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立波
一
龙椅上的农民
作为最底层出身的农民到皇帝，朱元璋的转身虽然传奇却并不华丽。
亲手打下的帝国基业，在他手中显得异常沉重。刚刚建国之初，百事俱废的情况下，首要抓住的确是如何培养子孙教育，目的在于保证这个基业永远巩固下去，为此他像一个兢兢业业的农民一样，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般的固执和坚决。很大程度上他非常看重留给子孙的两份遗产。
一份是在朱元璋看来最宝贵的《皇明祖训》，在他看来，这是能保护大明王朝的看家法宝。早在洪武二年（1373年）在政治初步运行后，就投入了大量精力组织编纂《皇明祖训》。前后历时六年，七易其稿，并严肃告诫：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苦口婆心，絮絮叨叨地告诫子孙后代该如何做皇帝，如何管理好这个国家。
第二份是用制度强化家族特权。朱元璋对功臣、对朋友到后期翻脸无情，痛下杀手，对子孙却慈爱有加。亲王府每年有五万石禄米，亲王子为郡王的，每年也有一万石禄米。那些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公爵们，如魏国公徐达最高禄米才有五千石，韩国公李善长才只有四千石，其余都在三千石。不仅如此，藩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大臣无论位置多高，也都要对亲王行拜礼，对此《皇明祖训》明确记载：“凡朝臣奉使至王府，或因使经过见王，并行四拜礼。虽三公、大将军，亦必四拜，王坐受之。” 朱元璋还是觉得不够，又在此后规定：“若使臣道路本经王国，故意迂回躲避，不行朝王者，斩。”甚至从“如何行政“、“如何执法” 的大章法到“如何安排日常起居”“如何管理后宫”等微末细节。
在保证这个庞大家族的基本权利后，朱元璋同时提出了对子孙管理培育的具体措施。
首先极端重视学习，并引申到一定高度：“人有积金，必求良冶而范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质，不求明师教之，岂爱子弟不如金玉也？”《典故纪闻》与此同时，在他亲自主持下精挑细选几位名师教授皇子读书。特意“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征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伴读。”同时他亲自参与检验学业水平，常常借古喻今，对孩子们加以训诫。有一次，“太祖御文楼，太子侍侧，因问‘近与儒臣讲说经史何事？’对曰：‘昨讲汉书七国叛事’。遂问：‘此曲直孰在？’……”《明实录附录•太祖宝训》
还有一次，朱元璋询问皇太子学业，最近在读什么书？回答说：“昨看书至商周之际。”朱元璋接过话头说，看书要知道古人为君之道的错与对，最后告诫说：“君道以事天爱民为重，其本在敬耳。”
由始至终，朱元璋都把农民作风甚至农民的一切习惯表现在了帝国的细节上，甚至早年给地主放牛，后来的乞讨游方僧的生活，既是往事不堪回首的痛苦更是人生成功的巨大动力和财富。早在太子朱标十三岁的时候，替朱元璋回乡扫墓，朱元璋特意嘱咐他要体察民情：“商高宗旧劳于外，周成王早闻《无逸》之训，皆知小民疾苦，故在位勤俭，为守成令主，儿生长富贵，习于宴安。今出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山野，其因道途易以知鞍马勤劳，观闾阎生业以知衣食艰难，察民情好恶以知风俗美恶，即祖宗所居，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不易。”《明史》
不光如此，有一天朱元璋退朝，看到皇子们围在身旁，指着宫中空地说：“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典故纪闻》本来可以盖一些游玩设施，却因为不忍动用大量劳力作罢，让内廷人员种菜，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不折腾老百姓的良苦心地。
在朱元璋身上坚持一辈子没扔掉的就是农民作风，简朴、倔强、仁慈、暴躁，都表现了龙椅上坐的只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农民。
二
大兴学习之风
自尊心极强的朱元璋，由于从小没有学习的机会，在建立完帝国之后，他深刻地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对知识分子的尊崇和重视，最终促成了他搭建帝国的战略布局。朱元璋深邃的目光里透漏着对知识的强烈渴望。他本人十分反感“以无知役有知”的可笑做法。刚刚建国后，他就在诏诰中说：“朕统御以来，随所善而应是职，使有知而不妄。其前代必欲以无知而役有知，朕不知为何。”《明太祖文集卷三》朱元璋深刻知道，自己的文化水平与管理的知识分子相差太多，为此他决心用后天努力学习，努力赶超这些知识分子们。
