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人们都用“应试教育”四个字来概括中国的基础教育，许多教育专家因此对中国基础教育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口诛笔伐，并提出了与“应试教育”相对的“素质教育”作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方向。
四十多年过去，人们口中的“应试教育”似乎巍然不倒，而花样翻新的“素质教育”却始终没有脱离“翻新花样”的尴尬——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素质教育理论体系和操作范式，使素质教育总弥漫着一种“政治术语”的味道。
蛇年伊始的DS冲击波不仅给全球经济、AI科技和地缘政治带来了巨大震荡，也引发人们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反思——
一、DS主创团队的样态
1.主创梁文峰
教育背景：毕业于浙江大学，拥有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本科和硕士学位。
职业经历：2008年开始带领团队探索机器学习在全自动量化交易中的应用。2013年与浙大同学徐进共同创立杭州雅克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5年成立杭州幻方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注册1000万元人民币创立DeepSeek。
2.团队特点
规模小而精：员工人数不到140人，却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显著成果。
本土化：成员均来自中国顶尖学校，如北大、清华和北航等，无“海归”人才。
年轻化：核心成员多为应届博士毕业生、在读生以及硕士生，35岁以下、工作经验不超五年的年轻人居多。
创新能力强：在硬件受限的情况下，通过创新算法和高效工程设计，以极低训练成本实现与顶尖模型媲美的性能。
薪酬待遇高：深度学习研究员月薪最高可达11万元人民币，核心系统研发工程师月薪高达9万元。
管理扁平化：淡化职级，鼓励自由讨论和创新，成员可依兴趣选择研究方向并自由组队，对资源和人员调动不设上限。
3.团队构成
研发核心：约70人，主要是算子、推理框架、多模态等研发工程师以及深度学习研究人员，多在北京分部。
其他支持：其余30多人在杭州总部，多为前端、产品以及商务人员。
二、应试教育的逆袭
DS研发团队的特点及构成中最引发人们思考的是“本土化”三个字。本土化意味着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一直接受的被指称为“应试教育”的教育。
今天看到头条“教育人看世界”的文章《从县城学霸到AI冠军，梁文锋如何用应试思维颠覆硅谷，应试无罪！》（以下简称《应试无罪》直接把梁文峰的成功视为应试教育的逆袭。
文章《应试无罪》直称：“它的创造者梁文锋，这个从广东湛江吴川一中走出的“小镇做题家”，用2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教育能力的“核裂变”——把应试教育锻造的底层思维，转化为颠覆全球AI格局的创新势能。
文章《应试无罪》说：在吴川一中档案室，至今保留着梁文锋初三的数学错题本。泛黄的纸页上，一道函数压轴题的解析旁写着：“此题型本质是梯度下降法的二维投影”。
文章《应试无罪》把梁文峰团队在AI中的训练模块、算法和速度与应试中的“错题降维术”、“暴力穷举法”和“秒表刷题法”联系起来。认为是“是梁文锋对中国式学习的创造性转化：题海战术→数据清洗，考试排名→社区运营，补习班模式→算力共享。
文章《应试无罪》进一步认为：中国教育背景的创业者，用这三个“思维转换器”突破文化壁垒：把“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的迭代逻辑，植入产品开发周期（如每周发布模型微调版本）；用“重点中学特训班”模式，搭建开发者成长体系；将“高考志愿填报”策略，转化为技术路线选择方法论。
文章《应试无罪》总结到：应试不是原罪，认知才是牢笼。当我们在争论“应试教育是否扼杀创造力”时，梁文锋用他的逆袭轨迹给出了更深刻的答案：任何教育体系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教授什么知识，而在于学习者如何重构知识。
三、对应试教育的再反思
无论教育主管部门如何三令五申，如何穷极过各种手段打压应试教育，无论学校如何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树立成素质教育的模范，我们发现“应试”仍然是所有基础教育阶段课堂教学的主旋律。对学校而言，只要高考成绩能做到力压群雄，就可以一俊遮百丑。学校深知教育主管部门“既要又要”的心理，所以无一例外地采用“装扮新娘”策略来应对教育主管部门的检查评估——把“高升学率”当新娘，用“素质教育”的新娘衣装把“新娘”收拾得光彩照人，使得“高升学率”一下子变身为“素质教育”的成果，犹如“娘家的女儿”瞬间变身为“婆家的媳妇”一样。
应试教育巍然不倒的秘密究竟在哪里呢？答案很简单：老百姓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包括“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资源有限，做不到普及，于是就形成了竞争。资源有限导致竞争，这几乎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高考岂能例外？所以，是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老百姓根本不关心，老百姓关心的是自己的子女是否能考上大学，哪所学校升学率高老百姓就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哪所学校。这种竞争已经从高中延伸到小学乃至幼儿园。这就是现实。所以，代表中国基础教育的方向的是是衡水中学呢？还是北京第十一中学呢？只在教育系统内争论不休，犹如茶壶里的风暴，老百姓根本不关心。即便是北京十一中最终也只能拿“高升学率”来证明自己改革成功。
