亲人，又拿不出东西来还人家。就这样，迫于生存需要，委身了这个非常丑陋而且又说不清楚话的没有鼻子的男人。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们两个都先后得了脑血管病，身体活动不方便，已经不能再劳动。再到90年代，又发展成了脑血栓后遗症(半边偏瘫)，拄着拐杖，活动更加不方便。又穷又老又难看，几乎不能出去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