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绍周/文
1932年春，汤恩伯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师师长，我由第三独立旅第三团团长拨归他指挥，直至1948年淮海战役，对汤恩伯有些了解，现在写在下面。
汤恩伯的出身和经历
汤恩伯出生于浙江武义县一个地主家庭，读过私塾和中学，当过小学教员，后到日本，在东京与人开一小饭店，不久考入士官学校，第十八期毕业。在学习期间,结识了陈仪的外甥女黄竟白，后成为夫妇。但汤在家乡实已结婚，并生有儿女。
汤恩伯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初在湖南陆军第一师贺耀组部学兵连任少校连长，后任程潜的第六军第十八师张轸部当少校团附。汤在南京利用与蒋介石士官同学和浙江同乡的双重关系,谋与蒋接近, 当上了蒋介石的侍从参谋。1928年, 调中央军校担任第六期学生总队大队长，在校受知于当时的教育长张治中。后来蒋介石成立教导师，由军校选拔干部，经张治中提名，汤调该师以团长任用。据说蒋介石以团为经理单位，说汤不会管钱，致未批准。但不久却升他为教导第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一般推测，此乃蒋介石借以观察汤的器识，后闻汤并无怨言，即给予不次之迁。这段历史，李金铭言之甚详，确否待证。但检阅汤的履历表上，没有当过团长，却是事实。
1931年，汤恩伯由旅长调升为第二师师长，在豫南潢川附近与红四方面军作战, 被徐向前部一战击溃，受到蒋介石的撒职处分。未及一年，又复起为八十九师师长，在卫立煌指挥下，参与鄂豫皖边区“围剿”。后于1933年调江西参加第五次“围剿”，升充纵队司令，旋兼任第四师师长，从此一帆风顺，由第十三军军长升任军团长、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939年又兼任南岳游干班教育长。在屯兵中原时期，并兼任苏鲁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任，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1944年夏，汤恩伯中原战败，在蒋介石的庇护下，仅受撤职留用处分，仍保留其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头衔。1945年春，又发表汤为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日本投降后，汤任京沪警备总司令。此后曾调任参谋本部陆军副总司令，兼首都卫成司令，其间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因指挥临沂战役（即孟良崮战役）失败，再受撤职处分。1948年8月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到1949年1月汤最后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直至上海解放，才悄然逃遁至台湾。
汤恩伯集团的形成和发展
汤恩伯的第二师师长被撤后，是以戴罪立功再任八十九师师长的。该师以陈明仁的第三独立旅和钱大钧的武汉江防部队编成。据邓文仪向陈透露的消息，最初蒋介石曾内定以陈明仁任师长，经汤恩伯利用陈与第三师师长陈继承的矛盾（时陈明仁归第三师指挥），通过陈继承向蒋介石活动，夺取兵柄。嗣在江西汤又兼任第四师师长, 即以这两个师奠定了他当十三军军长的基础。在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过程中, 军事骨干主要从八十九师、第四师选拔。新进人员要想带兵，多用在收编的杂牌部队中。其所属兵力计拥有汤恩伯自己兼任的三十一集团军（后交王仲廉接替）及陈大庆的十九集团军、李仙洲的二十八集团军、何柱国的十五集团军。