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我军俘虏一国军副司令，为何毛主席亲自发电文：严加保护

引言：

1948年盛夏，襄樊战役如火如荼。当解放军攻破襄阳城时，在缴获的俘虏中，有一位特殊人物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他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当这个消息传到延安后，毛主席立即发出电文，要求＂严加保护＂。不仅如此，刘伯承、陈毅等解放军高级将领还多次亲自前往看望此人，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之间竟然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这位引起中央如此重视的国民党将领是谁？他与解放军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从川军悍将到绥靖副司令

1920年春，四川军阀刘湘麾下来了一位年轻的军官，此人便是郭勋祺。那时的郭勋祺刚满31岁，却已在军中崭露头角。他所率领的部队纪律严明，作战英勇，很快便引起了刘湘的注意。

不到半年，郭勋祺便被刘湘提拔为团长。在一次剿匪行动中，郭勋祺带领部队连续作战三天三夜，最终将盘踞在川东的一支土匪势力彻底剿灭。这一战，让刘湘对这位年轻将领刮目相看。

1923年，刘湘将郭勋祺的部队扩编为旅，任命他为旅长。这支部队很快就以战斗力强、军纪严明闻名于川军。当时川军内部有个说法：＂宁愿碰上两个主力师，也不要遇上郭勋祺的一个旅。＂

1927年，四川陷入军阀混战。在成都保卫战中，郭勋祺临危受命，担任前线总指挥。他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战术：在城外布设疑兵，让敌军以为城内守军众多。等敌军疲惫之际，他亲自带领一支精锐部队，从侧翼突然杀出，一举击溃了来犯之敌。这一仗，不仅保住了成都，更奠定了他在川军中的地位。

1934年底，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四川。当时的郭勋祺已是川军主力师师长。在与红军的多次交锋中，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尤其是在土城一战中，他凭借地形优势，布置巧妙的防御工事，让红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然而，这场战斗也让郭勋祺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他在给刘湘的一封信中写道：＂红军虽为敌军，但其战术精妙，士气可嘉，非寻常军队可比。＂这段话后来被红军侦察人员截获，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

1947年冬，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蒋介石为了巩固大后方，开始重用川军将领。他看中了郭勋祺的军事才能，决定委以重任。但郭勋祺此时已经看清了国民党的腐朽本质，对这个任命并不热衷。

当时，蒋介石找到在重庆的郭勋祺，亲自劝说他出任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长官。蒋介石对他说：＂襄樊是重镇，非老将镇守不可。＂郭勋祺推辞说身体不适，但最终在多方压力下，不得不接受任命。

1948年初，郭勋祺抵达襄阳。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川军悍将，而是一个对国民党统治深感失望的将领。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整顿军纪，禁止部队扰民。当地百姓说：＂新来的郭司令，倒是个体恤百姓的好官。＂

这位曾经的川军悍将，在担任绥靖区副司令期间，始终保持着对民众的同情。他多次阻止下属部队抢掠百姓，甚至因此与上级发生冲突。正是这种行为，为他后来的重大抉择埋下了伏笔。

二、抗战时期的特殊情谊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面对日军的进犯，郭勋祺立即向刘湘请战。8月，他的部队被改编为第114师，这支部队成为了川军主力之一。

9月15日，郭勋祺率部从重庆出发，沿长江东下。途经宜昌时，他收到一份情报：日军已在武汉外围集结重兵。当晚，郭勋祺召集各团团长开会，要求部队加强训练，准备与日军决战。

10月初，第114师抵达武汉。此时的武汉已是一座备战的城市，街头巷尾都能看到准备参战的军队。郭勋祺的部队被派往太湖一线，负责阻击日军。

11月24日，在太湖西岩，郭勋祺遭遇了一支日军精锐部队。战斗异常激烈，郭勋祺不顾参谋劝阻，亲自到前线指挥。正在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腿。

副官赶紧上前搀扶，劝他后撤治疗。郭勋祺却说了一句让在场将士难忘的话：＂我若撤退，士气必泄。＂他强忍疼痛，继续指挥战斗。最终，这场战斗歼敌数百，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1938年春，郭勋祺的部队在芜湖附近与新四军首次接触。当时新四军三支队正准备渡江北上，但缺乏渡江工具。得知这一情况后，郭勋祺不仅为新四军提供了船只，还派出向导带路。

