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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岁的红斑狼疮和尿毒症患者，上海托福教师沙白在自己的视频账号上发布了去瑞士由“机构协助结束生命”的倒计时视频。
此事一经出现，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很多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在视频被悉数清空之后，更是被大家认为是炒作。
直到10月30日，从瑞士回来的沙白父亲，证明了女儿于10月24日在瑞士“安详离世”，并公布等以后老去，所有的东西都交给国家算了。
看不见的痛苦红斑狼疮不是罕见病，却常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它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侵蚀着患者的身体，导致皮肤、关节、甚至内脏器官的严重损伤，患者必须终生接受治疗，且往往伴随着剧烈的疼痛。
对于沙白，43岁本该是事业的巅峰期，她却因红斑狼疮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在病痛的摧残下，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权。
或许，正是这一次次的透析、一场场无助的挣扎，让她开始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她要面对的是一个每天都在被摧残的身体，所有曾经活跃的细胞像是被摁下了“暂停键”，那些曾经生机勃勃的岁月似乎再也回不来了。
对于常人来说，疾病无非是一场等待恢复的过程。但红斑狼疮是不同的。这种病隐藏在身体里，一旦发作，就像一把隐形的锤子，狠狠地敲击着患者的每一寸肌肉和骨骼。
从外表看，沙白依旧是那个43岁的女性，仍然保持着淡然的微笑和职业的礼貌，可病痛早已改变了她的生活方式。
透析、药物、住院，这些原本陌生的词汇成了她的日常。她身体的每个器官都像是“上了年纪”，不再忠诚，随时可能罢工，甚至反噬她。
要知道，透析就是让人体的血液流经机器，滤掉毒素后再返回体内，每次透析，意味着一场新鲜的痛苦，日复一日，她不再有生活的愉悦和享受，有的只是机械般的生存。
这种生命状态无疑令人窒息，她甚至连休息都是奢望，对沙白来说，病情已经将她的生活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没有自由，也没有空间。
与病魔的抗争，是一种不甘与无望的挣扎，她并非缺乏意志力，而是被生命反复打磨到了一个临界点。她在病痛中挣扎，早已失去了年轻人应有的活力。曾经的热爱、理想、奋斗，对她来说，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最可怕的是，这种病没有尽头，只有痛苦无休止的侵蚀着她的身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沙白作出了安乐死的选择。
在去世前，沙白决定前往瑞士的最后旅行，父亲陪伴在侧，她带着几件特别的物品：一个朋友赠送的吊坠，一本有关她的书，和父亲送给她的围巾。
这几件物品代表了她对友情、亲情的珍视，也象征着她对自己人生最后一程的留恋。她在旅行中表现得安静且平和，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也许在那个时刻，她不再恐惧死亡，而是将它视作另一种释放。
当沙白的安乐死消息传开，公众一片哗然。有人为她的勇气感到敬佩，认为她敢于面对痛苦，敢于作出自己的选择。
更多的人在她身上看到了另一种“体面的活法”——在生命的尽头，以自己期望的方式体面地告别。这种选择极少见，特别是在对死亡普遍避讳的社会，这种选择更显得格外大胆。
也有反对的声音，批评者认为她的选择带有自私的成分，放弃了对父母的责任，没有考虑到他们的晚年孤寂。
然而，在沙白走后，她的父母该怎么办呢？
沙白与父母的关系沙白与父母的关系很微妙，作为家中的独女，理应是全家的骄傲和牵挂。可病痛的突袭让这份亲情逐渐染上复杂的色彩。尤其是她与母亲的关系，似乎始终围绕着一股无形的裂痕。
据悉，沙白的母亲携带着红斑狼疮的基因，而沙白的不幸正是这一遗传的结果，她没有选择的权利，她的一生都被无情地套上了病痛的枷锁。
这份枷锁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了她与母亲之间难以言喻的隔阂。她或许曾忍不住怨恨命运的不公，而这怨恨，有时便投向了生她养她的母亲。母亲感受到这一切，却又无从安慰，她只能看着女儿的怨怼，无奈地承受。
父亲则一直是这段关系的调和者。他支持女儿创业，为她提供资源，倾尽所有满足女儿的需求。母女之间的冷淡似乎并未影响他对女儿的宠爱。
尽管母女性格的强势导致了冲突，但这段关系从来不是简单的对立。父母始终在背后支持沙白，无论是生活的物质需求，还是对她选择的尊重，都不曾缺席。
要知道沙白的父母经济富裕，在上海拥有多处房产，堪称千万身家。然而他们自己身体每况愈下，母亲患有心脏病和肝炎，需要长期照护，父亲则开始受到阿尔茨海默症的困扰。
尽管手中拥有不小的财产，这笔钱对他们而言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他们最终决定在去世后将遗产捐赠给国家，或许这是他们对女儿离世的某种释然，或是对失去的另一种回应。
对于沙白，她的安乐死不是“逃避”，而是一种释然。她在世上留下了许多成就，也经历了许多挫折和挣扎。而她最后选择以一种自己想要的方式离开，将自己的生命画上句号。在生命的尽头，她得到了自己所期望的尊严。
沙白的父母失去了唯一的女儿，在这个年龄，生活的意义或许已然模糊，我们没有办法去为沙白的选择辩护或评判，因为那是她的生命，她的故事。
信息：
凤凰网2024-11-04关于真实世界里的逝者沙白：对话沙白父亲、朋友、前同事、学生、邻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