他听过很多因为没文化被刺激自尊的故事。老对手张士诚到处招贤纳士，附庸风雅，有的儒生利用他目不识丁，想方设法对他进行侮辱。张士诚原名九四，起兵后，自感名字拿不出手，儒生建议他改名士诚，他自以为很好，其实这话本出自《孟子》：“士，诚小人也。”张士诚缺乏文化的例子就是他的教训，为此这个富有强大意志力的人开始了漫长的自我文化建设，掀起了一阵阵学习之风。
此后朱元璋读书生活非常庞杂丰富，涉猎极广。从建立初期南京政权开始至洪武三十一年71岁去世，常常是“戴星而朝，夜分方寝”，学习力度一天比一天大，经常为此“日晏忘餐”，每天处理日常政务后，就是读书，有时更是在“万机之暇”挤出那么一点时间也要把当天的书读完。“太祖……身在行间，手不辍书”《明史纪事本末》描写的就是非常生动的读书画面。
“吴王微时，目不知书。起兵后，日亲诸儒，流览神解。”《国榷》不光如此，朱元璋还叫儒臣把古人做事成功失败经验书写在皇宫大殿壁间，以供他“随时省览”。与此同时让身边这些知识分子轮流给自己讲课，开展广泛学术讨论。读书已经成了朱元璋最大的快乐享受，“不昵于声色之好，绝游畋之娱。”《国榷》记载：“上……侈靡，绝游幸，却异味，罢膳乐，泊然无所好。”和文人学士在一起赛诗讲学，再继续夜读，有明一代，从始至终，最善于学习的皇帝，唯朱元璋一人而已。
水滴石穿，勤奋的学习，让他逐渐变成了学问大家，诗文水平，和统治理论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刘基形容说：“钦惟皇帝……万机之暇，作为文章，举笔立就，莫不雄深宏伟，言雅而旨远。”
清代学问家赵翼饱含深情地概括朱元璋一生的学问境界说：“明祖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然其后文学明达，博通古今，……此固其聪明天亶，然亦勤于学问所致。”《廿二史札记》
学以致用是朱元璋最大目的，此后所作的如诏、诰、勅、谕以及一般散文、骈文和箴、铭、跋、诗歌等既规范又创新。
相较严肃的圣旨内容和语气来讲，读他的白话圣旨，总是觉得很有特色，有这么一道圣旨，某群岛有倭寇来犯，地方官员请示如何处理。朱元璋发下一道圣旨说：“奉天承运，皇帝昭曰，告诉百姓每(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中国的封建帝制实在漫长，浩如烟海的圣旨大多千篇一律，唯有朱元璋的圣旨能让人眼前一亮。
朱元璋早年征讨陈友谅时，写过两手七绝诗，一首为《征陈过潇湘》：“马渡江头苜蓿香， 片云片雨渡潇湘。 东风吹醒英雄梦， 不是咸阳是洛阳。”另一首诗是以吴王身份亲临湖湘，进入了一个庙庵，僧人问来做什么，问叫什么。朱元璋提笔写出：“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雪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恁哓哓问姓名”。这是称帝之前的诗文特色，此后在晚年，诗作充满哲学宗教韵味，意境更是浑厚悠远。
增强文化功底的自信后，他对宋濂的学问及作为表现提出了对当时知识分子所欠缺的实用功夫：“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一个甚字，表现出他对以宋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阵营的不满和轻视。
作为粗犷的帝王练就成高级知识分子后，危害也是负面的，那就是他无端制造很多“文字狱”，亲自参与删除《孟子》并无辜掠夺了许多文人的生命。一时才能之时“幸存者百无一二”。方孝孺曾在给好友信中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人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一直带着怀疑的目光，用屠刀开始大量清洗曾经被他敬仰的知识分子，这个举动，让那些读书人开始如暴雨中的树叶，瑟瑟发抖。
有了高层文化和理论知识的朱元璋没能继续将文化事业推向新高，相反，却将明代文化事业制约到停滞不前。有个可笑而又典型的故事非常生动：朱元璋在考察一个叫邓伯言的诗作，非常喜欢其中二句“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不觉得拍桌子叫好。伏在大殿下的邓伯言以为触怒皇帝，当场吓晕过去，太监把他弄出东华门才醒过来。
小细节，往往衬托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高压场面。
三
霹雳反腐
