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汉的灭亡，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它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说的，叫做“国恒以弱灭，独汉以强亡”（原话为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许多国家都是因为积贫积弱才走向灭亡，只有汉朝是在强大时走向灭亡的。这个观点确实很新鲜，而且让人很困惑，一个强大的王朝怎么会就此灭亡呢？

这种悖论看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实际上在生活之中比比皆是，比如一个如日中天的大公司说倒就倒了，远的不说，就说某地产公司不就是这样的吗？

那么，这种“猝死”背后的本质逻辑是什么呢？一般地，从一个公司的角度来说，财政的崩溃可能导致这种“猝死”现象；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免疫能力的巨大隐患也可能导致出现这种情况。东汉从汉桓帝、汉灵帝时代开始走向灭亡，其实当时他们还比较能打，比如把兴风作浪几十年的羌人给彻底干趴下了，这就说明东汉的灭亡并不是因为军事的脆弱，而是另有原因。

这个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顺藤摸瓜地来梳理一下，看看左右东汉王朝生死命运的那双无形的手究竟是什么。

还记得在介绍商鞅变法的时候，重点介绍了户籍制度。因为啥呢？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经济支撑靠的是农耕经济，所以人口和土地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尤其重要。户籍制度和度田制度实际上就是帮助我们算清内部账，知道自己还有多少资产，主要分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要用能够最快捷、最便利地进行资源投放。

说白了，人口和土地就是当时主要的财政指标。前面说了，光武帝刘秀在建立东汉王朝后，对权力结构等诸多领域都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和改造，那么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财政体系，他自然也不会置若罔闻。

刘秀作为一个开国皇帝，其实对于财政方面是相当有依赖性的。

一则是那些功臣需要安抚，人家当年举家来投，跟随你创业，现在公司上市了，你不及时回报人家丰厚的物质待遇，人家心里能过得去吗？再说刘秀在改造权力结构时，把云台将等功臣宿将给内部劝退了，这又需要一大笔安置费。

二则是战后国内百废待兴，到处需要建设投资，比如兴修水利、安澜黄河等等。

三则是天下初定，局势未稳，内部平乱和外部御寇的军备开支同样不可小觑。

那么，在刘秀将大量田地作为补偿品赐予那些功臣宿将之后，那些兑现了他们当初参加革命原始股份功臣宿将回到了自己的地盘，是不是瞬间又成为了当地最粗的大腿、最靓的仔？人家出去革命之前就是豪族，如今镀金回来，不得更加豪横了！

这种全面升级的豪族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满足于当一个地头蛇就行了，他们要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大爷，他们要把控当地的仕途和其他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

当地头蛇和当大爷是有本质区别的。像西汉时期的豪族，一般都是地头蛇，他们主要通过隐匿土地和人口来壮大势力，就是有点巧取豪夺的味道。但是东汉的豪族，尤其是东汉中后期已经进化为士族的豪族，他们就像是周星驰电影《武状元苏乞儿》中的苏乞儿一样，是“奉旨行乞”，人家是光明正大地垄断地方仕途、盐铁分红以及宗族土地来实现世代门阀。

刘秀为什么要对传统的豪族进行这样的升级处理？主要目的还是安抚他们，将他们进行下沉式处理，都给你们放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分公司”去吧，别在总部扎堆影响我的决策。

但是，刘秀这样做有利也有弊，利则是将功臣宿将对皇权的直接威胁几乎降到了最低，弊则在于豪族集团不断地积累底层基础，慢慢成为了东汉王朝不可或缺的结构单元或者命运共生体。只是在那个时代，皇帝和士族，谁也没有意识到对方对自己是如此之重要而已。

也不知道大家明白刘秀这种布局了没有？打个比方吧，东汉王朝相当于一个大公司，然后把那些豪族打散到各个地方自治，相当各个独立经营的子公司，朝廷总部只负责监督考核并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在秩序确定之后，剩下的便是平稳发展了。农耕经济超强的自愈能力使得东汉王朝的经济开始全面复苏，其中一个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耕地和人口的增加。但遗憾的是，最终呈现给刘秀那份最终财务报表却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这中间就有问题，经济增长，总公司的收益却没有同比增长。

于是，在公元39年，刘秀决定对自己打下来的这份家业摸次底，开展了“度田”的户籍和田地的整理工作。他自己就是豪族出身，太明白豪族背后是怎么把土地和人口红利按下来的了。