各集团军所指挥的各军，其基本部队有第十二、十三、二十九、七十八、八十五、九十二、九十七等七个军，及暂编第九军；杂牌部队计有暂编第一军、暂编第十五军和第九十八军，加上何柱国自兼军长的骑兵第二军。汤恩伯对骑二军虽甚依赖，但心目中并不以嫡系对待。其余还有些独立旅及独立团、营，因随时编并，非固定单位。除上述各正规军外, 汤恩伯又派陈又新为挺进军总指挥, 在泛东泛北收编游杂部队。国民党中央原只核准他收编20个纵队，经费亦只按20个纵队给，汤却放手扩充，命令陈又新发展到40个纵队以上，有时甚至达到50个纵队。另又在漯河成立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部整训委员会，汤自兼主任委员，叫我兼副主任委员，又收编豫西地方武装共10个纵队。至于新兵补充机构，计有南阳、唐河、镇平三个师管区和第二十一补充兵训练处。综合上述各单位，除各师管区拉来而未经训练的壮丁不算，汤恩伯集团在全盛时期，实拥有大军60余万人。
在我经手收编的10个纵队中，宛西别廷芳的自治军是值得一提的。别盘踞宛西20多年，其团队的武器装备，比正规军队有过之无不及。他设有兵工厂、被服厂和粮秣机构，有部分机械化装备。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国民党政府无法对他干涉。后别在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以开会名义被诱到洛阳，被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大加训斥，回去不久即气病而死。我们去收编时， 正值别的儿子在父死后另谋出路，便顺利地将其武装收编为挺进军。王韵五的第六纵队、薛钟村的第七纵队、陈舜德的第八纵队，这是汤集团收编的游杂部队中比较精锐的部分。此外，我在亳州、蒙城各县所收编的鲍汝澧、洪显成、杨坤元、刘则白等七个纵队，在补充训练后，即编成正规军，为后来组成陈大庆集团军的兵力主要来源之一。其原任司令以鲍汝澧为汤的旧部,得到长期信任，余则陆续被淘汰了。陈又新在黄泛区收编的纵队，不拘素质，不问装备，尽量收编。
花费的经费和补充的械弹，绝大多数都用在这部分人身上，训练也比较吃力，但汤集团其所以扩充那样迅速，实以这部分人为其最大来源。
汤恩伯发展实力需要的军费，如只靠中央补给，是远远不够的。他又顾虑无止境的请领，既不一定邀准，且恐因经费问题坐受限制。同时在人事上既要大事扩充，也非固定编制所能容纳。
他想出的解决办法，一是通过俞飞鹏和后方联勒总部军需署长陈良按其所报编制的数目，十足发给；二是找机会直接向蒋介石请求；三是调动大批人员, 成立专门机构, 从事投机买卖。汤集团在界首设的“四省边区物资管理处”，实即汤恩伯独资经营的贸易公司。这个公司的主办人员是军需补给部门抽调的韦鲁斋、骆东藩、胡静如等人。经营的项目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经常不断地派出人批人员，深入敌伪区，分途向上海、天津等处采购货物，转运到大后方抛售，再由后方套购物资转去资敌。如此轮番往返，市利千倍。汤集团的另一财源，是在自己管区内的水陆交通要道私设关卡。周口设有船舶管理处，泛东泛北设有好几处检查站。
汤集团的武器装备等补充办法，也有他独立经营的一套。他所部武器， 由中央拨给的美式装备并不多，收编的游杂部队，枪械又多破旧不全。汤提出了“自力更生，长期打算”的口号，将原修械所扩充为兵工厂，并在漯河、临泉、叶县等处筹设好几所制革厂及锯木铸铁等工厂。漯河兵工厂的厂长是汤的胞弟汤克仁，厂里的经费由他一手包办，不受预算限制。原设在宛西的别廷芳的兵工厂，在接收其自治军的同时，亦由汤克仁接收过来继续生产。这些自产武器，主要是配给各杂牌部队，其基本军则是向中央联勤总部领用。
军服方面，同样是以多领、购换和自制三种办法解决。在军中筹设大小被服厂、军鞋厂及染织厂等，需用的技术员工，部分由士兵中挑选原学缝纫、染织等技术者担任，对驻地的民间手工业者， 有时也以抽丁方式, 强迫拉走。我们在军中看到身着草绿色服装的部队, 便知是杂牌队伍。至于汤的基本队伍，则一向是着草黄色军服。
