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1628），刚刚继位不久的崇祯帝收到陕西官员的紧急求援，说陕西出现了大饥荒，乞求朝廷赶紧赈灾，救百姓于水火。陕西饥荒的出现一点也不意外，陕西紧邻边疆，明代九边有三个边镇都在陕西，所以陕西总督又被称为三边总督。紧邻边镇，长期遭受袭扰，而且黄土高原上农业发展困难，纯属靠天吃饭，一遇到旱情，则颗粒无收。更加上从万历末期就加辽饷，让本就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陕西百姓雪上加霜。
对于陕西的具体情况，崇祯帝需要派人去实地考察。
马懋才因为是陕西人，所以被派往陕西调查灾情。马懋才经过详细地考察，很快就把陕西的灾情写成一道奏疏——《备陈大饥疏》，马懋才是这样说的：
陕西延安府发生灾荒，去年一年未下雨。到了八九月，无粮可吃的百姓只得上山挖野菜吃。到了十月，野菜都被吃光了，只能吃树皮，到年底，树皮都被吃光了。就只能挖掘山中的青叶石吃，吃下的人几日就死掉了。
不愿意被饿死的人相聚在一起，打家劫舍为盗，家中仍然有粮食的都被抢劫一空。官僚和地主自然不能容忍，派兵捉拿，这些人被抓了之后说：死于饥与死于盗都是一回事，与其饿死，不如为盗而死，这样至少还是一个饱鬼。
而最可恨的是，在安塞城西有一粪场，每天早上必定会有两三个婴儿被丢弃在这里。被丢弃的婴儿，有呼叫父母的，有号啕大哭的，有的婴儿饿得不行，直接食用粪土。而到了第二天，所丢弃的婴儿全部死亡，而新丢弃的婴儿又来了。
更为恐怖的是，幼童一旦独行很快就没有了踪影。后来人们见到城门外有人用人骨为薪火，煮人肉而食，才知道那些丢失的幼童皆被这些人吃掉了。而一些饿死的人，尸体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挖了数个大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马懋才来之时，已经填满了三个大坑，而数里以外来不及掩埋者还有很多。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马懋才也作出了分析：
因为官员们迫于上司和朝廷的严令，不得不严加催收税收。税赋太重，有人就开始逃跑，但一人逃跑，他所遗留下来没有交的税收，就会分摊在还没有逃走的人身上，所以百姓都怀抱着怨恨大规模地逃离家乡。恒产既亡，怀资易尽，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这些人飘零异地，栖泊无依，只得相继为盗，这就是陕西现在遍地是盗贼的原因。
马懋才的这封奏疏一上去，崇祯帝也不敢大意，赶紧下令让群臣商量如何解决。
有官员就说：陕西现在不仅百姓活不下去，就连边军也无法生存了，各路军饷累计欠达27个月，合计欠饷银共150多万两，数万饥兵食不果腹，衣不覆体。
又有人说：陕西的盗贼已经遍布陕西各地。
而御史吴甡在给崇祯的《微臣星驰入关疏》中则说：
延镇四面黄沙，地无可耕。专倚两运为续命之膏。自改本（色）为折（色），而庾廪空矣。专改输粟而纳银、增浮课而引滞，而盐政废矣。盐商归籍，田地荒完，而屯政废矣。参罚会严，马匹倒损，隐匿不报，而马政废矣。加之几番调援，精锐具尽，凶年相继，月怕不敷。此饥军为盗之根因也。边地荒凉瘠薄，仍派辽饷，明经有司，日暮途穷，巧营归橐。百姓入城封粮，则监追其积逋。逃亡拖累，无乐生之气，兼复连岁饥馑，富者皆贫，贫者皆贼。边军糾集，转相附合，此饥民为盗之根因也。光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群臣们最终把目光聚集在户部尚书毕自严身上。大家都是十年寒窗上来的，都是国家最聪明的一群人，都明白解决问题其实就一个办法：拿钱赈灾。
户部尚书毕自严知道自己是跑不掉了，就说了三点：
一、延绥、固原、甘肃等镇都是依靠陕西的税收，充为军饷。现在这几处的边军欠饷一百多万两，如果减税，边军的军饷怎么解决？
二、现在说赈灾，整个户部现在只有14000两银子，这点钱还不够塞牙缝。所以赈灾户部是拿不出钱来的。
三、既然减税不行，赈灾也不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加派的税收暂缓一下，等到秋后再交。
最终的结果是，陕西的税收没有减，朝廷按照毕自严的建议给予的政策是税收暂缓，然后还给陕西拨14000两赈灾银。
到了崇祯三年，陕西的情况一点没有好转，陕西巡抚刘广生给崇祯上疏：
念此三郡（指灾害最严重的延平三府），敕部酌议辽饷、带徵缓至秋收，见徵量减分数，以俟明年复徵足额。刘广生还提出了一个建议，陛下您不是最近撤了不少驿站吗，可否将省下来的钱给陕西用来救灾。刘广生面对着陕西残酷的灾情，束手无策，最终直接在工作中昏倒在地。接任他的王顺行一到任就给崇祯帝上疏：
伏乞皇上轸念边军之穷，俯怜延民之苦。将延安所属辽饷元、二年未完，及三年全欠尽行免征，其拨充京运之数另行抵补。意思很简单，前面陕西三年没有交的税，也别说补缴了，请皇帝全部免了吧。
崇祯帝无奈，也只能答应。