这次合作之后，郭勋祺与新四军的关系日益密切。同年夏天，陈毅、项英两位新四军领导人专程来到郭勋祺的司令部，共同商讨抗日战术。在一次秘密会谈中，陈毅向郭勋祺详细介绍了游击战的特点和优势。

9月，日军对芜湖发动猛攻。郭勋祺的部队与新四军密切配合，采取游击战术，多次重创日军。这种合作方式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他派人暗中监视郭勋祺的行动。

1939年初，一个重要的时刻到来。新四军准备向苏南敌后转移，必须经过郭勋祺防区。按照国民党的规定，新四军调动需要层层审批。但郭勋祺没有上报，而是默许新四军通过。

在新四军经过期间，郭勋祺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休整场所，还秘密转交了一批武器弹药。据统计，仅这一年，郭勋祺就向新四军提供了3万多发子弹和500多套军装。

这段时期，郭勋祺的部队战功赫赫。他们不仅在太湖、芜湖等地多次重创日军，更为台儿庄大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如此，国民政府不得不任命他为23集团军副总司令。

然而，郭勋祺与新四军的交往已经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不满。1939年底，蒋介石以＂战术运用不当＂为由，解除了郭勋祺的军职。但此时的郭勋祺，已经在抗日战场上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暗中支援新四军的秘密

1938年的一个深夜，郭勋祺的副官匆匆来报：＂司令，新四军的同志来了。＂在司令部的密室里，新四军的联络员带来了一份紧急请求：部队即将展开一次重要行动，急需一批武器弹药。

当时的新四军处境艰难，国民党虽然表面上承认其抗日地位，但在军需物资上却处处设卡。郭勋祺二话不说，当即批准从军需仓库调出30支步枪和1万发子弹。为了避人耳目，这些物资被伪装成普通物件，分批运往新四军驻地。

这并非个例。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郭勋祺多次利用军需调配的机会，将武器弹药暗中转交给新四军。据一位当时的参谋回忆，每次转交物资时，郭勋祺都亲自过问细节，确保万无一失。

1939年初，新四军在苏南作战时遭遇严寒。得知这一情况后，郭勋祺立即组织人员采购了500套棉衣。为了掩人耳目，这些棉衣被伪装成普通商品，经过多次转手才送到新四军手中。

同年3月，陈毅亲自到访郭勋祺的军部。表面上，这是一次普通的军事交流。但实际上，陈毅带来了一套完整的游击战术手册，手把手教授给郭勋祺和他的部下。

郭勋祺很快将这些战术运用到实战中。在一次与日军的遭遇战中，他的部队采用游击战术，不仅避免了正面交锋的巨大损失，还给予敌人沉重打击。这次战斗的成功，更坚定了他支持新四军的决心。

6月，新四军准备向苏南敌后转移。按照规定，所有部队调动都需要向国民党军委报备。但郭勋祺却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让新四军从自己防区悄悄通过，并在关键路段撤除了岗哨。

这次行动本应天衣无缝，却还是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了蛛丝马迹。一份秘密报告很快递交到了蒋介石的案头。报告中详细记载了郭勋祺与新四军往来的证据，包括物资援助的具体数量。

更令国民党震怒的是，他们发现郭勋祺的部队在作战时经常与新四军互通情报。有多次战斗，都是两支部队巧妙配合，给日军以重创。这种合作方式，完全超出了国民党的容忍限度。

1939年深秋，项英再次秘密造访郭勋祺。这次会面异常简短，但项英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国民党已经开始调查郭勋祺的＂通共＂行为。项英建议郭勋祺暂时中断与新四军的联系，以免打草惊蛇。

然而郭勋祺并没有因此退缩。10月，他又一次冒险调拨了一批急需物资给新四军。这成为了他最后一次援助行动。此后不久，蒋介石以＂战术运用不当＂为由，解除了他的军职。

四、遭受蒋介石的猜忌迫害

1939年11月的一个清晨，郭勋祺刚到办公室，就收到了一份加急电报。电报内容很简短：即日起解除军职，速返重庆述职。署名是军事委员会，也就是蒋介石的直属机构。

消息很快在军中传开。当天下午，几位老部下前来辞行，郭勋祺对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二天一早，他就启程前往重庆。