汤恩伯对干部的训练， 一贯是同扩充实力结合得很紧的。他自当师长、军长到集团军总司令，除分批保送干部到各军事专门学校外, 自己举办的各种训练组织从未间断。在河南的3年中，对政治训练专由特务们另行组合一套。军事训练, 计在镇平菩提寺办有干部训练斑, 由马励武、廖运周等负责；在叶县焦庄办有三十一集团军整训委员会，派我和石觉等负责；在漯河办有挺进部队干部训练班，由我负责。训练内容以军事为主，也讲三民主义等。
汤集团所属各军,大多办有官兵子弟学校及妇女训练班。妇女训练班由军师长及其他高级人员眷属领导，设有简单的教室，供给书籍文具，指派军中文职人员和文化较高的眷属授以政治常识以及防空、卫生、救护等知识。随军妇女，不分老少均可自由报名入班学习。后来，各军长官子弟学校由总部统一组成为“三一子弟学校”。抗战胜利后，学校迁驻无锡，一切设备和员生食用，为京沪线上一般学校所望尘莫及。其在校适龄子弟，又常在毕业以前，由汤恩伯分批保送中央航空学校，或转送其他专门技术学校。全国解放前夕，汤恩伯把这所子弟学校迁往台湾。
汤恩伯集团的人事情况及其上层人事关系
汤恩伯复起任八十九师师长时，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师旅团长，已经是清一色的黄埔学生。
汤一开始掌握兵权，首先就以黄埔系统奠定他的人事基础。八十九师师长离职，接替他的先后是黄埔教官钱大钧、黄埔学生王仲廉。第四师师长让位，接替他的是黄埔学生王万龄。在此以前，对于可以升官而自己军中无官可升的黄埔学生，又想方设法向外推荐。1934年,汤在南昌向蒋介石力保八十九师二六五旅旅长张雪中为江西保安第二师师长， 又将八十九师副师长冷欣升为第四师师长（上述汤恩伯曾任第四师师长, 是继冷欣之后,以纵队司令兼任的）。此后军长、司令官、总司令等一系列的官职，均一步步地落到黄埔学生手里。其间十三军军长曾一度交给张轸，但不上半年，即由张雪中接替。一些比较能干的黄埔学生如王仲廉、陈大庆、张雪中、石觉等升迁得最快。汤通过他们来维系黄埔的中下级干部，因之汤集团打出的旗帜，和胡宗南集团一样是一纯粹的黄埔团体。一般的将领，总是自己上去之后，再转手来提拔部属；汤恩伯却是先让部属升得快，以水涨船高的法子让自己的部属把他推到更高的一层。他自己还在师长地位，即保张雪中、冷欣同样地当师长，以后又以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地位，再保何柱国一起当总司令。
为了互相牵制，汤恩伯对于其他军事派系如保定、士官及云南、贵州各讲武堂毕业的和行伍出身的，也兼收并容，但原则上是“给官不授权”。对他们的安排，一是不关重要的幕僚职务，二是在各军或师部极其有限地增设副军长、副师长等；比较宽一点的门路,是派到补充机构去接收新兵。还有一种人，牌子也是蒋介石的嫡系，如陆军大学或步兵、炮兵学校毕业来的，但过去同汤没有私人关系，对于他们，不管是国防部派来或其他要人介绍，汤恩伯把他们视为后备力量，没有被排斥的危险。汤的人事簿上总是高参、参议、附员等等，将校成堆，实际上这些人不过是将军门下的食客，绝少脱颖出头的。
汤恩伯对于非黄埔系统人员的歧视和打击的事实, 多得不可胜数。他的参谋长宋涛, 保定军校八期毕业，原是一六〇师师长。自该师拨归汤指挥，汤便将宋的师长职位调换给黄埔一期的马励武，宋离开后，又让宋回去当军参谋长，旋升为集团军总部参谋长。汤明知宋能够带兵，又是带着兵来的，但一直任为参谋长多年，到汤升为第一战区副长官时，宋只调为副长官部的总参议。十三军副军长鲍刚，过去任军长甚久，当然不安于副职，就因其无正式出身，久不升迁。
鲍时表不满，致于1939年冬遭到汤的暗杀。还有个叫张麻子（忘其名）的旅长， 亦因出身行伍，汤以保送步兵学校深造为名，冀其一去不返，到张毕业再来，复职数月，便被迫离去。
汤恩伯对收编的游杂部队的干部，首先亦以封官许爵，招之使来，一到部队整编以后，即陆续清洗。具体办法，有先将其中下级人员撤掉一部，使其上层陷于孤立，不敢恋栈；也有先由上层下手, 将其高级主管官调开, 促使下面失去依凭。1938年川军李宗鉴的一九三师拨归汤指挥，不久李即被调为补训处处长，全师被缩编为一个团，并入汤的基本部队一一〇师（时我任该师师长)。原任团长杨宗凯虽暂时保留，鉴于汤集团的歧视，率部逃走，在淅川境内被汤密令地方部队包围缴械，杨宗凯被送回总部执行枪决。
