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讲县衙官员配置问题】

据史料记载，清代中期，全国共计设有1314个县。在县级行政架构中，知县作为一县之行政长官，全面执掌县域内诸多重要政务，涵盖司法诉讼的审理裁决、田赋税务的征收管理、社会治安的维护治理（如缉捕盗匪、惩治奸恶）以及文化教育与农业生产的统筹推进等各个领域。从职权范畴审视，彼时知县所握权力，相较于当下县委书记更为广泛，其在本县辖区内，并无来自其他方面的掣肘与限制，具有相当大的行政自主性。

在县级行政架构中，于知县之下，县丞（官阶正八品）与主簿（官阶正九品）这两个职位被赋予“佐贰”之定位。其职责乃是辅助知县处置各类行政事务，类比当下的行政体系，大致相当于县委副书记与副县长所承担的角色。

县衙作为地方行政机构，其官员配备体系依据地方政务的复杂程度而有所差异。具体而言，对于政务繁杂的县份，按照常规，通常会设置县丞与主簿两个职位，旨在辅助知县更为妥善地处理各类政务。若该县政务的繁杂程度处于适中水平，即介于繁忙与简易之间，那么仅会设置县丞或主簿其中一员。而对于政务相对简易的县，一般情况下不会设立县丞与主簿这两个职务。

据《光绪会典》所录，彼时全国县丞之设，共计345人，而主簿仅有55人。由此可见，于清代，仅有部分县域会配置佐贰官。

县丞与主簿在县域行政体系中，分别承担钱粮管理、税赋征收、户籍统计以及治安巡捕等具体事务。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并非与知县同处一衙署办公，而是各自设有独立衙署，以保障相关政务的有序开展与执行。

在古代地方行政架构中，县丞与主簿的驻地分布存在差异。部分县丞、主簿与知县同处一城，另有部分则被委以重任，长期驻扎于重要乡镇。以广东地区为例，增城县主簿的衙署设于新塘墟，此地距县城达八十里之遥；而合浦县县丞的驻所位于永安墟，与县城相距一百八十里。

从整体布局来看，县丞与主簿的衙署，通常并不与知县的衙署处于同一城邑办公。它们一般选址于远离县城的关津枢纽之处，或是人员构成复杂、寇盗潜藏的繁华商业市镇。这些特殊地理位置，对于维持地方治安、管理复杂区域事务具有重要意义，凸显出县丞与主簿在区域治理架构中的独特职能布局。

从职能范畴来看，县丞与主簿在行政架构中，虽名义上位居次席与第三顺位，然而实则并不具备独立且自主的行政权力。此情形与明代的相关体制相比，呈现出显著差异。

在明代的官僚体系中，县丞与主簿的地位较为重要。从律法角度而言，他们被赋予对知县进行监察的职责。当知县出现任期届满导致职位空缺，抑或是因公务外出无法履职的情况时，县丞便可行使知县之权。这一机制类似于当下行政体系中的安排，即当县委书记与县长缺席时，通常由县委副书记或常务副县长代行主持工作。

在清代的职官制度体系中，相关规定缺乏人文考量。当知县职位出现空缺时，作为其佐贰官的县丞与主簿，并无权力代行知县职责。在此情形下，需由巡抚衙门临时委派一位“署理知县”，负责主持县衙事务，直至新任知县正式到任履职。

从另一个层面而言，在清代，县丞与主簿的职能属性经历了显著转变。以现代行政管理视角审视，他们虽在名义上被定位为县级行政架构中的官员，然而，实则在重要乡镇的治理体系中担当首要领导角色。

【再来说典史、巡检】

若将县丞、主簿视作县级行政体系中的核心领导层级，那么典史、巡检、驿丞以及闸官等，则可归类为基层行政架构中的局级或乡镇级领导层级。在整个县域行政架构中，他们与知县之间呈现出明确的从属关系，此乃“属官”概念的确切内涵。

在清代的职官体系中，典史虽属未入流之官职，却广泛设置于各州县。其核心职责聚焦于监狱治安的维护与管理。鉴于职能特性，典史衙署通常选址于监狱及仓库周边，此布局使得其办公场所相对固定，且与知县衙署同处一城。

典史一职，从职能范畴而言，与检察院、法院及公安局的首要负责人存在一定相似之处。然而，就实际权力维度考量，其权力颇为有限。即便在负责“监狱治安”这一特定职责领域内，典史亦缺乏充分的话语权。原因在于，县域内所有捕快皆直接隶属于知县，典史并无统辖之权，仅能差遣为数不多的狱卒以供驱使。

巡检一职，品阶为从九品，于官僚体系中刚入流品之列。此乃官职之简称，于县域具体语境下，均有完整称谓，通常表述为“某某地方巡检”。以广东东安县为例，即设有“西山巡检”与“象冈巡检”等具体职位。

巡检一职，从职能属性而言，倾向于武职范畴。其衙署通常选址于关津等战略要冲之地，主要司职为缉拿盗贼、甄别奸佞伪诈之徒。巡检司衙署所配置的步兵数量，依具体情况有所差异，少则数人，多则十余人。若衙署地处远离县城的关键地段，所配步兵可达数十人之众。

相较于当下，巡检一职在职能定位上与现今乡镇派出所所长存在一定相似性，然而其地位实则稍显尊崇。从设置分布来看，巡检司衙署于县域范围内的设立，远不及派出所普遍。在诸多县份之中，巡检司衙署数量颇为有限，少则仅有一处，即便较多的情况，通常也不过三至四处。

于知县“属官”体系中，除典史、巡检外，尚涵盖诸多司职各异之官员。其中，驿丞主管驿站事务，闸官负责各闸的蓄水与泄水调控；税课司大使专司商税征集；县仓大使执掌各仓库管理；河伯所官则负责鱼税征收。此外，阴阳学、僧会司、道会司与医学等亦各设有相应官员，分别负责与之相关的专业事务管理。

需明确的是，在古代教育体系中，各县学官，诸如教谕、训导等，其管理体制呈现出独特的双重性。从地方行政层面看，知县对学官具有一定的管辖关系，但并非绝对掌控。这是由于，在当时的教育管理架构下，各省教育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具体而言，府、州、县学的学官，其直接上级为各省主管教育事务的最高长官——学政。基于此管理模式，学官在行政归属上，既不隶属于佐贰之职，亦不归类于属官范畴。

最后，需提及县衙的六科书吏与三班衙役。从行政体系的定位来看，他们的地位相对更为低下。在清代的职官制度中，这一群体并未被纳入“官”的范畴，而是归属于“吏”与“役”类别。基于当时的社会观念与制度安排，此群体遭受歧视。具体体现为，他们自身仕途受限，难以踏入官场；不仅如此，其子孙亦被剥夺应科举考试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