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技术升级，各国必须尽可能多地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和教育，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项目。

现在，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了新一轮进口关税，世界两大经济体似乎正处于公开经济战争的边缘——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被卷入交火的危险。除了可能面临制裁或其他贸易限制的风险（如果一个超级大国认为他们在帮助另一个超级大国）之外，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正在侵蚀这些经济体许多比较优势的价值，例如廉价劳动力和土地。应对这些挑战需要熟练的经济治国方略。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本质上是动态的；它们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或失去。正如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在 1990 年所说，“国家繁荣是创造的，而不是继承的。它不是像古典经济学所坚持的那样，从一个国家的自然禀赋、劳动力资源、利率或货币价值中产生的。”相反，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取决于其产业创新和升级的能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推行产业政策——从短期保护措施（如关税）到更具前瞻性的举措（如定向补贴和深度结构改革），创新和升级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与市场合作以提高竞争力的能力。这对发达经济体的挑战不亚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

以欧洲为例，在 2022 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欧洲被迫重新考虑其现行的商业模式——销售高质量的工程产品。随着供应链中断，能源成本和通胀飙升，欧洲对其他国家在关键商品（包括自身制造业投入）上的依赖成为巨大的经济负担。再加上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欧洲对自己未来的竞争力越来越感到担忧。

可以肯定的是，许多欧洲经济体仍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欧洲在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2023 年世界竞争力排名的前 20 名中占据主导地位，丹麦、爱尔兰和瑞士位居榜首。但欧洲较大的经济体在排名中一直在下滑。德国在 2022 年至 2023 年间下降了 7 位，降至第 22 位，法国下降了 5 位，降至第 33 位。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一个问题是，虽然欧洲在可持续性和包容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人均 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却落后。2022 年，欧洲的人均 GDP 比美国低 27%，其中约一半的差异归因于文化规范——欧洲人一生中的人均工作时间更少——另一半则源于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提高生产力现在是欧洲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必须通过发展高科技产业来部分解决。

这种方法对美国来说确实很有效，美国将其 GDP 的 3.5% 用于研发——这一比例低于韩国（4.9%）和以色列（5.6%），但明显高于中国（2.4%）和欧盟（2.2%）。所有这些经济体都在人工智能、绿色技术和量子计算等战略领域的军民两用研发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注意力。美国的突出之处在于，虽然政府正在提供资金和激励措施，尤其是通过 2022 年通胀削减法案，但推动未来十年在研发上投资 4000-5000 亿美元的计划的却是私营部门。

正如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一份报告指出的那样，研发是“创新良性循环”的一部分，维持着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例如，美国占据了全球半导体设计市场的 46%。得益于其先进的技术，美国半导体行业的毛利率为 59%，比竞争对手高出 11 个百分点。 2020 年，美国半导体收入达到 2080 亿美元，是第二大国家收入的两倍。

但并非任何人都可以效仿美国的高科技成功，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庞大而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2022 年，美国股市的总市值是欧洲的 2.5 倍。作为 GDP 的一部分，美国的总市值在 2022 年超过 158%，低于台湾（GDP 的 195%），但高于其他所有经济体，包括中国（65.4%）、日本（126%）、德国（45.5%）和印度（103.7%）。

凭借其深厚的资本市场，美国完全有能力为高风险研发筹集资金，更重要的是，奖励和留住人才。其他经济体——包括中国、欧盟、日本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在这方面竞争，尤其是因为它们的银行体系仍然更加厌恶风险。

中国认识到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比较优势，专注于在工程和运营生产和分销等中等技术领域建立实力，这为大规模的全面竞争开辟了道路。自 2014 年以来，中国在高科技产品出口方面一直领先世界，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30% 以上。自 2000 年以来，其总增加值份额增长了两倍。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在中等技术行业竞争将非常困难，而不仅仅是发达经济体（以及中国）占主导地位的高科技领域。再加上它们有限的投资融资能力以及对进入全球或区域市场以实现规模经济的依赖，经济治国方略就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

一些优先事项很明确。为了实现技术升级，各国必须尽可能多地投资于数字基础设施和教育，以及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项目。为了应对主要经济体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它们很可能也会增加对国内“领军企业”的支持，即使这意味着市场分裂将持续下去。

但总体而言，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发展战略方面的试验。发展中国家只能希望美国和中国在竞争升级为冲突之前达成某种大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