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总政重新恢复办公，在新任主任李德生的筹备下开始工作，副主任分别是黄志勇、田维新。

相比之下，李德生是从安徽省军区司令兼12军军长提拔到总政工作的，而黄志勇是从装甲兵政委调任副主任，算是平级调动。

总政筹备工作进行，各级干部的配备都需要物色，总的前提就是精简干练。

黄志勇想到了已经病休几年的李逸民，希望他出来工作，还特意跑到对方家里做客。

李逸民是黄铺军校出身，1925年就参加革命，十足的老资格。可是在土地革命时期，从事地下工作，后被俘几年。抗战爆发后，在组织营救下回到组织怀抱，到延安抗大学习工作。抗战胜利后调任东北干地方工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按照他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就会一直留在地方工作。第一他本来就不在部队了；第二新中国建设需要地方干部。

后来，上级把他从东北调入北京工作，让担任总理的秘书，感到压力很大，就自己谋求差事，遇到老上级罗瑞卿。他正在筹备公安部队需要人手。就这样，被安排到公安部队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成为正军职。

按说正军级可以争一争中将，或因长期不在部队，只能按照军级授予少将。

1957年公安军撤销后，他被调任总政工作，因为早年上过大学，被调任总政文化部担任部长。文化战线的工作并不轻松，有人干预他的工作。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到：思来想去，决定不干了，设法下台。1963年因犯过一次心脏病，准备弄个病休。总政主任得知后，让他好好休息，身体恢复再工作。一直到1964年，他一直养着身体，认为挂职不好，让自己离休吧，最终得到同意。

后来特殊时期到来，因为离开岗位而没有受到冲击，但他还主动上前“凑热闹”，别人被写大字报，他回忆录写到这带着兴奋的心情，因为不知道大字报上写的啥，到看到后，情绪马上变了。

1969年，因为备战情况，在京的没有实际职务的被疏散到各地，他也在名单中。可他就是不走，因为到江西也不熟悉，身体不好看病是问题。拖了几个月。赶上总政部恢复办公，黄志勇来接管。

黄志勇与李逸民是老熟人，抗战时期，他们在都在抗大工作，李逸民当党务科长，他担任大队协理员。对方问题工作吗，怎么打算的。他说没有打算，说话冷冰冰的。因为他知道对方在装甲兵工作的情况，其他干部都离开了，也只有他还位置上，而且调任总政。他说：你老兄这几年混的不错，其他人都倒了，你没事，还到了总政。

他的话让对方听着很刺耳，或许过来就是让他工作的，也没有说，对这些不冷不热的话生气了。俩人说话开始你一句我一句，最后对方说：你变了，跟过去不一样的态度，有困难找我，他表示说：没有！

俩人一番交谈不欢而散。

李逸民从1964年离开一线位置，就再也没有回到一线；而黄志勇在1972年离开位置，1984年按照副兵团职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