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霆被杀，是咎由自取还是另有隐情？杨家后人：张学良中了奸计

1929年1月10日，东北＂小诸葛＂杨宇霆在张学良的帅府老虎厅被击毙。这位曾辅佐张作霖打下东北半壁江山的智谋之士，为何落得如此下场？张学良为何要对这位父亲的老臣下痛下杀手？有人说他功高震主，恃才傲物；有人说他心怀鬼胎，欺人太甚。然而，杨家后人却道出了另一番说辞：张学良中了国内外的奸计。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杨宇霆的命运与东北的命运紧密相连。他是如何从东北政坛的智囊，沦为一个被猜忌的对象？他与张学良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许，这背后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隐情。究竟是杨宇霆咎由自取，还是张学良轻信谗言？让我们走进历史的迷雾，寻找这段往事的真相。

一、杨宇霆的政治生涯与地位

1912年，杨宇霆初到奉天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幕僚。他以过人的才智引起了张作霖的注意，从此开启了他在东北军政界的崛起之路。

最初，杨宇霆在张作霖的幕府中主要负责文案工作。1916年，奉天巡按使张怀璧遭到暗杀，张作霖趁机入主奉天。在这个关键时刻，杨宇霆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政治方案，不仅帮助张作霖稳住了奉天局势，还为其日后统一东三省奠定了基础。

1919年，东三省爆发直奉战争。杨宇霆建议张作霖采取＂以战争养战争＂的策略，通过控制关内的商路来获取军费。这一建议为张作霖解决了军费困扰，使其在战争中占据主动。

杨宇霆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军事外交方面。1922年，他提出了＂联日制俄＂的策略，在日俄之间寻求平衡，为东北的发展争取了相对和平的环境。同年，他主持修订了东北的田赋制度，建立了现代化的税收体系，使东北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

1924年，杨宇霆开始着手建设东北海军。他认为东北必须有自己的海上力量，才能抵御外来侵略。在他的主持下，东北购买了多艘军舰，并在旅顺建立了海军学校，为东北培养了一批海军人才。

1925年至1927年间，杨宇霆主持修建了一系列战备公路。这些公路不仅促进了东北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打破了日本对东北铁路的垄断。他还在公路沿线设立了多个军事驻地，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

在军事谋略方面，杨宇霆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1926年郭松龄叛乱时，他建议张作霖采取＂围魏救赵＂之计，调动兵力包抄郭松龄后路，最终平定了叛乱。这次成功让他在东北军中声望达到顶峰，被誉为＂东北小诸葛＂。

1927年，杨宇霆被任命为东北军总参议。在此期间，他积极推动东北的工业化进程，支持开办工厂，发展实业。他还创办了东北大学，为东北培养现代化人才。

然而，随着张作霖的势力不断扩大，杨宇霆的地位也引起了日本人的忌惮。他们认为杨宇霆是阻碍日本扩张东北利益的最大障碍。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杨宇霆的处境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他坚持主张东北应该自主发展，这与日本的利益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在张作霖被炸身亡后，杨宇霆力主张学良继承父位，并承诺全力辅佐。但此时的东北政局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场针对杨宇霆的暗流正在涌动。

二、日本的离间计谋

日本对杨宇霆的不满由来已久。自1922年开始，杨宇霆在东北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权助曾在给东京的密报中指出：＂杨宇霆此人，乃东北最大之阻碍。＂

1925年，日本提出杂居问题时，杨宇霆在政务会议上公开反对。当时日本要求在东北实行日本人与中国人混居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在试图打开日本移民东北的大门。杨宇霆向张作霖指出，这一要求与＂二十一条＂中的第十六条如出一辙，接受这一要求将为日本全面控制东北埋下隐患。

1926年春，日本通过其在东北的情报网，开始有计划地散布杨宇霆＂通俄＂的谣言。他们制造了一份伪造的电报，声称杨宇霆私下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保持联系。这份电报通过日本扶持的东北报纸进行了暗示性报道，引起了东北军内部的猜疑。

1927年底，日本策划了一次更为精心的＂选举＂事件。他们暗中操纵东北地方议会，在一次非正式投票中，杨宇霆的得票数超过了张学良。这一消息迅速传到张学良耳中。日本人借此暗示杨宇霆在东北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张家。

1928年，日本又在张学良身边安插了亲日派人员。这些人向张学良提供了一份《日本外史》，书中特意标注了几个历史故事，暗示＂功高盖主者必遭杀身之祸＂。这本书在张学良的书房里放了整整三个月。