有史以来，朱元璋是皇帝中最痛恨贪腐的皇帝。他整治贪腐用力之狠，手段之烈；诛杀之多，打击之广，都创历史记录。
首先这种反腐的原因在于他出身农民，而且是赤贫的重要原因。苦难和压迫是他人生第一堂课，对腐败的直接感受和痛恨一直让他咬牙切齿，深入骨髓。
其次深刻认识到腐败对帝业的危害程度，从维护统治上重大考量。元朝末年的官吏腐败，是导致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他对刘基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诚意伯文集》同时他告诫群臣说：“尝思昔在民间时，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甚至他认为，腐败不除，帝国的一切都无从谈起：“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随着一些引起朱元璋震怒的腐败案件后，加大了腐败的打击面，一时之间，因腐败贪污案件被诛杀、牵连人数之广令人昨舌。一开始，他规定，凡贪污六是两的，就剥皮实草，后来干脆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
他亲自参与到反腐败的宣传、立法中来，《大诰》就是朱元璋反腐的典型产物，通观《大诰》到处充满了愤怒激昂和血腥的杀戮。登基的第四年，朱元璋就对天下官吏进行一次全面“体检”对清廉官吏予以树立典型榜样，并给予极大表彰奖励。对典型贪腐案件不惜广泛株连，杀得越来越多。
不仅如此，他建立了腐败“倒查机制”“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贿于部，问斯赃尔自何得，必指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朱元璋的线性思维，在帝国中引起最全面、最剧烈、最威慑的震荡。一时之间，权利之鞭，抽向了整个帝国，整治贪腐最后愈演愈烈，成效虽然明显，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牵连无辜，甚至会出现冤假错案。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个案子加起来被冤杀的有七八万人。“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滕德懋是户部尚书，因为得罪人，被举报贪污，朱元璋随即把他处死，之后命人剖开滕德懋的肚子，想看看这个“贪官”肚子里都吃些什么。待剖开后，发现里面全都是些粗粮草菜，朱元璋听报后悻悻地长叹一声：“原来是个大清官啊”朱元璋清楚知道自己对官员滥杀的程度，但却偏执相信，宁可错杀一万，也不能放过一个贪官。
显然朱元璋对腐败的形势进行了最严重的估计。
他认为，整个大明王朝官僚体系，基本全都烂掉了，必须以最严厉的惩治手段进行全面清洗。贯穿这一思路，以“杀”字作为主线，同时又注重《大诰》的宣传力量，以此达到“不敢贪”的震慑效果。根据《大诰》三篇统计，洪武三十年中所发生的官吏案件总数达几万之多，其中罗列凌迟、枭首示众、灭族的几千个，弃市以下者一万多案，这些都与官吏贪黩有关。“帝初即位，惩元政纵弛，用法太严，奉行者重足而立。……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廿二史札记》此后命令州县办公的旁边立一个庙，奉祀土地外，又叫皮场庙。官府的大堂边，各悬一剥皮实草的样子，使之触目惊心。
为防范文臣武将的背叛，于一三七二年颁布申诫群臣的《铁榜文》三年后编录《资质通训》告诫群僚“勿欺、勿弊”。此后几年又颁发《志戒录》总结汉唐以来为臣悖逆者数百件，并下发群臣及学究讲授，以形成思想教育震慑。
除了大面积诛杀官吏，朱元璋也看到人才的重要性。从早年的礼聘、荐举、征招和破格录用生员等，从洪武六年至十六年，由于他开始痛恨科举取人无用，曾宣布停止科举十年之久，不得已前后下诏进行己荐或转荐。《明太祖实录》朱元璋的情绪化反腐给帝国的发展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霹雳过后，留下一片无人打扫的尘埃。
四
接班人到分封的制度设计
整个明朝是二百七十七年，而这个运转国家机器的制度设计都是朱元璋一人在把持、设计。
对于自己打下的家业总是战战兢兢，总不放心。即位的第三天，他就告诫大臣们：“忧患之来，常始于细枝末节。明智者能从无踪无形中嗅出危险的味道，而愚昧的人在事情已出现苗头时还毫不在意。”他为此“寝不安枕，忧悬于心。”为了确保家业的绝对安全，他不惜大肆屠杀功臣，废除宰相制度，这些最棘手的事情朱元璋一人操办，给子孙留下巨大的舒缓空间。