我是贵州讲武堂毕业，在汤集团里是要受排斥的，但终汤恩伯之世，不但得以保全，且同黄埔学生一样地按级升迁。最初我曾认为是自己对汤有过解围救命之功(1932年冬，汤在黄安被红四方面军围攻，已濒绝境，我曾出死力为之解围脱险，他对我说过许多好听的话），或者也是他标榜“用人公开”的一点表现。通过许多事实，才发现我之所以孤立独存者，是汤恩伯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法。他经常对那些游杂干部说：“象吴绍周还不是行伍出身么，我还是要保升他的。”
汤恩伯的上层人事关系，直接到蒋介石的内层，如他同蒋左右的侍卫之臣俞济时、陈布雷及曾任侍从室主任的钱大钧等均为密友。此外是依靠何应钦的支持。对何的联系, 经常由陈又新担任（陈与何为贵州同乡）。军中的人事、军需补给诸方面, 可说是有求必应。他平日嘴里称呼得最响亮的，除了他的“委座”外，就是“何敬公”（何字敬之）。对陈诚则若即若离，他们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汤恩伯在河南发履为“中原王”以后，引起陈诚的侧目。汤发出的电文，除一般的事务向国防部联系外，余均直接向蒋介石请示，这曾引起国防部不少责难。
汤恩伯同蒋鼎文比较亲近。原因是蒋鼎文当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除指挥孙连仲、孙桐萱、李家钰、庞炳勋等杂牌部队外，自己并无可靠的基本军，唯一能依靠的只有汤恩伯这个集团。他在中原战场上，与其说是拉拢孙桐茸、庞柄勋等孤立汤恩伯，毋宁说是团结汤恩伯以对付孙、庞，这是蒋鼎文当时所处形势的必然决定。张雪中调任战区政治部主任，是蒋鼎文授意的，后通过张的努力，曾起过一定的团结作用。蒋鼎文常到汤总部所在地的叶县，离去时， 汤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铭三（蒋字铭三）先生是个老好人。”对蒋轻视是很明显的。蒋鼎文是一个没有什么远图的人，他知道要撇开汤恩伯去直接抓汤的部队是不可能的。汤也深知，如欲取代蒋鼎文的职位，除取决于蒋介石，其他办法是没有的。同时，第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除汤恩伯之外，还有胡宗南也是不好惹的，蒋鼎文实际还起着缓冲的作用，不过当时也出现过这么一些情况:蒋鼎文常在汤外出时，对三十一集团军总部发号施令，留在总部负责的参谋长宋涛，并不让他那么如意, 时常引起两方面参谋人员的争执。据宋涛对我说：“我们既要对付洛阳（蒋鼎文的长官部驻地），又要应付老河口（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长官部驻地），这两方面，我对李宗仁是比较客气一些的。”汤恩伯是同意这样应付的。
汤恩伯对张治中、陈仪有着感恩知遇的关切，对俞飞鹏、顾祝同等也有互相利用的要求。汤对待这几个人，一贯是亦师亦友，接之以礼，算是其平生相处得比较好的几个。这些人对汤，无论是精神和物质，也确曾给以不少的支持。
汤恩伯的敛财手段
汤恩伯是一个黑头大汉，身上服装灰的黄的连同军帽皮带的颜色, 总是凑成几截。暑天坐在汽车里，总是一只裤脚包着鞋跟，一只裤脚卷上膝盖。除接见外宾，很少见到他有整洁的时候。在当军长以前，汤时常找一些士兵或连排长漫谈，找的对象以各营连的号兵居多，因号兵爱吹，花去的谈话时间不多，却很快地吹出了“汤恩伯与士卒同甘苦”的美名。在河南，汤对苏鲁豫皖四省的官吏需索和私人往来，却很慷慨。例如同驻在界首的山东省主席牟中往来时间较多，汤总是以“前辈”或“老师”称之；对初见面的上中级干部，握手之后，又凑上去拍拍肩膀。
