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12日清晨时分，山西63军驻地内家属区突然传出了密集的枪声，其中还夹杂着女子的呼喊和求救，周边邻居立即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警卫处和领导，但凶手依然逃出重围。

后经调查，犯下枪击杀人案的竟是63军副军长，此前参加过奇袭白虎团之战的战斗英雄余洪信，他为何会走上这条不归路，其最终结局又是如何呢？

出生于河北武强县的余洪信生得身材高大，还在年轻时练就了一身不凡的武艺和枪法，其不但能够飞檐走壁，还能够使用双枪左右开弓，在解放军中颇有威名。

解放战争期间，余洪信就已经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指战员，在解放石家庄等战斗中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在战斗中他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一线，这令其获得了不俗的威望。

抗美援朝战争中，余洪信参加了著名的金城战役并担任尖刀营营长，随后他和他的队伍参与了奇袭白虎团的战斗之中。

在他的指挥下战士们在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里穿插近十公里，与敌人交战十余次，最终成功端掉了敌军的团部，将这支“王牌部队”的番号从历史上抹杀。

抗美援朝结束后，在战斗中表现优异的余洪信也走上了仕途的快车道，六十年代初他就已经成为了187师的副师长。

1969年下半年，他更是被任命为63军副军长，此时的他才刚满44岁。

作为一名军人，余洪信在战争中的表现是无可指摘的，其身上有着数处枪伤，头部更是有无法取出的弹片，这也让他受到了士兵的尊敬。

但成为63军副军长后，他和部队很快就接到了开赴内蒙古，执行5个月战备支边的任务。

抵达目的地后，余洪信还被委托协助当地行政官员进行军事化管理，这让他感到十分郁闷，觉得自己的才华难以得到施展。

在后续的管理工作历程中，余洪信没能很好地适应身份转换。

他未能察觉到军队环境与政治领域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而是不假思索地将军队中的行事作风生硬地移植到了政治领域。

这种做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极为严重且深远的。

比如，在军队中，命令的执行往往需要迅速且坚决，对于失误的容忍度相对较低。然而，政治领域需要更多的协商、沟通以及灵活的策略应对。

余洪信却未能理解这一点，依旧以军队中的那种绝对化、刚性化的标准来要求政府官员。

这令当地的政府官员感到十分头痛，他们哪怕只是出了一点很小的差错，就会受到余洪信的严厉斥责，甚至还有官员会因为下属的失职被“连坐”，这让当地的政治氛围变得异常紧张。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一直对林彪十分推崇的余洪信觉得，和平年代不再需要他这样“会打仗的人”了，自己很有可能不会再从事军事工作，这让他愈发烦躁。

于是，他在政治工作上也开始放纵起来，那段时间里他经常打骂群众，甚至还将一些无辜百姓囚禁起来。

与此同时他在私生活上也十分不检点，竟强奸、侮辱了三十多名女性，这令当地百姓对余洪信的所作所为怨声载道。

1972年5月，中央军委下达了要求军管部队和指战员撤离内蒙古的命令。

在余洪信返回山西后不久，一封联名举报信就被送到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

这封举报信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后他们把相关情况反映给了63军军部，希望他们能够对余洪信进行严肃处理。

以军政治委员曹步墀为首的军常委成员，针对此事进行了多次会议，他们认为余洪信的行为十分恶劣，应当严肃处理。

余洪信在后来的会议上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只要保留自己的党籍，其他什么处分都能够接受。

最终63军内部做出了对余洪信处以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撤销副军长职务，从12级降到17级的处罚，并将相关文件呈送北京军区。

时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纪登奎在看到文件后，对63军的处理方式并不满意，他在文件上做出如下批示：

此人错误严重，检讨不深刻

司令员李德生也在旁边画了一个圈，表示同意纪登奎的意见。

文件被送回63军后，曹步墀对此事十分重视，在那个重视政治工作的年代里，这份文件的分量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

