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庄公二十九年，发生在鲁国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应该莫过于“城诸及防”。所谓“城诸及防”，意味着鲁国在“诸”这个地方建设了一座“都城”，顺带还修建了一个比“都”小一点的“邑”，即“防”。类似“城”加“邑”这样的工程规模，在春秋鲁国的历史上应该是第一次，远远超出了鲁庄公二十八年的“筑郿”工程。除了宏大的工程规模，鲁庄公竟然派人在遥远的“诸”这个地方去建设都城，也太令人惊讶了。因为，这座都城为谁而建？鲁国何以会去如此遥远的地方建设？为何不但建“都”还要同时建“邑”？这都是悬念！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诸”在哪里？按照古人注释，春秋之“诸”位于今天山东诸城市枳沟镇乔庄一带。此地在今天诸城市的西南30里处，却远在曲阜之东（直线距离）210公里开外。由于从曲阜去诸城，要途经山区，故而此曲阜与枳沟镇之间的距离，按照今天开车走高速的路途，长达280公里。这个距离，以古人的交通工具而言，是非常遥远的。
诸这个地方不但距离鲁国很远，甚至在莒国之东。如果算上鲁国城中丘（鲁隐公九年），城祝丘（鲁桓公五年），城向（鲁桓公十六年）的这三次筑城活动，再加上这次城诸，则显然意味着鲁国所筑的这几座城已经把莒国团团围住，这明摆着会让莒国感受到莫大的地缘压力。但问题在于，莒国绝不是一个小国，甚至是一个敢于和齐国掰一掰手腕的区域大国。因此，我们不得不思考，鲁国跑到这么远筑城究竟为的是什么？就不怕和莒国打起来吗？当然，这样的思考，带着严重的现代地缘政治思考，和古代人们的思维或许存在着一定的温差。
其实，要搞清楚这一点，就必须回顾鲁庄公二十八年《左传》中特别说明的一段话，那就是：“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这句话表明，第二年鲁国在“诸”这个地方所筑之城是“都”，“都”则有“宗庙先君之主”，先君之“主”就是先君的神主牌位。如此则问题来了，难道鲁国是要把自己的宗庙迁移到“诸”吗？显然，这是没有任何历史动机和史实依据的。其实，《左传》中的这句话，具有伏笔性质。因为在此之前，鲁国已经有了四次向外扩张并筑“城”的记载，但《左传》都以筑“城”时间不合时宜而一笔带过。可是，这次筑“城”，不但设了这句伏笔，还在鲁庄公二十九年的《左传》中特别指出，“书，时也”。也就是说在这年十二月份开展这项工程，是适得其时的。
如此一来，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次在“诸”筑城是值得肯定的，是符合礼法的。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因为，读者一定会问，在新的“诸”城之中，会建立哪家的宗庙？宗庙之中又会是哪家的先君之主？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排除是鲁国的宗庙。如果排除了鲁国的宗庙，那又得回答，既然“诸”城之中存在宗庙，那就一定存在一位诸侯级别的国君，而这位国君又是谁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还原当时鲁国所面临的国际背景，并找出一位需要鲁国可代为筑城的国君来。
从当时的国际背景看，齐、鲁关系良好，齐国国际声望日隆，在这种情况下，鲁国的 国际地位也会提高。同时，我们看到，鲁庄公把长公主嫁给杞国国君之后，并没有按照当时的风俗将已经成年的叔姬送到杞国，还因此发生了杞国与莒国两国争娶叔姬的国际丑闻。为了安抚杞国国君和杞伯姬，鲁庄公应该有所补偿。
其次，从当时的国际关系看，由于在齐、莒矛盾中，鲁国已经完全倒向齐国，由此莒国受会到齐、鲁夹击并在国家力量上处于下风，因此在这个时候即使鲁国得罪莒国，莒国也不好发作。当然，最重要的是，杞国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虽然也是诸侯一员，但在乱世之中，随着各国生产力的发展，各个国家对土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尤其国家疆域的观念更加看重。在此情况下，杞国人继续游牧并随便进出相关国家，甚至长期驻扎，就非常不合时宜了，其实也很难立足。因此，让杞国人定居下来，最起码国君过上稳定的宫廷生活，已经成了鲁庄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也将是鲁庄公对自己女儿杞伯姬的一个合理安抚和交代。
当然，如果上述推论是正确的，则可进一步考虑，这一动议，或者说这一谋划是经过齐桓公、鲁庄公深思熟虑的一石三鸟之计。其一，如果杞国从此在诸城定居下来，杞国必然会感激齐国和鲁国，并成为齐、鲁二国坚定的盟友。其二，让杞国在诸城定居，同时在防地建邑，则意味着以杞国为代表的齐鲁力量被牢牢的钉在了莒国之东与潍水流域，其针对莒国的战略价值很高。其三，杞国国君定居下来，解决了鲁庄公的一桩大麻烦，也了却了一份对自己女儿的歉疚之情。同时，与鲁国而言，杞国成了鲁国未来重要的战略伙伴，这对稳定鲁国的局面也大有裨益。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上述为杞国城“诸”的推论是正确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只不过是杞国人重新回到自己的故土。按照鲁隐公四年的记载，“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这说明，在54年前，正是莒国人赶走了杞国人。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杞国人失去了定居点牟娄并开始漂泊。而鲁庄公二十九年的冬天，在鲁庄公的积极推动下，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杞国人开始重新在自己的故土上拥有了自己的城郭，一个升级换代了的崭新都城——诸城。
杞国人有了城郭定居，则意味着杞国人原来简陋的牟娄（也许是篱笆围起来的），那种缺乏城墙保护的定居点从此退出了杞国人的历史。这对于杞伯姬而言，则意味着可以重新过上宫廷生活，而不必四处漂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