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郭德纲和于谦老师早些年的相声作品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桥段让人印象深刻。
郭老师说现在的韩国人说什么都是他们发明的，端午节韩国人发明的，书法韩国人发明的，豆浆韩国人发明的，中医韩国人发明的，甚至连孙悟空、孔子都是韩国人。于谦老师诧异的问了一句：“都是韩国人发明的，中国人发明了什么？”郭德纲老师直接回了一句：“中国人发明了韩国人。”
一段让人捧腹的相声桥段，既表现了当时的中国民众对于韩国这种“文化侵占”行为的不满，同时更是在昭示中国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圈”中至高的地位。特别是伴随着近些年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矛盾冲突不断，也让中韩之间的交流掺杂了更多的复杂味道。
于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17年上映的《南汉山城》受到了中国广大网友们的极力推崇，获得了很高的影评分数。在中国网友看来，这部真实反映朝鲜半岛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李氏朝鲜王朝那段最为“屈辱”历史经历的电影，是韩国人“诚实”和“顿悟”的表现，是韩国人对于那段作为中国“藩属国”历史的承认与尊重。而其中，留着“金钱鼠尾”辫子的八旗铁骑，肆意冲击着弱不禁风的朝鲜军队的场面，成为了许多人对于这部电影的唯一印象，网上所有关这部电影的剪影和推荐也清一色的停留在了这一画面上。
然而，当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停留在这些攻伐杀戮的场景上的时候，我们所错过的是《南汉山城》中最为重要意义，这便是对于“义”的争论与思考。
小小的南汉山城，47天的坐困孤城，这其中的“国义”、“道义”、“礼义”、“君义”、“臣义”、“民义”等等交织其中，勾画了一幕幕复杂而又尖锐的矛盾冲突。
为“义”而生，为“义”而死，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为“义”所“禁锢”，这才是真正的《南汉山城》。
崔鸣吉、金尚宪，在“义”面前，二人已无“对错”之分。
故事的主人公崔鸣吉和金尚宪，在朝鲜与韩国的历史上确有其人、确有其事，并且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都能找到其对应的人物。
一直主和的崔鸣吉，一贯坚定主张斗争到底的金尚宪，如同南宋初年的秦桧和韩世忠，以及南宋末年的贾似道与文天祥；但是如果放在了清朝末年，能够与他们相匹配的便是李鸿章和翁同龢。如果用前者的标准，对于这二人的评价便是“软弱无能”与“心系山河”，如果换做后者的标准，便是“认清形势”与“自不量力、误国误民”。
崔鸣吉想要投降，这并没有错。
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亲率12万大军入侵朝鲜，朝鲜军队一触即溃，朝鲜国王李倧以及所有的王公大臣全部被围困在了小小的南汉山城。此时的皇太极并没有急于攻取南汉山城，而是将其团团包围，目的就是要让朝鲜投降，彻底断绝与明朝的联系，成为自己的“藩属国”。
城内已然是弹尽粮绝，城外援军又被清军阻隔，城破只是时间问题。崔鸣吉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从电影一开始，崔鸣吉单骑独乘出现在清军阵前的时候，他就已经抱定了“投降”的想法。
这并不是他软弱与畏惧死亡，即便是让自己身死换来朝鲜国王的投降，他也义不容辞。此时的崔鸣吉，心中所怀的是“国之大义”。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当时强弱完全不相称的国力对比下，崔鸣吉迫切的希望用“投降”的方式，保全朝鲜国王的王位，保全的是整个朝鲜的存续。崔鸣吉没有错。
金尚宪想要抗争到底，这也没有错。