但是，没想到刘秀这次的指令却遭到了巨大的阻力，手下那帮大臣一个劲地和稀泥，劝他说，难得糊涂就挺好。即便是刘秀强行贯彻这个政策，收集上来的数据依然是可疑的。

后来，刘秀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书牍，一个陈留的小官员的书牍上写着：颍川、弘农的情况可以查，河南、南阳的不能查。

即便心里跟明镜似的，但刘秀还是把那个小官员叫过来问话，问他这是啥意思？那个官员打马虎眼，说书牍是从街上捡到的。

刘秀也没有刻意为难这个官员，但当时还只有12岁的小朋友刘阳（后来的汉明帝）却童言无忌地捅破了那层窗户纸：这是郡里面的官员给丈量土地的办事员的命令，河南是首都，陛下的近臣都在这儿，南阳是咱老家，同样都是陛下的近亲。这两个地方肯定问题大，但又谁也惹不起，所以肯定不能查。

刘秀接过宝贝儿子递过来这个茬，连忙派人成立专案组严查，渐渐的发现了“度田”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隐瞒不报的，比如把好地说成坏地的，比如说藏匿人口不上报的……借此，刘秀也打了一波老虎，比如说著名大老虎，八世为博士、世授《尚书》的司徒欧阳歙就因为测量田亩时作弊被刘秀明正典刑地干掉了，看看，这就是为人师表的道德君子，一遇到私利问题，嘴脸和小人没什么区别。

然而，在刘秀打老虎的过程中，士族集团传统的套路又出现了，诸生千余人为欧阳歙老师求情了。但刘秀是一个“说了算定了办”的霸道总裁，压根不予以理会，反而把反腐倡廉的链条上得更紧了，于是，又有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等十余人被先后干掉。

由于刘秀这次行动基本上集中在京城及附近范围内，在地方并没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所以导致后世在谈论“光武度田”时有两个论断：一个论断是说刘秀见好就收，在京城做做样子就完事了。另一个论断是刘秀通过拿京城开刀，杀鸡儆猴，顺利地完成了度田工作。

但实际上，刘秀度田的工作应该是成功了。因为《后汉书·郡国志》中记载了东汉自光武帝到质帝时期比较详细的户口数，比如顺帝时期“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要是刘秀一开始度田都不成功，到了顺帝时期，还能有这么详细的户口登记数据吗？而且数据还是成持续稳定的增长趋势的！由此基本可以推测，刘秀将“度田”政策变成了一项每年的日常工作，并进入到了官僚的考核阶段。

刘秀为什么要这么强硬地把土地和人口这笔账算得这么明白呢？还是在于他也是豪族出身，对于豪族的可怕之处看得比较通透。豪族最可怕的地方在于通过大量藏匿人口形成的私人武装。

刘秀的意思其实很简单，我虽然把你们这些豪族都放到了各分子公司，允许你们在一定程度上自治，但是你们该交的税必须得交，该该服的徭役和兵役还是要服，你们不能隐瞒资产跟我玩逃离关系那一套呀！

那豪族们为什么又会乖乖就范呢？主要还是因为刘秀构建的利益分配模式使得土地和人口的数目公开对他们的伤害性并不大。他们的获利渠道主要靠垄断经济和仕途晋升来实现，不依赖于人口和土地的占有。再说，为了这点事和刘秀刀兵相见也没有必要。

刘秀时期，盐铁这样的暴利行业是由地方自主经营的，然后“度田”也作为一个绩效考核指标，你干得好可以快速升职，你若是干得不好或者推诿不干，朝廷是会出动军队来追责的。

所以，刘秀其实是一个大明白人，我不怕你地方豪族有钱有人，但最起码一点，你们谁都不能在账目上作假。只要我心里有本明白账，你们谁都翻不了天，你再富有，你能比全国其他加起来富有吗？一发现苗头不对，照样可以轻松围剿你。

"光武度田"的成功意义是深远的，一方面保证了东汉朝廷对于自家账本了然于胸，在国家建设和财政支出各方面能做到有的放矢；另一方面通过“度田”和“公务员晋升机制”这两条线，东汉政权基本完成了地方势力上由重视藏匿土地和人口发家的“豪族”到重视仕途发展和汉企分红的“士族”的转型过程。

聊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有疑问，刘秀为子孙后代把财政制度梳理这么明明白白，后世的人只要萧规曹随就行了，怎么到了东汉末年，东汉王朝怎么会崩于财政呢？还是那句老话，考虑再周到的设计也是有漏洞的，制度的好坏其实最终还是取决于使用者的。