他标榜“经济公开，廉洁守法”，军中官兵也确有不少的人相信。他常语人：“孙中山死了，并没有要他家里拿钱去埋他。”他知道蒋介石对高级官吏的贪污情况，是有着严密调查的。针对这一做法，他家里不置产业，在各大都市不买洋房，国内外各大商埠也没有他的企业，这就取得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在两任师长、一任军长交卸以后，共在银行积存80万元（抗战前法币稳定时期数目），他的军需人员建议取出来活动，汤表示有钱应该存国家银行流通，不准营私提取，可一到抗战军兴，在“筹措抗日经费”和“扩军备战”的幌子下，克扣军饷，盗卖军粮，乃至发展到勾结敌伪作投机买卖。一切违法行为，只要出自汤恩伯的决定，大家都相信是“公款公用”，对他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据我了解，中央政府对汤集团的经费，皆按编制十足发给。但汤对各部队清查人马，要经过一再点名，才核实转发。这核下来的数字，除法币充作军饷的不算，即军粮一项，每月最低核去了200万斤以上。如加马秣，为数更巨。每月扣除各军的人马空额，多者六七千，少者亦达一两千人，一遇作战伤亡，甚至一团一团空着好几个月，一文未发。这些数字的变化，积年累月，都在“抗日经费”的名义下转移了方向。汤恩伯为了应付各军师长，规定每人每月只发特别费1500元，其余不得过问。各部队长上行下效，亦各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利用各自掌握的金钱物资，各搞一套。
“围剿”红军
1932年，国民党军进兵鄂豫皖边区，对红四方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夏天，汤恩伯率八十九师由武汉出发，参加这一战役，7月到达黄安。八十九师各单位向师部请领给养，汤恩伯以后方运输困难为词，下令就地征购。由于战地居民大都逃散，无法购到。各部队在抢购勒索了一个时期以后，汤又下令征发，征发是拿粮不给钱的，地方既无应征机构，师部也无统筹组织，便由各旅团营连乃至独立的排班自由行动，直接向民家掠夺。每天无论行军或作战期间，各单位纷纷派兵四出抢粮。起先运回来的尚属粮食马秣，渐至瓜果蔬菜，猪羊鸡鸭，以至耕牛牲口，油盐酱醋，均在征发之列。连各部队所需的官兵草鞋,也是从民家劫夺来的新旧衣服和布匹撕成一缕缕地编织起来的。当时有两个排长问我：“剿共究竟是为什么，是专来抢杀的吗?”但汤恩伯却视若无睹。整个鄂豫皖边区，经国民党军队大肆抢、杀、烧，真正变成了满目荒凉，人烟绝迹。除了穿军服的人以外，几乎看不到其他的人。
汤恩伯虽然身统大军，但他并不是从军队基层单位干起来的。当师长以后， 第一次在第二
师即被红四方面军战败而被撤职；第二次到八十九师，又参加对红四方面军作战，在鄂豫皖边区整整一年的大小战役中，他自己一向是躲在师司令部里，很少上阵。1932年冬，第一次带着师直属部队及二六五旅向黄安方面“扫荡”，事先经过反复调查，以为对军情已经摸清，但在三角地（距黄安东北约80华里）突被红军包围猛打，几至全军覆灭。嗣经援军解救，得以幸免。
1933年，汤升任纵队司令，在江西参加第五次“围剿”，虽进犯到中央苏区，不过是乘着红军转移北上的机会，到过瑞金一次。
汤恩伯在抗日战争中
1935年，汤恩伯任第十三军军长。抗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下，该军中下级干部和士兵，纷纷写保证书要求北上抗日，汤率部参加了南口战役。当汤部北上途中, 驻扎张家口的刘汝明部，怕他利用过境机会占据地盘，曾拒绝入境，经鹿钟麟驰往向刘说服，方得通过。到南口战事紧急关头，刘汝明又从张家口先行撤退，致汤部后路被截断。汤在这种种怨愤难伸之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军中采访，为了激励士气，宣传抗战，曾不断发出报道，给以鼓励。刘汝明的撤退消息传到前方，范长江又奋笔直书，发表了“可杀的刘汝明”的评论，这稿子我在前线曾从范长江手里争先索阅，感到它给前方将士的声援，不啻10万雄兵。将士们勇敢作战，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如罗芳珪团，伤亡很大，几至全团覆没。
1938年台儿庄战役，汤恩伯任第二十军团军团长，参战时，实际兵力4个师。汤部的任务是以机动部队相机攻取枣庄。战役延续1个月，到最后激战三昼夜，我军取得了胜利。