负责招抚农民军的三边总督杨鹤此时也上疏建议说：“朝廷必须真实赈灾，灾民才得以糊口，然后给予他们牛和种子，让他们回归农田，如此招抚才确实可行。但招抚是必须要花钱的。如果去平定起义，需要花费剿灭饷银，把剿灭所花费的钱用在招抚之上，盗息且民安。”
其实崇祯帝也有为难之处，现在陕西有饥荒，辽东有战事，到处都要花钱。但陕西旱灾的情况却是不容忽视，崇祯帝着户、兵两部拿出10万两银子用于陕西的赈灾，为防止这笔救命钱被侵吞，崇祯令御史吴甡带着这笔钱前往陕西赈济。
这是自崇祯元年拨款14000两之后，三年多来朝廷第一次拿钱出来赈灾，吴甡拿到这笔钱哪里敢停留，火急火燎地往陕西狂奔，因为陕西的灾害已经多年，民众嗷嗷待哺，而且此时已经是二月初，他需要在饥民最难熬的三、四月——青黄不接之时把赈灾款发到他们手中。一路上吴甡还不忘给崇祯发上疏，主要意思就是10万两钱太少，希望再拨款。
崇祯帝的回复是，让陕西各府州县有司也多方筹集一些资金，不要只靠朝廷的赈灾。崇祯帝意思很清楚，钱就那么多，其余的自己想办法。
吴甡也豁出去了，朝廷的10万两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到了陕西就去找陕西的藩王，朱家的天下，你们不拿钱谁拿？几个王爷，最多的才拿了1500两，瑞王和秦王只拿了1000两。吴甡动不了王爷，只好又找到一些富绅，要求拿钱出来救灾。软磨硬施之下，在陕西合计弄到白银36000两，粮食大约3000石。
有了这笔钱粮，吴甡开始了赈灾。
吴甡还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自陕西大旱以来，兵民交困之下四出劫掠，山西为防引火烧身，封锁黄河渡口，阻断了山陕商路，致使延安、榆林等地粮价骤涨，至斗米六钱。吴甡上疏崇祯帝，请求让山西放开粮路，允许陕西购粮，在崇祯的多次严令之下，山西的地方官员才极不情愿地让陕西过来买粮。
延绥地区饥荒最为严重，吴甡的赈灾首先从这里开始。四月一日，他到了宜君县，用了1430两银子，一共赈灾2784名饥民。从中我们也可以计算出平均每一名饥民所得银两大仅约半两，当时在延安府一石米要得价格已经暴涨至0.7两银子，明朝一石大约相当于今日170多斤，这也意味着每位饥民可以得到米约100多斤，这虽然不多，但绝对是救命粮。
吴甡到甘泉县之时，才发现情况更为惨烈，全县十室九空，搜遍了也才找到600人，其余的要么饿死，要么逃亡了。
到了延安府，全府竟然只有知府一名官员，很多官员都饿死了，而这名知府还兼任着下面几个县的县令。没有官员，吴甡只得自己来亲自发放赈灾银，恰好此时从西安购买的几百石的赈灾粮食运到，得以让剩余的百姓存活下去。
吴甡继续北上到达延长县时，几万流贼正在围攻延长县城，吴甡站在城头高呼赈灾，在反复劝说之下，流贼纷纷由攻城者变为了大明朝的拥护者。
吴甡继续往延川、清涧、绥德、米脂等县赈灾，于五月初三抵达榆林镇城。
吴甡此次赈灾二月初九从北京出发，四月初一开始赈灾，到五月二十一日完成了所有赈灾工作。这次赈灾，一共花费137165.085两，赈济饥民240345人。
吴甡的这次救灾，并没有改变局势，因为此时的灾情已经过去四年，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农民战争早就成为燎原之势。而且赈灾的银两实在太少，仅仅能够维持饥民数月生活而已，而陕西九府，吴甡也仅仅赈济了其中的西安、平凉、庆阳几府而已。另外一方面，陕西边军所欠百万以上的军饷仍然没有解决。
而赈灾只是解决表面问题，根本问题还是要让饥民能够稳定下来进行农业生产。
但这根本办不到，原因有三：
一、赈灾银太少，10多万两银子虽然救济了20多万人，但对于总数高达数百万的灾民来讲，无疑是杯水车薪。
二、赈灾最佳时机已过，崇祯元年就已经发生饥荒，直到崇祯四年才开始赈灾，两年多时间里，无数百姓成为流民，想要再次回归农业，需要极大的代价，不仅要赈灾粮，还要牛，还要种子，还要防止各路匪盗的袭扰。这一点，明王朝根本做不到。需知，此时的各路义军已经成规模，就是吴甡这批赈灾粮食也被劫走了约220石。
三、就算饥民们愿意种地，当时辽饷的压力极大，百姓种出来的粮食还不够交税，有谁又愿意来种地呢？
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明朝的贪腐极为严重，由于此次是赈灾的银子完全是救命钱，朝廷上下极为重视，崇祯帝多次下旨禁止贪墨，吴甡也坚持自己亲自发放赈灾银，但仍然发现了很多贪墨和扣留的现象：鄜州扣留银11.1两，宜川县初报降丁甚多，后因逃散，扣留银 623. 2 两，洛川县扣银203. 2 两，中部县扣银 251. 358 两，黄甫川营堡扣银 50 两，神木营扣银 88. 3 两，绥德卫扣银11. 2 两，韩城县扣银 16. 2 两，蒲城县扣银 7. 2两，澄城县扣银 2 两，白水县扣银 3. 8 两。这些钱加起来为1267.558两，而这还只是清查出来的，没有被清查出来的只怕也不少。
贪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