刘秀打造这套查账的财务制度，和他的其他设计一样，对皇帝本人也是有要求的。虽然作为老板不一定要精通财务，但是作为老板一定要有督促和监管相关职能部门落实财务制度的意识。

“度田”制度其实在正常情况下，由官僚系统按期按要求去落实到位就行了。而且由于它是国家唯一指望的上的财政来源，所以各机构对这项工作也是比较上心的。另外豪族因为可以借由“度田”工作出政绩来获得升迁，也是比较配合这项工作的。所以，“度田”工作其实在东汉是一件很顺利的常规性工作。

所以，自和帝以后，基本上每朝的土地和人口是稳定持平的，说明大家在这件事情上都不约而同地形成了共识，那就是不能把账本做得太难看。

倒是公元157年的桓帝人口居然比十年前多出来了一千万，那时当政的是著名大混蛋外戚梁冀，而且这十年较大规模的天灾也不少，这种大环境下，十年是不可能突然蹦出来一千万人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梁冀不光忙着给自己捞了，也没少帮国家捞。

但是，这种平稳发展的状态下有一个什么隐患呢？那就是急需用大钱的情况会比较麻烦。比如汉章帝当时为了打北匈奴，需要调集大量军费，于是便想把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结果这个政策根本就落实不到位，最后只好等章帝一死，窦太后就马上废除了这项制度。

有时候，现实就是这样的，你越是怕什么，什么就会不约而至。东汉这种体制其实注定搞不了剧烈运动，但偏偏在和帝一朝搞定北匈奴后，东汉同时又开始出现了长达六十多年的羌乱，最终总花费达到了560亿钱。东汉的制度设计明明对皇帝的要求较高，但偏偏从和帝开始，东汉就陷入了长达八十年的儿皇帝怪圈……

小皇帝上位代表监管系统的失控，而巨额财政支出则代表平衡局势必定被打破。

东汉平羌乱总花费达到了560亿钱是一个什么概念？这笔军费相当于东汉近十年的财政总收入。这笔费用怎么来呢？你把盐铁等收归国营，豪族阶级不答应。你只能通过卖官、减工资、借田租、卖国债这类饮鸩止渴的事来补这个窟窿。

比如公元163年最后一次爆发羌乱的时候，汉桓帝就再次减公卿以下奉、貣王侯半租、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这些事情以前都干过。

汉桓帝这么干的副作用还不太明显，主要是因为东汉气数还没劲，虽是强弩之末了，但终究还是挺住了。

公元168年，汉灵帝继位了，这位爷真正开始向东汉王朝催命来了。

这位爷一上台就搞了一次最为严重的党锢之祸，士族集团在皇权角逐战中整体被打倒，宦官子弟和各种关系户们开始下放到地方，东汉政权在财政上赖以生存的“地方吏治”彻底崩塌掉了。因为士族集团树大根深，很多地方公务员也被牵连免去了公职，像“度田”这种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也被大规模荒废了。

也就是汉灵帝继位后，没人替东汉王朝去抓财政收入，你不是说我们士族都是党锢乱贼吗？那就爱咋咋滴吧！你觉得宦官行，那就让宦官上吧。

宦官他们行吗？他们行个屁，他们只知道自己捞钱。越来越多的阉党开始变成妖魔鬼怪下放到地方，然后开始了涸泽而渔的横征暴敛，整个东汉政权的免疫力系统开始全面崩溃。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关键是汉灵帝这个妖孽自己还喜欢挥霍无度，但是他又理不清财政通道，怎么办？继续无底线地买官卖官呗！继续无廉耻地与民争利呗！继续无下限地巧取豪夺呗……

羊毛终究是要出在羊身上的，汉灵帝和阉党这一顿乱薅羊毛，搞得天下民不聊生，于是，在公元184年，一场名叫“黄巾起义”的运动吹响了东汉王朝的殒命号角。

每一个“非禅让”的王朝崩盘其实基本上都体现在财政上，入不敷出，逼着你到处拆东墙补西墙，瞎搞一通，直至破产。我们当下很多大公司突然破产不也是这个原因吗？资金链断了，说没就没了。

其实我们在聊东汉王朝的历史时，有时候会觉得它其实并不复杂，不外乎军事开国、豪族共治、冰河时期、国际外交、权力改造、戚宦之争、士族搅局等因素。这和我们解剖一个大公司其实没什么两样，也就是背景、环境、产品、渠道、架构、资本、团队等事情。

