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项羽，登基称帝。这位出身草莽的帝王，在登基大典上接受群臣朝拜时，内心却充满不安。他深知，手中的皇权并非来自战场上的绝对胜利，而是多方势力妥协的结果。

这种“联合创业”的建国模式，为西汉初年埋下了三大隐患：异姓诸侯的威胁、制度选择的矛盾，以及枕边人的权谋较量。这些心病，不仅困扰着刘邦的晚年，更深刻塑造了汉初的政治格局。

刘邦的皇位，建立在韩信、彭越等七大异姓诸侯的支持之上。这些手握重兵的盟友，既是开国功臣，也是潜在威胁。刘邦曾对心腹坦言：“吾与诸侯共天下，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

楚王韩信的遭遇最具代表性。这位“兵仙”在垓下决战中为刘邦奠定胜局，却在战后被改封楚地，远离关中。公元前201年，刘邦以巡游云梦泽为名，突然夺其兵权，将其贬为淮阴侯。韩信最终死于吕雉之手时，刘邦竟流露出“且喜且怜”的复杂情绪——既除心腹大患，又惋惜军事奇才的陨落。

梁王彭越的结局更显帝王权术的残酷。当刘邦征讨陈豨时，彭越称病未随，仅派部将支援。刘邦借此发难，以“谋反”罪名将其逮捕。彭越流放途中向吕雉求情，反被诱杀，尸体剁成肉酱分送诸侯，震慑之意令人胆寒。

七大异姓诸侯中，唯有长沙王吴芮因主动裁军、献地得以善终。刘邦晚年拖着病体亲征英布，身中毒箭而亡，正是清除异姓王代价的残酷写照。这场持续七年的权力清洗，为后世留下警示：联合创业的蜜月期，终将终结于独裁者的清算。

秦朝郡县制的崩溃，让刘邦陷入两难。他既向往中央集权的效率，又不得不向功臣妥协，实行“郡国并行制”：关中设郡县直辖，关东封诸侯自治。这种折中方案，实为权力博弈的产物。

刘邦将九个儿子分封为王，形成“刘姓藩王圈”。齐王刘肥辖73城，几乎占东方半壁江山；代王刘恒（即汉文帝）镇守北疆，抵御匈奴。这些安排看似巩固刘氏江山，实则埋下更大隐患——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正是分封制反噬的必然结果。

为制衡诸侯，刘邦独创“白马之盟”，要求群臣宣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道充满江湖气的盟约，成为西汉初年的权力宪法。但当吕雉掌权后，大封吕氏子弟为王，这道誓言立即沦为废纸，暴露了制度设计的脆弱性。

刘邦对发妻吕雉的忌惮，源自其政治资本的先天不足。吕氏家族不仅是刘邦创业的“天使投资人”，更是实际操盘手：彭城战败时，吕雉兄长吕泽独率两万精兵接应；楚汉对峙期间，吕家持续为前线输送粮草。

这种依赖让刘邦如芒在背。他晚年试图废太子刘盈（吕雉之子），改立戚夫人之子刘如意，本质是对吕氏权力的试探。当吕雉请出商山四皓辅佐太子时，刘邦明白大势已去，叹道：“羽翼已成，难动矣。”

吕雉的报复来得迅猛而残酷。刘邦死后，她将戚夫人做成人彘，毒杀赵王刘如意，更打破“白马之盟”，封吕产、吕禄为王。这位被司马迁列入《本纪》的女性，用十五年执政证明：在权力游戏中，性别从不是决定因素。

刘邦的三大心病，最终演变为西汉初年的治国方略：对外以和亲安抚匈奴，对内推行黄老之术休养生息。这种“外柔内刚”的策略，为文景之治奠定基础，却也付出沉重代价——直至汉武帝时期，才通过推恩令解决诸侯问题，通过漠北决战重塑民族尊严。

权力场上没有永恒的胜利者。刘邦的故事提醒后人：任何政治妥协都需支付利息，而历史，终将在矛盾与平衡中曲折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