资源有限必然引发竞争这个规律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有需求就有市场，所以各种补习班、校外班培训机构若雨后春笋。教育主办部门想打压，结果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只不过有的改头换面罢了。
既然老百姓要的是孩子上大学，大学又不可能像“义务教育”那样去普及，所以竞争是必然的，教育中的应试教育也自然是不可替代的。那些号称高升学率是“素质教育”的成果的学校没有一所经得起检验。这样一个事实谁也不能回避，那就是：“高三”的教学就是“复习考试”。按当下高中的课程设置，两年内就可以完成，为什么要坚持“三年学制”呢？
如果要学校专心素质教育，不搞应试那一套，有办法吗？有。那就是高考社会化！高中毕业后，学生通过社会报名去参加高考，学校不提供复习考试服务，不承担高考任务，只负责学生具有高中毕业水平。教育主管部门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因为老百姓不答应！老百姓认为，中学就应该把我的孩子送进大学。所谓教学质量就是升学率，老百姓就拿这个考核你。
问题在于，高考升学率谁定？国家的招生指标定。不是哪所中学努力了升学率就高了。比如今年有一千万考生，国家根据大学的容量等客观条件确定今年招收八百万，那么升学率就是80%。各省、市、县直到学校都想在这个总盘子里多捞一点，这是人之常情。有人说，那升学率已经100%的学校就可以超脱了嘛！不行。它们是不再比一般升学率了，改比上清华北大的“升学率”了！
还是那句话，只要资源有限，必然引发竞争。所以，应试教育仍然是基础教育的主旋律。专家口中的“教育规律”永远斗不过这种“需求引发竞争”的社会规律。经过这么多年，从幼儿园到高中，一层一层，已经形成了应试教育的体制。教育改革的任务不是把“应试教育”剔除，用“素质教育”替换掉它。而是努力避免应试教育极端化，尽量把应试教育的弊端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而把应试教育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应试教育有弊端吗？有！专家们对应试教育口诛笔伐并非都是打胡乱说。教育主管部门推行素质教育有作用吗？有！它的作用就在于抵消一部分应试教育的弊端带来的不良后果。即把应试教育的极端化往后面拉一拉，让学生除了应试能力外也发展其它方面的能力，不能单纯地把学生逼成考试机器——除了应试其它一概不能。
四、消除应试教育弊端的路径
梁文峰团队的成功是不是可以归结为应试教育的成功呢？我觉得《应试无罪》一文的看法又激进了一点。
尽管应试教育仍然是课堂教育的主旋律，但在教育主管部门推行素质教育的作用下，使得中国的基础教育更合乎教育本身的规律，形成了中国基础教育特有的形态。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说中国基础教育就是应试教育，梁文峰团队的成功是中国基础教育的成功而不能简单的说是应试教育的成功。
应试无罪，但把应试推行到极致以至于遏制青少年其它素质和能力的发展就有罪了。
任何事，只要走向了极端好事就变成了坏事，这也是人类社会的一条规律。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老子讲的“物极必反”的道理说的就是这个规律。不是应试教育不好，是我们把它推向了极端不好。
教育主管部门推行的素质教育起到了遏制应试教育极端化的作用，这无疑是一条清除应试教育的弊端的重要路径。而梁文峰团队的成功又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条思路：教育学生正确认知教育中的应试行为。
正如《应试无罪》说的那样，题海战术→数据清洗：将高考训练的数据处理本能，用于构建全球最干净的百万级指令微调数据集。意思是，梁文峰不是简单的去关注题海战术的负面效应，而是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这个被许多人深恶痛绝的东西，把题海战术当成自己思维训练的工具，真正深扎到题海中去锻造自己的思维能力。
当然，梁文峰是中国教育体制下成长出来的精英，有一种个案分意味。绝大多数人做不到，所以我们看到的大量现象是，高考结束就撕掉自己的复习资料，进入大学后就放飞自我，不再像高三时那样拼命学习。说到底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应试”这一客观现象，把“应试”当成了目的而不是达到更高目的的过程，说到底还是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学生家长首先就应该正确认识应试教育的意义，端正对应试教育的态度，教育孩子树立远大的人生目标而不是追求某些当下的得失。
总之，梁文峰现象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走出应试教育误区的途径，那就是教育学生树立远大的人生目标，把应试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充分利用应试过程中的有利因素，尽量去克服应试教育中的不利因素，把题海训练当成训练自己超强思维能力的磨刀石而不是负担。
五、对基础教育改革的思考
教育主管部门推行素质教育，实际目的是平衡应试教育，防止它走向极端。但却忽略了推行素质教育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推行“快乐教育”，导致老师们为了迎合主管部门的好评而专注于制造课堂上的热闹气氛。一堂课下来，快乐是快乐了，可是学生几无所得，考试一塌糊涂，逼得老师们不得不在表演课后去“补火”。
学习中真正的快乐是悟到了真理，解决了难题。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快乐到极致的一种感叹。梁文峰之所以脱颖而出，就是因为他体悟到了题海中的真快乐！而不是某些专家说的不给学生一点压力，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学习那种快乐。
