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九十一载，大汉天子遣精兵于泉鸠一农舍，围困太子刘据于绝境之中。刘据绝望悲呼：“父皇，何故信外人之言，而疑亲子之心？”言罢，以白绫终结其三十八载风云人生。

刘据二子，姓名未录史册，搏命抗敌，英勇捐躯。其长子刘进，人称皇长孙，与其母史良娣，在刘据兵败后，长安城中亦遭不幸。

刘据一脉，唯余初诞五月之孙刘病已，汉武帝之曾孙，未来之宣帝，因年幼而免于灾厄。

闻子自戕之噩耗，皇后卫子夫心如刀绞，于竹简之上，遗言泣血：“妾侍君侧四十九春，方知君心薄凉至此！”遂步子之后尘，同样以白绫诀别红尘。

汉武帝，史称“千古一帝”，晚年却因“巫蛊之乱”铸成大错，听信奸佞，逼死太子，致数十万无辜魂断。

武帝晚年何以昏聩？

此非全然归咎于帝，凡帝王寿长者，皆恐权柄旁落，生死不由自主，或显或隐，汉武帝恰为此典型。年迈畏死，忧心篡权，终日惶恐，致龙体日衰。

为疗疾，携宠臣江充等赴甘泉宫静养，时日虽长，病情未见好转，反生“被害妄想”，夜夜恶梦缠身。一日小憩，梦中木偶人持械袭之，惊醒后，汗湿衣襟。此前已有密报，言其与卫子夫之女阳石公主及卫君孺之子公孙敬声私通，且于甘泉宫御道埋木偶以咒君，连累诸邑公主与卫青长子卫伉，均遭其怒，满门抄斩。

虽大义灭亲，然武帝仍觉宫中有咒，木偶未尽，故夜不能寐。

江充窥其意，言：“宫中各处皆已搜遍，唯有东宫，微臣不敢妄动。”

武帝怒道：“搜，无论太子与否，掘地三尺，务必寻出！”

江充得令，率众闯入东宫，果“如其所料”，寻得木偶。

刘据知为江充构陷，然武帝远在甘泉宫，申诉无门，使臣亦遭阻拦。无奈之下，求助太傅石德，石德献计：“陛下居甘泉宫，尔等使者皆未能面圣，陛下生死未卜。昔扶苏公子遭奸人所害，汝忘乎？不如伪诏擒江充，保命后再向陛下请罪。”

刘据深知此举无异于谋逆，然别无他法，依计行事，诛江充。战鼓已响，一触即发。

太子无兵，求助于母后卫子夫。事态紧迫，卫子夫只得助子，以皇后印信调长乐宫五千卫士。长安城内，一时风云变色。江充副手苏文趁乱逃至甘泉宫，报曰：“太子谋反！”

武帝震怒，遣丞相刘屈氂领兵镇压。

刘据见刘屈氂兵马，知父皇尚在，然事已至此，唯有抵抗。长安百姓，皆知太子谋反之实，除狱中释放之囚犯，无人敢助太子，其结局，可想而知。

太子，一国储君，竟被父皇逼至反叛，终自尽，实乃帝王之悲。

武帝后悟太子清白，重审巫蛊案，为太子平反，灭江充三族，焚苏文，惩处涉事之人，然太子已逝，不可复生。武帝悔恨，建“思子宫”与“归来望思台”，以寄哀思。

世人亦常设想：若刘据未亡，承继武帝基业，西汉是否会免于速衰？

刘据，嫡长子也，武帝对其倾注心血，自幼严教，七岁封太子，悉按储君之规培育，所授皆为当世名师。及冠，武帝特设“博望苑”，供其交友论道，破例允许其与众议政，以期拓宽视野。

较之年幼登基之昭帝，刘据治国之历练更为丰富。武帝巡游在外，常将朝政交由刘据，裁决之事，回宫汇报，无不允准，有时甚至不复审问。

太子刘据，性情仁厚，温文尔雅，常为刑罚过重之事进言，深得民心。

若此人主政，百姓之福，国家当兴，汉室或可延绵更久？非也。

王朝兴衰，如人之生死，历史规律使然。纵览华夏两千年封建史，无一朝代能越三百年之限，皆需经历朝代更替，方能前行。

西汉自刘邦开国，经吕后、文景之治，至武帝，国力鼎盛。武帝北伐匈奴，拓土开疆，然晚年好战，巫蛊之乱，国力受损。武帝深知身后需一“仁君”以休养生息，故虽与太子政见不合，仍寄厚望于其。

武帝托孤八岁幼子刘弗陵，及霍光等四臣，意在续汉室之辉煌。事实证明，武帝所托非虚，霍光等辅佐之下，汉室历经昭帝、废帝，终迎宣帝，迎来“昭宣中兴”。

昭帝、宣帝之早逝，反成就汉室中兴，若刘据在位，能否再续辉煌？难矣。

一则，人至暮年，易昏聩，纵英明如武帝、玄宗、乾隆，晚年亦难逃此律。

二则，刘据虽仁厚，却缺帝王应有之政治手腕。若其未死，皇后卫子夫在，卫氏外戚干政之忧仍在。且刘据在巫蛊之乱中失策，显其政治素养不足。

三则，西汉之衰，非一人之力可挽。武帝晚年之弊政，宣帝虽力挽狂澜，然其后元、成帝之治，终致西汉衰败，非刘据所能改写。

历史无如果，刘据之死，卫家之衰，外戚干政再起，西汉步入末路，虽宣帝刘病已归位，亦难挡外戚之患，无力回天。

故，若刘据未死，汉室命运，或有不同，然历史大势，非一人可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