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历来是开明贤能、志向远大的君王在位执政之际，某个王朝才政风清朗，忠臣、能臣多多。

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处理解任何决问题时，无论一个人多么聪明睿智、博学多识，他所能提供的方案、思路，也只能是他一个人的见解。

而且，这一“孤家寡人”的见解，囿于自身知识的局限性和对事理的认知程度，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不足。这样，处理事务、解决问题时，就难免失之偏颇，有疏漏，甚至会出现错误。

趾高气扬的封建帝王（画像）

若想让自己的王朝少走或不走弯路，帝王就要充分发挥围拢在身边的能人异士的主观能动性；就必须让他们施展才华，畅所欲言；就必须注意吸纳他们的真知灼见。

故而，在明君统治下的王朝，贤臣能吏往往可以如鱼得水地大展拳脚，尽力作为。比如，大唐王朝的贞观时代。

但是，在才识平庸或者昏聩无能的君王面前，即使有孔夫子之大贤、屈原之忠贞、贾谊之才干、裴度之韬略、王安石之胸襟、岳飞之勇武、于谦之正直、林则徐之气概……他们也只能是束手束脚，难抒胸臆，乃至遭遇不测！

对此，唐太宗李世民是有着清醒认识的：即使英明如他，也万万不可刚愎自用。只有积极引导臣僚建言献策，只有朝廷上下齐心协力，才是利国利民、稳固政权的正路。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画像）

至于帝王个人的颜面、自尊心等问题，届时，退而求其次也是必要的。

仰慕圣贤遗风的唐太宗李世民，热切盼望着国家大治、天下太平。因此，他便效仿尧、舜等至圣先贤，广开言路，积极征求治国良策。

不过，李世民之开言路、征谏言的举措实施初期，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当。

早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唐高祖李渊因“玄武门之变”退居二线后，以新任太子身份主持大唐国政的李世民就“令百官各上封事”。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李世民正式承继帝位以后，又再次诏令文武百官“上封事”。所谓“上封事”，就是文武官吏们向朝廷提出自己关于治国、平天下的措施、策略等。

在李世民的一再要求下，朝臣的奏书便接连不断地呈送上来，堆满了李世民的案头，充塞了他的办公场所。

由此可见，为了强盛大唐王朝，初登大宝、励精图治的李世民是非常重视臣子们的意见的。

登基称帝的李世民（剧照）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帝王代表着一个王朝的最高权威，其一喜一怒都关乎着诸位官吏的身家性命。

因而，面对李世民，臣子们无不战战兢兢、谨言慎行。对于冒犯皇帝至高无上的尊严，提出与皇帝相反的意见，指正君王的言行得失，他们都心有忌惮。

李世民的求谏之意，看起来虽然很迫切诚恳，可是，谁知道哪句话会不合他的想法、伤了他的面子呢？冒犯龙颜，那就等于逆了“龙鳞”，会惹来杀身之祸。

因此，贞观初期，即使是一些刚毅耿直、赤胆忠心，诚心实意地冀望朝廷正风肃纪、倾力为民的大臣们，在向李世民进谏时，也不免临言三思，欲言又止。

李世民虽然生在贵族官宦之家，但世事练达、深明大义。加之，他从前也曾为人臣，深知帝王之心难测。即便亲如父子，也不敢托以心腹之事。

所以，对于朝臣们的“怯懦”表现，李世民是非常理解的：

“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专夫赴鼎䦆，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

气度恢宏的唐太宗李世民（画像）

为了使满朝文武相信自己求取谏言诤语的诚意，李世民便利用大理寺少卿孙伏伽为犯官元律师辩护之事，大做文章。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正志得意满地全力施展政治抱负的李世民，得知一个叫元律师的官员违法乱纪后，非常气愤，立即诏令有司将其治以死罪。

大理寺少卿孙伏伽接到李世民的诏令后，慨然反驳道：“元律师虽然有罪，但他罪不至死。皇帝不能凭情感因素，想当然地惩处他。朝廷应该责令有司，严格依照律法，对元律师予以实事求是地审理、判决。”

这时，情绪冷静下来的李世民没有治孙伏伽抗旨不尊之罪，反而听从了孙伏伽的劝谏，收回自己对元律师的死刑判决令。

而且，李世民还把一处价值百万钱的园林，赏赐给了孙伏伽，以示对其“直言犯谏”的褒奖。

直言进谏的孙伏伽（剧照）

此举，对朝臣们的震动很大，使得他们对李世民的求谏之目的、用意有了深刻的认识，并逐渐打消顾虑。

另外，李世民还了解到，自己的形象也在一定程上影响到了臣子们进谏的积极性。

李世民身材魁梧，黄须虬髯、目光如炬。这一貌相与其勇武果决的性格、久经沙场的阅历、九五至尊的威严结合在一起，使他气场强大，令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很难有跟他谈话、交流的勇气。

尤其是即位之初，壮年气盛的李世民雄心激荡，急于打造盛世大唐。此一内在心态表露在外，更是咄咄逼人。

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获悉自己的外在表现给大臣们带来了不舒适之感后，马上在自己的言行举止上下了一番功夫。

不管是在朝堂上，还是在其它地方，他都切实注意自己的表情以及说话的态度、语气等，力争做到和颜悦色、以诚待人。在听取臣僚们的谈话过程中，轻易不随便打断、插话。

李世民倾听朝臣意见（画作）

为了大开进谏之风，李世民还一再明确地向朝臣们保证，对勇于直谏之人，他不会降罪，也绝对不会事后寻机发难。

他还曾情真意切地说：“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

如此一来，满朝文武放弃了恐惧、顾虑，开始大胆地、不断地向李世民提出益于国计民生的策略。同时，对李世民的个人行为修养，他们也时常予以指摘、劝诫。

于是，“贞观谏诤”狂飙突起，魏徵、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张玄素、戴胄、孙伏伽、韦挺、高季辅等一大批诤臣、能臣涌现了出来，使得李世民治下的贞观一朝，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进程中名臣辈出的时期。

特别是历任谏议大夫、尚书左丞、秘书监、侍中等官职的魏徵，李世民经常召把他到自己身边，向他咨询政事得失。

大唐诤臣魏徵（剧照）

就贞观初期的、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魏徵奏事达二百余件。为此，李世民对其盛赞道：“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

李世民对魏徵所提的建议，都予以高度重视。魏徵也感激李世民的知遇之恩，尽心竭力地服务于朝廷。他时刻关注着李世民的言行，见到不当之处，便直接向李世民指出。

无论魏徵进谏的态度多么强烈，言辞多么入不入耳，李世民都没有恼怒过，还亲口对朝臣们说：“魏徵规箴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也。”

李世民与魏徵之推心置腹、率真相处，成为封建社会历朝历代君臣相知的模范。

综上所述可知，唐太宗李世民在首先查证、改变自身，赢得臣僚们的信任的前提下，主动、虚心地听取他们对朝政的意见、建议，充分发挥贤臣能吏的智慧、才能，从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主要参考文献：《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