虽然早就知道长子朱标性格柔弱，但是传统思维让朱元璋坚定立嫡长子的原则毫不动摇。为了把这个资质平庸的长子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朱元璋可谓煞费苦心。在朱元璋的眼里，凡是有可能阻碍朱标前路的“刺”自己必须都要亲自拔掉，以此达到“一劳永逸”。
他的《皇明祖训》絮絮叨叨，反复强调如何要守成，细化到子孙的日常规范。概括起来，朱元璋的精神遗产主要是强调子孙们必须时刻检点自己生活和思想建设，时刻保持警惕，确保绝对安全。他反复给子孙们讲警卫安全、讲后宫秩序，讲防备宦官等等，在朱氏家族，他一直以仁慈、不放心的形象出现在他的子孙面前。
他甚至希望自己的一生提前把整个帝国的无限事业全部打理好，规范好，只要后人严格遵守，便能实现长治久安。对太子朱标的培养可谓煞费苦心，给他选拔最好的老师，并且亲身示范如何创业、守业，朱元璋甚至刻意设置一些磨难给朱标，希望他能在磨砺中成长。很早时期，就锻炼太子处理政务：“令自今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示，以练习国政”《兴宗孝康皇帝传》与此同时，朱元璋对接班人提出四个基本原则：“惟仁不失于疏暴，惟明不惑于邪佞，惟勤不溺于安逸，惟断不牵于文法。”并勉励他说：“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于诸事务惟恐毫发失当，以负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寝，尔所亲见。尔能体而行之，天下之福也” 《兴宗孝康皇帝传》
与此同时，他加大对其他皇子的分封制度设计，告诉他们千万不要觊觎皇位，甚至用哄小孩的语言对他们说：“你们的日子比天子要好过的多，要安于自己的地位“，觉得不够，又进一步引申说：凡自古亲王居国，其乐甚于天子。何以见之，冠服宫室车马仪仗亚于天子，而自奉丰厚，政务亦简……”朱元璋从享受和安逸的角度阐发了做王侯比做皇帝舒服的理论，看似有理，然而从权利和欲望人性的深层解读来看，他的解释多么的经不住推敲，甚至作为皇帝的他，这样解释皇帝这个职业自己都感到自欺欺人。于是不得不再次举出一些警告性的话来说：“凡古王侯，妄窥大位者，无不自取灭亡。”最后骨肉相争，外人有隙可乘导致本家族被连根拔起的惨痛教训。
或许，在身后出现的燕王夺权的事件，他已经有了充分的预见，只不过是不肯承认罢了。对于这种制度安排，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朱元璋的错误设计，是一种严重的倒退。强藩镇必然挑战中央权威，平遥县训导叶伯巨的看法十分典型，在洪武九年（1376）上书朱元璋指出“分封太侈”：“臣恐数年之后，尾大不掉，然则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极矣。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现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
叶伯巨的谏言可谓一言中的，历史上的分封制度导致危害极大，然而朱元璋却恼羞大怒，认为这是离间骨肉亲情，要亲手射杀叶伯巨，后经群臣劝阻，才没亲自动手，最终叶伯巨因此死在狱中。
朱元璋何尝不知道这种设计的无奈，然而这份家业只能这样交，农民思维一生的朱元璋，始终没能跳跃出传统分家式的思维。他比谁都知道分封的弊端，然而站在手心手背都是肉上思考帝国政治，再英明伟大的政治家也会被血脉亲情所干扰，朱元璋大而言之是进行国家体制改革，小而言之就是一个农民给儿孙们平分家业，再选出一个大掌柜而已。
然而天算不如人算，洪武二十五年（1392）被朱元璋苦心培育的接班人朱标因病猝然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一年朱元璋六十五岁，老泪纵横后，他依旧坚持既定接班人制度，抛弃所有从年龄、阅历、能力都有很大优势的儿子们，去选任朱标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
也恰恰因此朱元璋的分封制度，导致了叔叔辈的王权与朱允炆皇权的利益冲突，由此导致燕王朱棣造反，短短时间就推翻了朱元璋的既定方针和制度设计。
朱元璋对大明帝国的制度设计完全围绕这个家族的核心利益去开展，无论进行重大管制改革还是司法改革，甚至大幅度诛杀实权人物，都本着维护本家族的长治久安作为出发点。包括明代此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朱元璋都要负一定责任，这个“始作俑者”做梦都没想到，那些为儿孙们苦心孤诣的设计，在短短离世几年后，就被他的儿子亲手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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