皇姑屯事件后，日本加快了离间计划的步伐。他们派出特务，伪装成东北军官员，向张学良汇报杨宇霆与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的＂秘密会面＂。这些所谓的＂会面＂全部都是虚构的，但却给张学良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1928年末，在东北易帜问题上，日本又玩了一手离间计。他们通过外交渠道向南京国民政府暗示，只要除掉杨宇霆这个＂亲俄派＂，日本就不反对东北易帜。同时，他们又向张学良透露，杨宇霆正在秘密筹划以＂独立东北＂为筹码，与日本谈判。

更为精妙的是，日本人还利用了杨宇霆的性格特点。他们深知杨宇霆为人耿直，常常直言不讳。每当杨宇霆在军政会议上提出批评意见时，日本方面就借机向张学良暗示：＂杨宇霆此举，是在削弱少帅威信。＂

1929年初，日本特务机关制造了最后一个谎言。他们伪造了一份杨宇霆与日本某高官的谈话记录，内容涉及＂重组东北政权＂的计划。这份记录通过多重渠道传到张学良手中，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离间计谋中，日本充分利用了张学良的年轻气盛和对权力的敏感。他们既不直接出手，也不留下痕迹，而是通过制造谣言、散布疑云的方式，逐步瓦解了张学良对杨宇霆的信任。

三、张学良的个人因素

张学良在接掌东北政权时年仅27岁，这个年龄与其所担负的重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1928年6月父亲遇害，到1929年1月杨宇霆被杀，短短半年时间里，张学良的言行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张作霖遇害后的头三个月，张学良每天都要到帅府老虎厅召开军政会议。据当时的会议记录显示，杨宇霆在这些会议上频繁发言，而张学良往往保持沉默。但到了1928年10月，情况发生了转变。张学良开始多次单独召见其他将领，避开杨宇霆。

1928年秋，张学良的近侍人员也发生了变化。原本由杨宇霆推荐的几名幕僚被调离，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年轻军官。这些新任命的军官中，有不少人与日本特务机关有着密切联系。他们经常在张学良耳边谈论杨宇霆的＂专横跋扈＂。

张学良的生活习惯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问题。据其秘书赵琪的回忆，张学良开始沉迷于鸦片。这种习惯是在一位日本商人的引荐下养成的。吸食鸦片导致张学良的作息紊乱，有时连续几天不理政务，重要决策往往在清醒后仓促做出。

1928年12月，张学良与于凤至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于凤至的父亲于芷山是日本在东北的重要代理人。于家多次在私下场合暗示张学良提防杨宇霆。据张学良的警卫队长后来透露，于凤至曾向张学良展示过一份＂杨宇霆密谋＂的文件。

张学良对杨宇霆态度的转变还表现在军队调动上。1928年底，他将几个由杨宇霆推荐的将领调离要职，代之以自己的亲信。这些调动没有经过正常的军事会议程序，而是由张学良直接下令。杨宇霆针对这些调动提出质疑，但被张学良以＂军令如山＂为由驳回。

更引人注目的是张学良的财政决策。他开始绕过杨宇霆，直接处理东北的财政事务。原本由杨宇霆主持的财政会议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张学良私下与几名亲日商人的密谈。这些商人承诺为张学良提供大额贷款，条件是削弱杨宇霆在东北的影响力。

1929年元旦前后，张学良的行为更加反常。他不再参加例行的军政会议，而是频繁出入青楼。在这些场合，他结识了一批投机分子。这些人借机散布杨宇霆的流言，称杨宇霆在暗中组建私人武装。

到了1929年1月初，张学良开始避见杨宇霆。即便在必要的场合见面，也总是草草了事。他对杨宇霆的建议采取敷衍态度，有时甚至当面表示反对。在最后的几天里，张学良取消了所有与杨宇霆的会面安排，转而频繁接见一些亲日派军官。

这些变化最终导致了1月10日的悲剧。当天早晨，张学良一反常态，主动邀请杨宇霆到帅府商议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事宜。这个突如其来的邀请，成为了杨宇霆生命的最后一程。

四、杨宇霆被杀的经过

1929年1月10日，这个注定要载入东北历史的日子从一个异常的电话开始。清晨六点，张学良的副官给杨宇霆打来电话，称少帅要在上午九点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人事调整问题。这个时间很不寻常，因为往常的军事会议都在下午举行。

杨宇霆按照惯例，在八点四十分抵达帅府。值得注意的是，当天帅府的警卫力量明显增加，特别是在通往会议室的走廊上，每隔五步就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杨宇霆的随从被告知要在大门外等候。

九点整，杨宇霆被带入一间偏厅，而不是往常的会议室。偏厅内只有张学良和几名亲信将领。根据后来张学良亲信高福源的说法，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质问杨宇霆三件事：其一，是否与日本特务机关有秘密联系；其二，为何私自调动军队；其三，关于＂另立新主＂的传言是否属实。

