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以前在上海滩声名显赫，呼风唤雨的战场勇士，现在成了眼神呆滞、走路慢悠悠的老大爷；

他瞪大眼睛，满脸疑惑地看着分别了20多年的老婆孩子。

那时候，“潘扬事件”轰动全国，牵扯进来的人数高达好几百。

过了二十多年，阴霾总算是散去了。这位老者当年碰到的那些倒霉事儿，估摸着已经成了过去式。但那段过往啊，它能当国家和民族的“反光镜”，不光能让咱们看清现在，还能给未来指个亮儿。

【血气方刚的青年】

1925年那会儿，16岁的扬帆离开了常熟，跑到上海去投奔他叔父，进了华东中学念书。但家里头经济不景气，扬帆只好忍痛退学，跟着叔父在银行谋了个学徒的活儿。在那段时间，他硬是从忙碌的工作中挤出空档来学习，啃了不少讲马列主义的革命书，还交上了一帮思想挺前卫的朋友。

1931年大年三十那晚，银行像往年一样，给职工们办了场大聚会。年轻气盛的扬帆，在聊天时，把银行里那些不公的事儿给说了出来。他这么“出格”，让银行领导大为火光，连他叔父也对他有了意见。没隔多久，扬帆就被银行炒了鱿鱼，叔父也没帮他求情。离开银行后，扬帆费了好大劲，终于进了北京的文治中学。到了1932年，扬帆成功考上了北京大学文学院。

【在新四军军部】

1938年那会儿，中国抗日战争已经打到了僵持的地步。上海那边的地下党给扬帆派了个活儿，让他带着个慰问小组跑一趟皖南的山区，去给叶挺和项英带着的新四军送温暖、打气儿。

扬帆领了任务，带着慰问团队，悄悄地装上大堆药品和一些先进思想的书籍，一路上突破了日军、汪精卫伪军和国民党军的道道关卡，经过不少波折，终于抵达新四军的地方。到了新四军总部，副军长兼军政治委员项英同志看中了扬帆，让他留下来做了自己的秘书。

扬帆刚成为项英同志的秘书没多久，有一天，项英手里拿着从国统区搞到的报纸，边看边嘀咕：“这也太离谱了，简直不像样！”

项英随后朝扬帆问道：“你不是刚从那边国统区回来嘛，对江青以前的事儿，你了解多少？”

扬帆瞅了瞅桌上的报纸，随口答道：“略知一二吧，我跟唐纳挺熟的……”

项英催促道：“你得赶紧整理一份材料出来，我好帮你送到延安的党中央那边。”

接着，扬帆依照项英的吩咐，火速整理了一份资料，亲手交给了项英，再由项英送往延安。过了几天，新四军军部的秘书长同时也是军法处处长的李一氓，一脸忧虑地来找扬帆。他急促地对扬帆说道：“赶紧给中央拍个电报！”

“要发啥电报呢？”

“江青相关的电文到了！”

两人商量妥当后，扬帆动手写了份电报，说是“这人跟主席结婚不太合适”，然后让李一氓签了字，发给了中央。但没想到，扬帆发的这电报，还有他之前写的那些材料，全都被当时在延安当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给扣下了，中央其他领导压根就没见着。

1940年的时候，扬帆被调到了新四军军法处，成了那里的科长。这一调动，让他跟政法工作紧紧绑在了一起，可以说是一辈子都分不开了。不过呢，就在那时候，有两样东西——一份材料和一份电报，悄悄地给扬帆惹上了麻烦。

