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那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西安事变,直接将历史进程向前推了一大步,它不仅让我党和西北的红军兄弟们从水深火热中解脱出来,还神奇地让国共两党握手言和,一起为后来的抗日战争蓄力。
但话说回来,假如那天没有这场西安事变,我们的革命事业又该如何发展呢?毕竟,共产党那时候的处境,用“举步维艰”来形容都不为过,兵少将寡,装备落后,连最基本的补给都是个问题。
好在,我们伟大的老一辈革命家们,心里还是揣着不少妙招的。
徐向前晚年就曾透露过一个秘密:他说,即便当年西安事变,我们的党也依旧有“杀手锏”,可以解决当年内忧外患的困境。
那么,所谓的“杀手锏”到底是什么呢?
信仰的力量1935年10月,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长征到了陕北根据地,但是陕北根据地的情况只能用“恶劣”来形容,这里人烟稀少,物资匮乏,红军战士们长征本来就累得不轻,到这儿还得挨饿受冻。
当时红军穷得叮当响,中央的电文如实地揭示了陕甘宁根据地的严峻现实,电文中说,这里虽然地域辽阔,但是九座城池下,隐藏的是山峦叠嶂、沟壑纵横、林木稀疏、水源匮乏的苍凉景象。土质疏松,人烟稀少,加上交通闭塞,大军在这里长期驻扎。
更为严峻的是,根据地的人口有四十多万,其中红军有3万人,但是这些人吃饭都成问题,因为物产贫瘠,除了小米之外,小麦和其他杂粮基本是颗粒无收,根本没法支撑红军的军需。
战士们有时候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饱饭,只能吃野菜、啃树根。冬天到了,连件暖和的衣服都没
有,还穿着破烂的单衣和草鞋。
更让人感到困难重重的是,陕北的风俗习惯和南方大不一样,这里的少数民族居多,他们和汉族的生活方式,语言完全不一样。这也导致红军战士们连交流都成障碍,更别提筹集物资和宣传政策了。
红军所面临的困境远不止于此,红军为什么长征?就是因为国民党的赶尽杀绝,好不容易结束了长征,环顾四周,还是强敌林立,四面楚歌。
当时蒋介石有着多于我军数倍的大军,还有着比我们精良很多的武器装备,在这样的境遇下,国民党是信心满满。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就成立了“西北剿匪总部”,调集重兵向红军发起进攻。他们不仅军事进攻,还经济封锁,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当时根据地的南部和西南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严阵以待。在北部,有西北军井岳秀师与高桂滋师虎视眈眈。
阎锡山的晋绥军在东部,西部,是更凶悍异常的“马家军”虎踞龙盘。
后来随着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那些原本在外和红军分散作战的国民党嫡系部队都纷纷合围而来,当时形势之危急,可见一斑。
毛主席为了筹集物资,急得团团转,最后没办法,只能向徐海东同志开口借钱。徐海东率领的红15军团比中央红军早到陕北几个月,再加上在当地有了点群众基础,好歹解决了生存问题。
在最艰难的时刻,红军仍一边深入群众,发动革命热情壮大队伍,一边则运筹帷幄,先后组织了东征和西征,为红军开辟新天地。
所谓东征,就是和东部的阎锡山打仗,当时红军用的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彭德怀和毛主席一同指挥,挥师东渡黄河。
东征和西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扩展根据地,为革命赢得更多的战略地和主动权。
果然,红军一攻打东部,蒋介石就急调十师前来增援,不过红军早有准备,一切都在毛主席的意料之中,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红军很快就结束了战斗,并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战果。
另一边,红军组成了西方野战军,彭德怀兼任司令和政委,向着陕、甘、宁三省边界的国民党薄弱区域进发。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红军成功开辟了纵横四百余里的新根据地,和陕甘老根据地紧密相连,至此,红军的根据地算是扎稳了脚跟。
中共的“杀手锏”但是,战争才刚刚开始,想要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南北两部的麻烦也必须解决。其实当时,红军是不打算和国民党一战再战的,因为这个时候日本人已经杀入我们国土了。
毛主席的意思是,暂时休戈,携手共同抗战,将把小日本从中国打出去再说,没想到,蒋介石愣是不听劝,命令张学良和杨虎城围剿红军。
