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期货交易在19世纪中期产生于美国芝加哥，1848年，芝加哥的82位商人发起组建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而在百余年之后，中粮人发挥敢为人先的精神，开创了新中国“第一笔期货交易”的历史。

一、任务艰巨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战略物资的原糖仍然无法自给自足，需要大量进口。1972年秋，国家根据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状况，决定从资本主义市场进口近50万吨原糖。这个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落在了中粮总公司的肩上。这对中粮人来说是个新课题，因为资本主义原糖市场比较复杂，主要原糖产糖国（古巴除外）与我国没有建立贸易关系。因此要在资本主义市场一次性购买数十余吨原糖，势必要通过伦敦市场购买。如果直接到伦敦市场购买数量巨大的原糖，势必会使原本价格已高的糖价加剧上涨。面对复杂、困难的情况，买不买？卖多少？怎么卖？去哪买？这些问题迫使中粮人开动脑筋，突破陈规。

二、敢为人先

由于原糖是国际贸易重要商品之一，价格非常敏感，波动频繁，瞬息万变。作为原糖的主要进口国家之一，中国任何一个微小的举动都将刺激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为了稳妥，中粮把这个任务下达给了驻香港的五丰行（中粮在香港的代理机构五丰行于1951年成立， 1954年由华润公司代为属地管理，1988年归属华润集团）。中粮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认为要摆脱不利的被动局面，唯有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期货贸易方式，利用商品交易所进行套期保值，用期货贸易保护现货贸易。为了防止中国一次性大宗购糖的消息刺激原糖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同时避免“四人帮”将期货贸易活动视为“洋奴”和“资本主义流毒”出面阻挠。在取得中粮领导同意后，五丰行找到了“亚洲糖王”--马来西亚华侨郭鹤年。

（左为林中鸣，右为郭鹤年）三、初战告捷

为了更好地完成购糖任务，1973年4月初，郭鹤年和五丰行工作的人员立即秘密地奔赴英国伦敦，由五丰行采用委托郭鹤年名下万通公司出面购买原糖，并在购买之前，先在伦敦及纽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合约（又称“纸糖”），以争取盈利，从而降低购糖成本，并确保按期购到原糖现货。1973年4月18日-5月14日，五丰行以万通公司名义在伦敦市场和纽约市场购入期货；并于5月11日-5月16日，先后购买袋装原糖30万吨和散装原糖5万吨。自5月20日开始，国际市场传说中国已向巴西购入大量原糖，国际市场袋装原糖现货更加紧张，纽约和伦敦交易所原糖市价大幅上涨。在完成购买原糖现货的任务后，五丰行从5月22日起将已购妥的原糖期货先后在纽约、伦敦交易所陆续抛售以赚取利润。至6月5日，五丰行不仅顺利完成了购糖任务，还通过抛售原糖期货赚取了240万英镑（相当于国内出口5、6万吨精制糖所创造的外汇）的利润。

四、黑云压城

五丰行利用交易所、运用期货交易购糖这件事被“四人帮”知道后，引起了极大麻烦。有些人说这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企业剥削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这个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圆满完成了国家的购糖任务，还额外为国家挣了240万英镑的外汇，怎么还有“罪”了？无论是五丰行和华润公司的领导班子，还是中粮的领导班子，大家被这个所谓的“重大政治”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当时在五丰行工作的刘昌玺，正在通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一封信，谈到交易所的问题。恩格斯在文中否定了交易所是剥削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场所，而是资产阶级实现的剩余价值在交易所尔虞我诈地相互争夺的场所。自此，在香港的有关各级领导统一了认识，争论告一段落。

五、拨云见日

“问题”从香港又回到北京，面对各种指责，周恩来总理委托刚刚恢复职务的陈云副总理调查期货购糖“案件”。1973年7月14 日，陈云听取了华润公司和五丰行汇报。会后，陈云代外贸部起草了《关于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问题的请示报告》报送国务院，建议中央批准进口工作利用交易所。采用期货交易进口原糖的“风暴”虽然暂时过去了，但是争议依然存在。1974 年7 月4 日，对利用交易所赚得的外汇是不是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这个关键性的问题，陈云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经过一年的深思熟虑，我得出的结论是：恩格斯讲过，交易所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我们没有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我们仅得到一个不让资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额利润。进口四十万吨糖，如果从市场上买，价格一定会从每吨八十英镑涨到九十英镑、一百英镑。每吨八十英镑商人已经得到一部分剩余价值。如果涨到九十英镑、一百英镑，商人得到的是超过应有利润的超额利润。我们采取通过交易所的办法，大体上每吨八十英镑稍多一点。我们没有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第1431页）陈云的这个深刻认识，为外贸人员突破“左”的思想禁锢，提供了理论依据，起到了积极作用。至此，作为新中国第一笔期货交易才尘埃落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作为新中国第一笔期货交易的“操盘人”，中粮也在中国期货交易历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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