1941年1月4号，新四军军部和手下的9000多号人接到了命令，要往北边转移。到了6月份，他们走到了安徽南部泾县的茂林那一带，结果冷不丁地被国民党军队的7个师、8万多号人给团团围住了。新四军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打，一打就是7天7夜，子弹打光了，粮食也没了，军长叶挺被抓了，副军长项英，还有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都牺牲了。整个部队里，只有2000多人冲了出来，剩下的大部分都英勇牺牲了。这就是轰动全国的“皖南事变”。18号那天，中共中央专门就这事儿发表了讲话，直接跟蒋介石的反动行为杠上了。到了20号，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让陈毅暂时代理军长，张云逸当副军长，刘少奇做政治委员，赖传珠当参谋长，邓子恢当政治部主任，重新把新四军军部建了起来。

那时候，扬帆在新四军负责军法事务，他亲身经历了那次大事件，亲眼目睹了蒋介石表面上抗日、实际上反共的卑鄙行径。逃出生天后，扬帆心里五味杂陈，含泪写下了《皖南突围记》这本书，详细记录了这桩震撼人心、让人悲愤填膺的“奇耻大辱”。

【厄运降临头上】

说到这些事情，上海的老百姓现在还经常提起，仿佛就在昨天。不过，就在新中国刚过完它五周岁的生日没多久，一个躲不掉的霉运，悄无声息地盯上了扬帆。

1953年那年的秋天，扬帆因为脑子里长了颗瘤子，跑到苏联去做了手术。做完手术回国后，他就一直在家养着身体。在这期间，许建国接手了扬帆局长的位置。有一天，许建国给扬帆打了个电话，扬帆啥也没问，穿上鞋就出了门。但谁能想到，扬帆这一走，竟然就是二十五年，再也没能回到这个家！

这消息来得挺突然的，不过李琼他们一家子倒是一点没觉得意外。

那时候，扬帆家里已经有四个闺女和两个小子了，最小的孩子才三个月大。除了这些孩子，扬帆还跟老爹、老娘，还有一个姐姐住一块儿。李琼回想起那段日子说：“那时候我就想，扬帆在苏联做了手术，回来后一直在家养着。他养病那会儿，局里头开了好几回会，谈了他的那些事儿。现在想想，当时让他去北京也挺好，把事儿弄清楚，以后也好给党卖力。可谁能想到呢，我们跟老扬这一别，竟然是25年。”

说起来，在历史的大江大河里，25年就像一眨眼那么短，可放到人的一生里头，25年就长得不得了了。你想啊，一个人能活几个25年呢？

【“潘扬事件”真相】

聊到扬帆被抓这事儿，得从1954年年初那会儿讲起，那时候，咱们党内出现了“高饶事件”。转眼到了1955年3月21号到31号，中共中央开了个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主席在聊到这个事儿的时候，直接提到了扬帆的名字。

那时候，1955年4月3号，就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要在北京开的头一天，潘汉年同志在会上不见了，大家伙儿背后都议论开了。到了4月5号，上海的代表们聚到一块儿开会，陈毅同志站出来突然说：“告诉大家，潘汉年被抓了。”陈老总接着讲，“潘汉年可是干革命好多年了，在上海的代表里头，不少人认识他，或者跟他有过交道。但大伙儿别急，他被抓是因为有人指控他是内奸。这事儿得追溯到1942年，在那之前，他干的都是党中央交代的任务，没啥叛党的影子。”明摆着，那时候的陈毅同志对潘汉年被扣上“内奸”的帽子，心里头是有疑问的。

那时候，北京关着的扬帆也遭到了逮捕审查的通知。这事儿吧，一开始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紧接着就在北京炸了锅，一下子传遍了全国，牵扯进来的人数多达好几百。

那么，咱们聊聊这个“潘、扬反革命集团”，他们被扣上的那个最主要的“帽子”是啥呢？

1982年8月份，中央纪委给潘汉年同志恢复名誉的文件里提到了这么一件事：就在上海快要解放的时候，有个蒋介石那边的特务想戴罪立功，找上门来。后来呢，经过中共中央华东局的领导点头，这个人就被安排到上海参与反特工作。时间是在1949年的5月10号和23号，华东局的有关领导两次向中央的相关部门打了报告，说明了用这个人是经过华东局同意的，跟潘汉年同志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过了27年之后，扬帆聊起了那段往事：那时候，有人跑到中央那里告状，说上海一解放，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里头的某些大领导，悄悄帮着一大堆特务、反革命分子躲起来，还给他们送“消息”，结果就惹出了1950年上海那场“二·六”轰炸事件。