然而等待他的并不是什么述职会议。一到重庆，郭勋祺就被软禁在一间偏僻的院落里。名义上是＂休养＂，实则是监视。每天都有特务处的人员轮流＂照看＂，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下。

1940年初，一份详细的审查报告摆在了蒋介石的案头。报告中列举了郭勋祺＂通共＂的多项罪状：私自向新四军提供军需物资、默许新四军经过防区、与共军首领密切来往等。这些都是确凿的事实，但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处置郭勋祺。

原因很简单：郭勋祺在川军中威望甚高，贸然处置可能会引起川军将领的不满。因此，蒋介石改变策略，决定让郭勋祺接受＂再教育＂。

就这样，郭勋祺被送进了陆军大学特五班。这个班表面上是为高级将领进修设立的，实际上是一个＂改造班＂。在这里，郭勋祺每天都要参加政治学习，听取反共报告，写思想汇报。

1941年春，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新四军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伏击。消息传到特五班时，有人专门观察郭勋祺的反应。但他只是默默地翻看着报纸，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1942年，郭勋祺结束了在特五班的学习。蒋介石对他的表现似乎还算满意，任命他为军政部副部长。这个职务看似很高，实则是个清水衙门，没有任何实权。

在军政部任职期间，郭勋祺的一举一动依然受到监视。他的通信要经过检查，来访者都要登记备案。就连他的一些老部下来看望，也会被特务处的人员暗中记录谈话内容。

1944年，郭勋祺申请回川探亲，这个简单的请求竟然经过了三个月才获准。而且批准的条件是：必须有特务处的人员＂陪同＂。在成都期间，他甚至不能随意与川军的老战友相见。

直到1947年，因为战局吃紧，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启用郭勋祺。但这次任命他为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也是带着明显的戒备之心。副司令看似位高，但所有重要决策都要经过正司令康泽——一个特务出身的蒋介石亲信。

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对郭勋祺的另一种监视。康泽的真实身份不仅是绥靖区司令，更是特务处的高级特工，专门负责监视＂有问题＂的将领。表面上是同僚，实则是监视者与被监视者的关系。

五、襄樊被俘后的重要抉择

1948年7月16日，襄阳城破。在一处临时设立的俘虏登记站，工作人员发现了两位特殊的俘虏：一位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另一位就是郭勋祺。当这个消息报到中野司令部时，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

毛主席很快发来电文，特别强调要＂严加保护＂郭勋祺。这份电文的背后，是共产党对这位老将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在襄樊战役中，郭勋祺的部队始终没有进行顽抗，而是采取了相对消极的防御态度。

8月初，郭勋祺被护送到河南宝丰。在这里，他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陈毅。两人一见面，陈毅就笑着说起了当年在芜湖并肩作战的往事。随后，刘伯承、邓小平等中野领导也先后来看望他。

这些看似普通的会面背后，实际上进行着一场重要的对话。郭勋祺详细介绍了川军各部的情况，特别是那些可能争取的将领。这些信息对解放军后来的西南战役起到了重要作用。

9月，一个重要的任务摆在郭勋祺面前：四川即将成为战场，他能否为和平解放四川出一份力？郭勋祺当即表示愿意前往成都，进行策反工作。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郭勋祺必须以＂逃脱＂的名义返回国统区。这是一个危险的决定。如果身份暴露，等待他的将是死路一条。但他还是决定这样做。

1949年春节前夕，郭勋祺从南京启程。为了避人耳目，他走了一条迂回的路线：先到上海，再到香港，最后才到达成都。这段旅程花了整整两个月。

到达成都后，郭勋祺立即开始了秘密工作。他先后接触了多位川军老部下，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郭勋祺的劝说下，李振同意在适当时机率部起义。

12月下旬，成都形势急转。李振按照约定，在部队中发动起义。整整5个师的部队宣布起义，这是西南战场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几天后，解放军进驻成都。在这个过渡时期，郭勋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组织当地社会贤达维持秩序，避免了城市陷入混乱。同时，他还妥善安置了数百名国民党军政人员，使他们能够平稳过渡。

建国后，组织上考虑到郭勋祺的年龄和经历，安排他在四川省担任交通厅、水利厅厅长等职务。在这些岗位上，他继续为家乡的建设贡献着力量。

1959年，郭勋祺在成都病逝，终年70岁。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一生，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