为了谨慎起见，曹步墀要求只有自己和63军副书记能够去探望余洪信，其余高级干部不得与其随便走动，更不能讨论政治问题。

尽管曹步墀的选择从初衷而言，确实是怀着保护余洪信政治生涯的良苦用心。

然而，余洪信却未能理解曹步墀的这番苦心。

他眼睁睁地看着昔日那些曾经一同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在自己身处困境、急需支持和帮助的时候，不仅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甚至连一点宝贵的意见都不肯给予。

在余洪信的眼中，认为自己仿佛已经被 63 军的其他高级将领无情地“孤立”了。他的内心也变得越来越不安。

5月17日早晨，余洪信在外出时注意到军部小招待所的战士在打扫房间，得知是为北京军区张正光副政委准备的，这让他大惊失色。

他觉得张政委这次过来肯定是准备处理自己的问题，这让他忧心忡忡。

当天夜里余洪信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最终他在凌晨两点左右偷偷走出了家门，快步向侦查连营地走去。

站岗的哨兵见到是副军长前来，以为这是例行查岗便没有盘问，余洪信也得以进入手枪班的营地，找到两把手枪带在身上。

在他走出营地的时候刚好碰上了出来寻找的妻子和女儿，此时余洪信的妻子已经被组织要求严格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余洪信对此也是心知肚明。

他的妻子看到余洪信腰间别着的两把手枪后，便质问其从哪里拿到的武器。

没想到余洪信并没有答话，而是拔出手枪朝着自己的妻子开火。

由于天色较暗余洪信并没有射中目标，碍于求情的小女儿他最终决定放过妻子，快步返回了家中。

回到家后余洪信想起刚刚妻子被枪击时大声呼救的情景，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已经败露，与其待在家里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教训一下“整治”自己的领导。

于是他立即跑到63军军长阎同茂家，但敲门后始终没人回应，屋里的灯也没亮起来，等了一会儿后，他便转身跑到63军政治委员曹步墀的家门前。

这次曹步墀的妻子听到了敲门声，她顺手点亮了卧室的电灯，就在灯光亮起的那一刻，余洪信当即拔枪朝着人影所在的位置疯狂射击，曹步墀的妻子当场中弹身亡。

曹步墀也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在被惊醒后他并没有感到慌乱，而是熟练地滚到了床铺下面，这才躲过一劫。

完成刺杀行动的余洪信在出逃时，还见到了听到枪声赶过来查看情况的副政委杨兆魁。

余洪信又是二话不说拔枪就射，不过好在他逃跑心切并没有仔细瞄准，杨副政委最终只是肩膀被击穿，并没有生命危险。

在案件发生后，就连毛主席都对案子的进展十分关切，因为这不但是一桩严重的高级干部出逃事件，还暴露了军区内部安防不力，管理不严等问题。

但侦察兵出身的余洪信有着丰富的反侦查经验，63军的战士将周边地区翻了个底朝天也没得到什么线索，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请求中央调神探乌国庆前来调查。

就在乌国庆刚刚着手去了解相关情况的时候，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

有人在榆次南郊的麦田之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具已然高度腐烂的男尸。这具尸体的身旁，竟然还放置着两把冰冷的手枪，场面触目惊心。

随后，经过一系列验证工作，死者的身份最终得以确认，正是出逃的余洪信。

经过进一步的勘查发现，他的两侧太阳穴处，同时存在着接触射击的射入口和射出口。这种明显的特征充分证明了其是畏罪自杀。

从种种迹象推断，他具体的自杀时间就在他出逃后不久。

余洪信的这一系列行为和最终的结局，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而随着他的死亡，这起曾轰动全国的大案，至此终于缓缓地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余洪信枪杀案当中，尽管遇难者的人数相对较少，然而，正因为嫌疑人那特殊的身份，使得这起案件依然引发了极为巨大的影响。

这起案件也无情地暴露出了当时军队内部存在的诸多严重问题。比如管理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松动态势，警卫工作简直形同虚设。

原本应当严谨有序、纪律严明的军队环境，却出现了如此重大的疏漏，这无疑为人们敲响了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

而尤其令人感慨万千的是，余洪信从曾经备受尊崇的战斗英雄，堕落成为残忍的杀人犯，这样的转变轨迹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参考资料：

舒云：《1972，副军长余洪信双枪自杀案》，同舟共进，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