面对这些指控，杨宇霆据理力争。他提出要调取相关文件以证清白。就在这时，张学良突然离开偏厅。紧接着，早已埋伏在门外的士兵冲入室内，将杨宇霆制服。

根据当时在场的警卫李德山的证词，杨宇霆被带到帅府后院的一间小屋。在那里，他遭受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审讯。期间，有人不断往返于小屋和张学良的书房之间，传递消息。

中午时分，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张学良下令将杨宇霆转移到帅府西侧的一处偏僻院落。这个院落平时用来关押重要犯人，四周布满了岗哨。杨宇霆被关在那里又过了三个小时。

下午三点，张学良派人送来一份认罪书，要求杨宇霆签字。认罪书上列举了七项罪名，包括＂通敌卖国＂、＂图谋不轨＂等。杨宇霆拒绝在认罪书上签字，并要求当面向张学良解释。这个请求被拒绝了。

傍晚五点半，张学良下达了最后的命令。行刑地点选在帅府后园的一处偏僻角落，那里事先已经挖好了深坑。据执行死刑的士兵王连仁回忆，杨宇霆走向刑场时依然昂首挺胸。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杨宇霆一生对得起张家父子。＂

行刑是在夜幕降临时完成的。处决杨宇霆的是一个五人行刑队，他们使用了装有消音器的手枪。行刑结束后，杨宇霆的尸体被立即掩埋，现场经过仔细清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当晚，张学良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杨宇霆因＂谋反＂罪被处决。会议上，张学良还宣读了一份经过精心准备的文件，列举了杨宇霆的＂罪证＂。与会将领无人敢提异议。次日，奉天各大报纸刊登了一则简短的通告，称杨宇霆因＂违法乱纪＂伏法。

杨宇霆的家人直到三天后才得知这个消息。他们甚至没有机会收殓遗体。杨宇霆的夫人多次请求探视丈夫的埋葬地，均被拒绝。帅府对外宣称，为防止＂别有用心之人借机生事＂，杨宇霆的埋葬地点必须保密。

五、杨宇霆之死的影响

杨宇霆被杀后，东北政局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1929年1月15日，张学良立即对东北军进行大规模改组。原本由杨宇霆掌管的第三军被拆分，其中具有影响力的将领全部被调离。这次军事调整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涉及军官达300余人。

在经济层面，杨宇霆主持建立的东北金融体系很快瓦解。1929年2月，日本银行趁机向东北地区投放大量贷款。东北银号的黄金储备从原来的2800万两降到1500万两。东北货币贬值，市面上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铁路管理方面的变化更为明显。杨宇霆生前力主收回的铁路权益，在其死后的三个月内相继落入日本之手。1929年4月，日本控制了从长春到大连的全部铁路线。这些铁路原本是杨宇霆规划中东北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行政系统也发生了剧变。杨宇霆培养的一批行政人才纷纷离职。1929年上半年，东北三省的政务厅、财政厅、教育厅等重要部门，更换了80%的主要官员。这些新任命的官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与日本有着密切关系。

教育领域同样未能幸免。杨宇霆主导建立的东北大学系统遭到削弱。1929年秋季开学时，学校的日语课程突然增加，而中国历史课程则被大幅削减。校园内开始出现大量日本籍教师。

在外交方面，东北当局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1929年5月，张学良首次接受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的半官方拜访。这在杨宇霆在世时是绝对不允许的。随后，日本在东北的领事馆数量从原来的6个增加到11个。

军事装备的采购渠道也随之改变。杨宇霆生前坚持的＂多方采购＂政策被放弃。1929年下半年，东北军的武器装备完全依赖日本供应。日本通过控制军火供应，逐步掌握了东北军的军事命脉。

土地政策出现了新动向。杨宇霆制定的《东北垦务章程》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一项有利于日本移民的新政策。到1929年年底，日本在东北的土地租借面积增加了近一倍。

工业发展也改变了方向。杨宇霆规划的本土工业化计划被终止，代之以日本主导的＂合办企业＂模式。1930年初，东北地区新成立的工厂中，80%都有日本资本参与。

最为显著的变化发生在东北的政治氛围中。杨宇霆被杀在东北军内部造成了极大震动。许多将领开始转向亲日派，认为只有依附日本才能保住地位。这种氛围一直持续到九一八事变前夕。

在民间，杨宇霆之死也引发了深远影响。东北的知识分子开始感到不安，一些著名学者陆续南下。青年学生中出现了两种对立倾向：一部分人主张妥协求存，另一部分人则转向激进抗日。这种分歧在此后的东北抗日运动中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