扬帆讲道：上海刚解放那会儿，我们确实用了那些投降的特务、反革命分子来搞反特工作。但这事儿的整个计划、怎么安排，还有具体人员名单，都是中共华东局的领导点头才行的。潘汉年同志和我，就是照着做罢了。说到那个“二·六”轰炸的事儿，真相其实早清楚了。轰炸没多久，我们公安就把案子给破了。那时候，上海的报纸都详细报道了，说是给敌机提供情报的是国民党藏起来的军统特务罗炳乾。历史早有定论，台湾国民党反动派那次炸上海，跟潘汉年同志和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可奇怪的是，过了五年，这事儿倒成了我和潘汉年同志头上的大罪状。

【长达十年的预审期】

在北京，扬帆被捕的消息一出，他立马就被送进了大牢。可奇怪的是，一直到1965年8月底，他才因为被扣上“内奸”和“反革命”的帽子，被判了16年的有期徒刑。想想他之前被预审了整整10年，最后竟然得到这么个结果，扬帆心里头那个冤啊，他一直都在喊冤，不停地申诉。扬帆心里头有股子倔劲儿，他说：“我当时那么做，可不是只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我更多的是想着对革命负责。那时候，我早就清楚，因为我，已经连累了好些无辜的人。虽说我的申诉一次次地被驳回，可我坚信，党早晚会把这事儿弄个水落石出。所以，每次审讯，我都是挺直腰板，大声地说：‘我是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绝不是啥内奸！我是个连命都不要的革命者，绝不是啥反革命！’”

1967年的时候，扬帆在牢里又一次遭遇了审查。有人直接问他，对江青过去的事情有没有了解？扬帆回答说，他知道。

那个人问他是不是跟别人提起过？扬帆就说了当年给新四军写材料那档子事，并强调除了这个，他从没跟任何人说过。

有人反复问着同样的问题，扬帆也总是用那几句话来回应。到了1972年，中央专案组的第三个办公室再次对扬帆的情况进行了审查，结论是“没有新问题出现，维持原来的判决”。于是，他们把他送到了湖北荆江县的一个劳动改造农场，就像对待一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孤寡老人一样，让他在那里生活。

经过多次再审，扬帆终于搞清楚了，为啥他的冤屈一直拖到现在都没能洗刷，很可能跟以前新四军那时候写的那些资料有关系。

在农场干活那会儿，扬帆还是一直在抗争。他老给周总理写信，说他在农场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那些不正当的事儿。他文字功底好，又懂新闻那套，写出来的信既有水平，条理也清楚，事儿说得明明白白，道理讲得透透彻彻。不过呢，他写的那些信，连农场的大门都没迈出去过。

有回，在农场里，有人瞧见他正忙着给周总理写信呢，就难过地跟他说：“老扬啊，别写了，周总理已经走了。”他一听这话，火就上来了，直骂人家胡说八道。可大伙儿把登着周总理去世消息的报纸塞到他手里，他立马就放声大哭，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个天昏地暗，整整哭了一天一夜，谁去劝，他都不肯动弹一下。

【共患难的伴侣】

跟扬帆一起生活了很多年，李琼特别懂他。自从扬帆被抓后，她一直很冷静，坚信党组织，觉得扬帆的事情早晚会真相大白的。但话说回来，一个女的带着几个娃过日子，确实挺不容易的。在扬帆被抓的头三年，他家真是祸不单行，老爹老妈没了，亲姐也没了，就连扬帆的小儿子也早早离世了。这些事儿一桩接一桩，让李琼心里特别难受，不过，她还是咬牙挺过来了。