西方国家搞快乐教育，出发的也许是好的，但在教育实践中的表现就是无底线的降低教学要求。事实上就是忽悠学生，忽悠平民社会的家长，减轻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在西方国家的精英社会里实行的精英教育一点也没有某些专家说的那种“快乐”，竞争无处不在。
更加危险的是，在众多追捧者的忽悠下，所谓“快乐教育”的思想已经影响到社会，使得一部分人把追求躺平、逃避竞争当成天经地义的事，甚至嘲笑那些努力奋斗的人。
所以，教育改革一定要避免搞“花式教育”，要让教育返璞归真，把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教育的第一要务，落实在每一节课堂上，落实在应试教育的每一个细节中。应试教育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孩子们考入大学仍然能保持复习应试的那一股冲劲和狠劲。这算是我对基础教育改革的第一个建议。
第二，既然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首先课程设置要全面均衡，教学要求也要全面均衡，不能够出现高考不考的科目就忽衍了事的行为。为此，我特别建议把高三和高一高二的教育任务及目标截然分开。高一高二的目标就是培养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即素质教育。高三就是为应对高考而给考生补课，即应试教育。这样，教师和学生都理直气壮，不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在高三除了保留体育课外，其它非高考科目名正言顺地停止，只攻高考科目。
其实，许多学校都是这样操作的。但都有些畏首畏尾，为什么呢？因为教育主管部门没有认可。教育主管部门不时地下学校突击检查看学校是不是在违规补课，所谓违规就是指教育主管部门没有明文准许。当下，教育主管部门没有明文准许但却默许，上下级博弈的结果是高三补课费由教育主管部门拨给，而不能向家长收取。说白了，还是钱的问题，还是对高三补课的教育性质怎么认定的问题。根子在于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的教育责任界定不清楚，或者说教育法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我的第三个建议是，幼儿园到高中都可以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小学毕业上初中和初中毕业上高中都不需要入学考试，只需进行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的毕业考试以确认学生学历。这样，基础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即一个人完成义务教育，高中毕业了就以一名合格的高中毕业生的身份进入社会，就可以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参加工作或继续到更专业的或更高级的学校学习。那么，高中毕业生为参加工作或继续学习而参加的招工考试或招生考试是属于该高中毕业生个人的选择，应该由该高中毕业生个人和其家庭负责承担费用。高中学校没有责任和义务负责该高中毕业生参加招工或招生考试而进行复习教学。如果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学校做这方面的工作，要么就拨给专门的教育费用，要么允许收取该毕业生家长的费用。
由教育主管部门拨给专门费用和允许收取该毕业生家长的费用，哪一种方式更公平呢？理论上讲，教育主管部门拨给的费用是纳税人的钱，即没有子女要考工或考学的家长也间接地承担着这部分费用，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本着谁受益谁缴费的原则，收取该毕业生家长的费用才公平。当然，有关部分应该依法规定费用的额度，防止个别学校违反规定乱收费。如此就彻底理清高三和高一高二不同的教学性质了，也就理清了补课费该不该收的问题了。
另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社会办学蓬勃兴起。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需要。有需要就有市场！有家长觉得学校补课还不能满足，于是找老师私下补课。私下补课被教育主管部门定义为腐败制止了，家长们去找社会办学机构补课。后来社会办学机构又被整顿了，补课变成了地下活动。我个人觉得，既然老百姓有需求，自然会产生市场，打压是打压不了的，那就不妨承认其合法性，再加以规范以保证质量和严格收费标准，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刀切掉。
如果按以上建议改革，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学制总体缩短，基础教育的性质和边界更加清晰，也就不存在基础教育是不是应试教育的争论了。为了参加招工或招生接受的应对考试的教育都是名正言顺的应试教育。这部分教育就可以让有余力的学校承担也可以纳入社会办学。吸收社会力量办教育的目的也达到了，老百姓追求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也满足了，各方面都得利，何乐而不为呢？
梁文峰现象，使得我们增加了对中国基础教育的信心。如果我们的基础教育在进行以上所言的深入改革的话，中国教育的明天会更加美好，更多的梁文峰会出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潮头。应试教育为中国教育做出的贡献不能忽视，它的弊端也必须革掉。当下，应试教育仍然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但中国基础教育不能简单地称为应试教育。
注：本文作者为“秦安战略”智库核心成员牟林，为本平台原创作品，欢迎朋友们留言交流，一起网聚智慧、网聚人气、网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