金尚宪一再强调的是“不能向蛮夷投降”，他坚持的是一贯以来作为儒家思想坚定贯彻者和执行者的朝鲜，所崇尚的是那份“道义”和“礼义”。作为正统文化传承人的朝鲜，向蛮夷民族投降，是对朝鲜国本的亵渎，是对朝鲜一直以来奉行的普世的价值观的玷污。这是金尚宪所坚持的气节，也没有错。
为了这份国之气节，金尚宪可以杀掉被他视为对国家不忠，且手无寸铁的老者，同时也能积极为士兵们奔走呼喊，为士兵们争取到草席暖身。他的眼中，他这样为的也是整个国家，为的是国本的存续，同时维护的是“儒家思想”下的“义”。
尽管是降是战，两人从头争论到尾，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刻，也都选择了心系着对方。
当朝臣们都主张要杀掉崔鸣吉的时候，只有金尚宪站出来为崔鸣吉说话；当朝鲜国王已然投降之后，崔鸣吉也要朝鲜国王继续重用金尚宪。不管是崔鸣吉，还是金尚宪，不管他们是主降，还是主战，他们都是为了国王，为了整个国家，即便是二人始终争论不休，却依然心中非常的清楚明了，而他们只是所坚持的“义”不同，在国家的生死存亡面前，已经没有了对错，他们能做的只是身为人臣的本分，而无其他。
剧中的朝鲜国王李倧，则是彻底被“义”绑架的“囚徒”。
实际上，有一个很关键的历史背景需要特别说明，就是朝鲜国王李倧是如何登上朝鲜王位的。
明朝帮助朝鲜打赢了“壬辰倭乱”，朝鲜得以复国，就此建立了对于明朝的“万世不渝”的忠诚。而在明清之间那场激烈的“萨尔浒之役”中，当时的朝鲜国王、光海君李珲从朝鲜仅有的两万五千人的军队中，派出了一万五千人，支援明军作战，结果在与努尔哈赤军队的作战中是一触即溃。此役极大地刺激了李珲，于是李珲单方面同努尔哈赤媾和，确定了“不判明、不伐清”的策略。
而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立马引得了朝堂上对于明朝感恩戴德、极度忠于明朝的朝臣及王公贵族的强烈不满。1623年，李珲的侄子李倧，发动了宫廷政变，登上了朝鲜王位，史称“仁祖反正”，之后朝鲜便继续同明朝站在同一战线，共同对抗清军。即便是经历了“丁卯胡乱”，朝鲜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李倧依然没有放弃对于明朝的忠诚，这才导致了电影中“丙子胡乱”的发生。
这就是李倧的第一重绑架——“忠义”的绑架。背弃对于明朝的忠诚，不仅是对国家尊严的丧失，更是让李倧王位基础直接崩塌，这些都让李倧无法选择主动投降。
然而，此时的李倧又是一个“懦弱”的国王，他的处境像极了几年之后的崇祯皇帝。
崇祯皇帝并不是不像与清军议和，特别是议和还是皇太极主动发起的，但是就是因为朝臣们始终坚持的“华夷之辨”以及“体统之道”，让崇祯对于议和始终是畏畏缩缩，只能秘密差人前往。而在事情曝光后，又在朝臣们的谩骂声中将所有的责任推卸给了陈新甲，使得明朝失去了最后的“喘息之机”。
而在李自成大军向北京进发的过程中，崇祯皇帝不仅一次的暗示自己想要离开北京南下，但是又一次次的被朝臣们以“君王死社稷”的名义留了下来，因为他不想担上逃跑的骂名，所以将希望寄托在了吴三桂身上。然而吴三桂从宁远到山海关120公里的路程走了14天，崇祯皇帝望眼欲穿的援军没有到来，最终只能在北京城破之时在煤山自缢。
李倧何尝不是如此，他有投降的心思和想法，所以才让崔鸣吉一次次的前往清军大营议和，但是李倧在担心自己身陷囹圄的同时，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入“狼窝”，更重要的是，当主战派势力占据绝对上风的时候，李倧没有这个魄力去承担下所有的责任与骂名，而他所期望的勤王军也如同吴三桂一样，持观望态度，迟迟不来。
自己的“懦弱”和朝臣们的强烈反对，成为了绑架李倧的第二道“枷锁”，让李倧无法开口谈及投降，或许当李倧说出那句“我想活下去”的时候，他才将心中所有苦闷和怨念发泄了出来，这才是他真实情感的表达。
翻译、老者、铁匠、小女孩，四位朝鲜百姓，四种“民义”的思考。
清军营帐中的朝鲜翻译，堪称“史上最有气场的背叛者”。
这位“朝奸”对于自己能够成为清军的“带路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向清军主帅说自己已经投降了清朝，希望不要把他当做朝鲜人来看待。
而他与朝鲜领相的对话，则更加的耐人寻味：