这些年里，李琼一直在努力寻找丈夫的下落，但一直都没能找到。直到1978年11月份，她终于接到了公安那边的确切消息，说她丈夫扬帆被关在了湖北荆江那边的一个劳改农场里。

老扬还在人世呢！这时候的李琼，心里头虽然跟刀割一样难受，但总的来说，还是高兴多过了伤心。有了上海卢湾区委的帮助，李琼立马带着儿子，一路急赶到了湖北去见扬帆。

经过好多年的独自囚禁和受苦，扬帆现在成了一个疾病缠身、神志不清的老头了。

老杨，这儿是李琼给你打招呼呢。

我说实话，咱俩没见过，我不认识你啊！

老杨啊，说的是你小子小……

我膝下无儿！

老杨，你最近身子骨还行吧？

“你们别瞎操心，我身子骨硬朗着呢！”

---……事情是这样的，一开始，大家都处在同一种状态下，面对的问题和挑战都差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的选择和行动开始产生分歧。有的人选择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而有的人则喜欢冒险，总想着能一步到位，快速解决问题。说实话，这两种方式都没有绝对的对错。稳扎稳打的人，虽然进展可能慢一些，但胜在稳定，不容易出错。而那些喜欢冒险的人，虽然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但一旦成功，往往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就拿小李来说吧，他就是个典型的稳扎稳打型选手。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他总是能冷静分析，然后制定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虽然他的进度不算快，但每一步都走得非常扎实。这样一来，即使遇到突发情况，他也能迅速应对，不至于手忙脚乱。再看看小张，他就是个爱冒险的家伙。遇到问题，他总是想着能不能找个捷径，一次性解决掉。这种方法确实有时候能让他快速取得进展，但也经常让他陷入困境。不过小张有个好处，就是心态好，遇到挫折也不气馁，总能想办法重新站起来。所以说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条路，然后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管是稳扎稳打还是冒险激进，只要能达到目标，就是好的方法。---

尽管李琼说了好多贴心话来安抚扬帆，但他就像块石头，一点反应都没有，还一直用一种充满怀疑和厌恶的眼神盯着他那等了20多年的老婆孩子。李琼心里头那个难受啊，简直就像被刀割一样，想哭都哭不出来。

看到扬帆那个样子，李琼心里盘算着，得想办法帮老扬离开农场去瞧病，不然，他这条命说不定啥时候就没了。回上海的路上，李琼特地拐到武汉，去找湖北省委的大当家陈丕显，还跟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委说了扬帆的病。那时候，陈丕显正好在北京开中央三中全会，一听扬帆的事儿，马上吩咐把人接到武汉治病。没多久，中央组织部又让上海市委出手，把扬帆接到了上海。

因为被关在牢里很久，扬帆的精神受到了严重打击，他觉得周围的人都是在暗中盯着他。为了让扬帆好起来，李琼和孩子们就轮流看着他。李琼还让儿女们都换上护士的衣服，整天整夜地照顾着老扬。李琼和孩子们这么做，就像是一股暖流，慢慢捂热了扬帆那颗已经冰了25年的心。

1982年8月23号那天，中央纪委给潘汉年同志翻了案，恢复了他的名誉。到了第二年的8月22日，中央公安部也给扬帆同志彻底恢复了清白。扬帆呢，不仅党籍给找回来了，原来的级别待遇也都给恢复了。

扬帆回了家，因为眼睛看不见，身子骨也弱，干啥都不利索。李琼二话不说，直接退了休，全心全意在家照顾老扬。她讲道：“打从老扬被抓走那二十多年里，我就靠自个儿的薪水拉扯大五个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我从没跟人借过钱。这回老扬回来了，我倒是背了一身债。不过，我跟我娃们，谁都没啥好抱怨的。”

这感情真的太伟大了！是用再多钱也换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