后来,红军和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发生了劳山之战、榆林桥之战、直罗镇之战,但红军战士们英勇无畏,将东北军打得节节败退,丢盔弃甲。
当然,战争的硝烟并未弥漫太久,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多次向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发信号”,希望能够和他们休战,共同迎敌。
好在张学良杨虎城等人也不是糊涂之人,他们很快就明白,如果一再陷入内战,中国就完了,于是在双方经过多轮会谈后,张学良和杨虎城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此时已经是1936年,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已经停战,而且张学良也开始苦劝蒋介石,想让蒋介石放弃围剿,和红军一起联手抗敌。
但是没想到,蒋介石是个不听劝的,他叫嚣着“攘外必先安内”,不顾日本依然入侵我华夏的事实,一再想要和红军拼个你死我活。
到了1936年4月,国民党军更是加紧围剿陕北苏区,蒋介石还派出了自己的中央军精锐部队51个团去支援。
那时候,敌我双方兵力悬殊,再加上国民党军装备精良,子弹充足,红军想要获胜,那可真是不容易。
更糟糕的是,华北事变让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蒋介石政府有意借苏联之手制衡日本,同时,蒋介石还和中共在上海展开了秘密谈判。
当时,蒋介石处处高人一等,因为彼时红军正奋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想要打通苏联,但没想到却遭到了国民党军的突袭,部队被分割,西路军在河西死伤惨重,而东岸主力则被逼到了甘北绝境。
当时蒋介石见状,以为胜局已定,于是在谈判桌上抛出了极具侮辱性的条件,想要逼迫共产党屈服。
面对如此绝境,中共中央不得不做出艰难决定,那时候,红军是打算使出“杀手锏”的,而这个“杀手锏”,就是开启“第二次长征”。
晚年的徐向前在《徐向前元帅回忆录》一书中,曾详细记录了当年的发生的事情以及关于“第二次长征”的计划。
“第二次长征”是红军主力将在未来一至两年内,穿越华北和中原,从山西出发,经河北、河南,直至湖北,最终打回陕南,重返陕北。
这不仅仅是一条地理上的迁徙之路,更是生与死的考验,因为“第二次长征”的难度远超以往长征。当时长征,我们牺牲了27万人,原本就人数不足,如果第二次长征再开启,那么势必会损失更多人。
历史的转折点好在,就在这紧要关头,“西安事变”爆发了。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多次劝谏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内战,但是蒋介石却一再施压张学良,要求他立马对共产党进行“围剿”。
两人因此爆发多次争吵,张学良屡次违抗蒋介石的命令。
当时红军这边情况紧急,虽然和张学良又多次联系,但是中共仍不敢拿未来去赌。
期间毛主席多次派人去跟张学良接触,想了解了解具体情况。
这时候,冬天也快到了,红军正准备实施“第二次长征”计划,结果张学良及时传来了消息,说希望中共能待在原地,撑上一两个月,因为西北或许会有大的变动。
而这个大的变动,就是“西安事变”。这是张学良酝酿已久的大计划。
在这一两个月里,张学良还是不死心,还想劝说蒋介石。
没想到后来,西安事变还没来,绥远抗战就先爆发了。
当时国难当头,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情高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将士们纷纷请战,要求援绥抗日,收复失地。
张学良也向蒋介石提出了援绥的请求,可蒋介石就是不同意,还是那一套“攘外必先安内”,这话一出,引起了西北军民的强烈愤怒。
再加上那时候“两广事变”也在搅局,整个局势越来越紧张。西安的学生们也是不甘示弱,走上街头,高呼“出兵援绥”的口号,要求蒋介石接受民意。
可蒋介石还是一意孤行,甚至亲自跑到西北来强令张学良“剿共”。
12月11日,蒋介石亲自来到了西安,这时候,张学良终于死心了,他和杨虎城深夜密谋,发动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毛主席曾和中央高层进行商议,决定该如何解决西安事变。最后,大家决定还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南京政府的力量。
不过,中共也留个后手,就是“审蒋”这个思路还得保留,以防万一。
蒋介石最终同意了联合抗日,但是蒋介石此人,心胸狭隘,在抗日战争期间,还多次屠杀我党成员,简直丧心病狂,这也是为什么他最终丧失民心,一败涂地。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