1939年，日军在鄂北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企图把李宗仁从老河口赶走，汤恩伯再率4个师参加新野、随县一带作战。计划在老河口东北面的高城，先以一个团（一一〇师陈钦文团）诱敌深入，再用全力突出猛袭。时值大雪，敌人战车活动困难，经激战10余天将敌第三师团击溃，并杀伤和俘虏了一部分敌人。汤恩伯即以此向蒋介石邀功。
此后，汤恩伯即屯兵中原，一连3年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到1944年日军进犯河南，汤部溃不成军。这就是汤恩伯积年以来，以数十万大休养生息所得到的结果。这一战役的混乱情况，我只谈八十五军的遭遇，便可概见。当日军进攻迫在眉睫时，八十五军在荥阳，既没接到总部整个的作战计划，也没听到召集什么会议，收到总部转来的一些情报，又都是些“敌人骚扰”或“捣乱”一类的消息。以致日军以一部由黄河铁桥附近渡过,与我荥阳的八十五军和中牟的新十五军展开激战时，因敌机械化部队已由开封经禹县、临汝绕向洛阳对我军威胁很大，新十五军即先撤退，八十五军亦被迫退守密县，再守登封，回头又去争夺临汝，最后转到嵩县。因县城已失，同日军发生约3小时的战斗后，退守该县以西的山地。在这一迂回转战过程中, 不仅友军失掉联络，总部电讯亦告中断。在烽火连天之中，形成前后失据，左右不明的盲目行动，汤恩伯本人也不知在何方。后来得悉他在洛阳参加蒋鼎文的紧急会议后, 不但没有驻定自己的指挥位置,连身边所带的一部电台，也在洛宁附近被地方团队缴去。
中原战役的惨败, 汤恩伯是有责任的。但受撤职留用处分不久, 又发表他为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率部由贵阳、独山沿湘桂线与在湘西的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会师长沙。至日本准备投
降时, 汤所部大军, 除有一个师（十七军第九十一师赵琳部）在桂林附近的阳朔同日军激战一次外，其余部队，一弹未放，即随着日军撤退的后尘，直下长江。汤恩伯则是坐飞机赶到上海，大发其接收财。
在内战战场上
日本投降不久, 汤恩伯即积极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当人民解放军在山东展开强大的攻势时， 他率第一兵团指挥临沂战役（即孟良崮战役），参加作战的部队有张灵甫、黄伯韬、李天霞三个整编师。当孟良崮被解放军猛烈围攻时，汤又向莱芜电调整编第八十五师增援。待我率部赶到距临沂约70余华里的地方时， 前方败兵已纷纷逃散，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已在孟良崮山顶全部被歼。据在临沂视察的范汉杰告诉我，战败原因，固然由于张灵甫骄傲轻敌和黄伯韬增援迟缓, 而汤恩伯对解放军的估计不够,又不及时阻止张灵甫在孟良崮上山, 是要负更大责任的。
孟良崮战役以后，解放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全国,汤恩伯又以蒋介石最后的一张王牌，收集余众，凭长江天险，继续抵抗。时陈仪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看到大势已去, 曾密函示汤相机投向人民。他在上海接信后，竟亲见蒋介石告密, 结果陈仪被杀。汤在上海快要解放的时刻，随着蒋介石率残部撤逃，后一度任福建省主席，率部在厦门抵抗解放大军，旋败逃台湾。
1948 年冬, 我由广水率八十五军参加淮海战役, 汤恩伯派员送给我一封密函, 途中由一一O师师长廖运周接到, 内容大致是叫我掌握部队, 考虑今后作战的力量, 其中记得非常清楚的一句是：“必要时，可不听命令。”这是汤同我最后的一次联络，目的是要我保存八十五军实力。
1964年1月
一说鲍刚1940年被暗杀。见《安徽近现代史辞典》“鲍刚”条
本文作者系原国民党中将，曾任国民党第八十五军军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