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决定他们生死的其实就是一样东西，那就是生命力，甚至可以更偏面、更简单、更直接地说，那就是资本。

那东汉公司运行了近两百年，为什么说资金断裂就资金断裂了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梳理，一个开源，一个是节流。

开源方面其实在刘秀手里早就规划好了，但是从客观情况来看，刘秀当时过于维稳，所以导致国家机器对资源的紧急集合能力还是不足的。藏富于民，让利给豪族，这些都没有问题，关键是有些东西让出去就难以迅速收拢，所以东汉的战略投放能力是处处受限的。

即便是这样，只要东汉的国家机器能够保证正常的运转，它的资金链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大不了多过几年负债经营的苦日子呗。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随着公司法人越来越不顶用，公司的经营权在各大新进股东之间轮转，导致公司的目标导向逐渐在迷失。

更可怕的是，法人管不了事的情况下，新旧股东开始拉帮结派搞窝里斗，一些日常工作开始逐渐松懈。直到东风压倒西风那一刻，原本掌握着公司核心业务的旧股东被连根拔起，导致整个财政系统开始瘫痪。

这种情况，你还开什么源？你的生命通道都被堵死了，能苟延残喘地熬一段时间就相当不错了。

所以，我们做生意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有些权斗是可以搞一搞的，有些人也是可以清除出队伍的。但一定要适可而止，要知道过犹不及。你拔掉一个萝卜就会留出一个坑，你拿什么去填这个坑，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很多公司清理老员工，但有些公司垮了，有些公司却一直坚挺，这其中一定是有差别的。像汉灵帝那样不分青红皂白把士族集团一锅端的做法，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作为一个最高管理者，其实你是不应该有太多个人情绪的，你骨子里亲近宦官，可以适当打击一下士族集团，但是你不能搞三光政策呀，因为你还有很多事情要他们去办嘛！你也可以适当提拔宦官势力，但是你得学会合理去赋能，你不指望他们能办成多大的事，但至少要保证他们不会坏大事吧。

再说说节流的问题，到了汉桓帝、汉灵帝时期，你的国家财政已经开始捉襟见肘了，已经是在饮鸩止渴了，你还不注意控制自己的消费？

你说你为了国家战争去透支，这多少说得过去吧，借钱办大事嘛，很多人都能理解。

但是你汉灵帝继位后，大事都搞定了，你为了保证自己的个人享受，把毒药水当饮料喝，变本加厉地向那些没觉悟的宦官靠拢，大肆敛财，这不是越喘的很越喜欢狂奔吗？

你把老百姓和士族集团都逼得看不到希望了，老百姓是看不到生存希望，士族集团是看不到晋升希望，你觉得他们还会死心塌地围着你转吗？

所以，有时候我们适当地克制自己的欲望，是为了给别人预留一点点希望，同时也是给自己预留一点点源头活水。

作为一个公司，财政困难其实并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其实是，公司明明很困难了，但老板照样穷奢极欲，因为下面的员工情绪没有出口，想不通呀！

最后，想说一个很严肃的现实问题。东汉公司的崩塌明面上是跟汉灵帝和宦官集团的腐败有关系，但反过来问，士族集团当权时，他们就不腐败吗？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也腐败。但是他们的腐败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就是士族集团的腐败其实是有节制的潜规则。比如派你去当什么样的官，然后每年往各个环节去打点多少人，每个环节打点多少钱，都有一定之规。少一个环节，你往往就容易飞来横祸。

但是，为什么这种腐败往往不会对社会生态产生太大的破坏力呢？因为这其实是在大家默契之中。你老家是哪的？你是谁的关系？你才能如何？你是否有资格进入高级梯队培养？你这人是否上道？将来我的后代能否托付给你去进入官场……这些都是大家共同遵守准则，谁要敢乱来，大家就会把他排挤出这个圈子。而且，士族集团为了家族子弟的仕途和家族的长远，往往不会对下面的百姓涸泽而渔。这种腐败是讲规矩的、有底线的、注意吃相的。

可宦官集团不一样，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可没有什么家族和家庭观念，也没有长久发展的概念，放到篮子里就是菜，咱啥也不嫌弃，啥也不讲究。

简而言之，我们看待一件事物，不要光看其表面形式，而是要多多关注它是否处于一个有序、可控的状态。追求绝对的表象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