“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也是奴隶，在朝鲜奴隶不能算作人，所以你也不要把我说成朝鲜人。”
这位翻译的话让领相是哑口无言，而这也是对于朝鲜当时社会制度的严正批判，同时也更多的诉说了朝鲜民众的无奈，自己的统治者给予他们的只有压迫和剥削，甚至比不上侵略者，毕竟，百姓所要的只是安稳的生活，但是这些却是朝鲜的统治者所不能给予的。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领着金尚宪渡河的老人身上。
老人带领着李倧国王和朝中重臣渡河，却没有得到一碗小米粥的赏赐，所以老人只能期望着引领清军渡河，以期待着能够从侵略者那里获得一些好处，而这最终也让他引来了杀身之祸。
实际上，老人的想法并没有错，就如同中国古代的封疆王朝在改朝换代的时候，百姓对此也欣然接受一样，作为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在国家、民族的这样群体认同概念没有普及的时候，他们关注的只是能不能吃饱、能不能穿暖、能不能安安稳稳的国日子，至于谁来统治他们并不关心。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不能把对于国家、对于君王的忠诚强加在他们身上，毕竟对于他们来说，能够活下去才是他们所最关心的事情。
而对于铁匠来说，他在面对如此危难的情况下，选择的是“守护”。
铁匠的妻儿死于几年的“丁卯胡乱”，但是铁匠别没有明显的“仇恨感”，确切的说这是他的无奈，是在国家强弱对比如此分明的情况下的一种无奈，他能做的就是保护自己，坦然面对现状，同时守护自己挚爱的弟弟七福。
不管是劝谏金尚宪改良兵器，还是接下有可能让自己丧命的送信差事，铁匠的目的都是希望战争快点结束。他不同于翻译，他不是奴隶，他有着“朝鲜人”的身份，他也不同于老者，他有着赖以生存和衣食无忧的手艺，然而，当无情的战争一次次的将其卷入其中的时候，他只能去面对和接受，只是现实对他来说却又如此残酷，就像失去自己的妻儿一样，这一次，铁匠再一次失去了弟弟。
或许也正是因为看到了铁匠的这份责任心，金尚宪才将被自己杀掉的老者的孙女，托付给铁匠，让铁匠代自己去弥补自己对于小女孩的亏欠。
而本来应该无忧无虑成长的小姑娘，因为战争的到来，失去了家人，失去了爷爷，失去了一切的依靠。她不懂得什么是“礼义”，不懂得什么是“权力”，却也失去了一切，或许导演也正是想通过这名小姑娘的经历更加严正的说明那句亘古不变的道理吧：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被围困了47天后，朝鲜最终同意投降，但是此时却无人愿意来撰写降表，最终还是崔鸣吉表示，自己愿意承担所有的骂名，应下了写降表的差事。即便是到了这个时候，崔鸣吉的降表还是因为语言过于谦卑，而遭到了群臣了一致反对，而这个时候支持他的也就只有朝鲜国王李倧了。
或许这是李倧对于自己命运的叹惋，或许是对于朝臣们的极度失望，也或许是李倧真的彻底受够了这种被“义”所绑架的无奈。投降后的李倧褪去了王服，穿上青衣，从侧门徒步出城，以罪臣的身份向皇太极行三跪九拜之礼，彻底臣服于清朝统治。
而在他身后，一直主张投降的崔鸣吉，看到这一幕也不禁流下了泪水，这是对于失败的伤感，同时也是对于国家免于破亡的一种“庆幸”。在山城中的金尚宪，用身死殉国的方式，践行着自己不愿为“蛮夷之臣”的道义气节。
《南汉山城》，并不是一部韩国人进行“自我否定”的电影，也不会寄希望于它来像“手撕鬼子”、“包子炸弹”一样的神剧来增强所谓的民族自尊心与民族仇恨感。它所呈现的这一幕幕只是对于历史过去的思考，以及对于人性的审视，还有就是何以为“义”的争论。
电影的最后一幕，当崔鸣吉回身看到缓缓闭上的宫门的时候，电影就此结束，这也昭示着朝鲜历史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对于电影中对“义”的思考，也就此抛给了观众，让观众自己去加以评判。
这就是《南汉山城》，一部带来极大震撼和影响的电影，“金钱鼠尾”辫子并且操着一口纯正满语的清军、繁体汉字的奏章，还有对于历史场景、人物、服侍等等的高度还原，在品味电影带来的真实历史还原的同时，也将人带入了对于人性与“义”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