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8年2月开始，日本空军开始不定期地对“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武汉进行轰炸，以图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

中国空军尽管势单力孤，但仍与入侵的敌寇进行了殊死战斗，许多年轻的飞行员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血洒长空。

4月29日是鬼子总头目裕仁的生日，日本海军航空兵出动30多架轰炸机，在战斗机护航下悍然空袭武汉。

中国空军在苏联援华航空队的配合下起飞迎战，经过30多分钟的激战击落日机21架，自己战损7架，给予日寇沉重打击。

就在这次战斗中，著名的空战英雄陈怀民烈士在自己和战机均负伤的情况下毅然驾机撞向敌机，与日寇同归于尽，时年仅22岁。

起飞升空前陈怀民留下绝笔，至今仍令人读之出涕：

“如果有一天我机毁人亡，请你们不要悲伤和难过。我是为国家和百姓而死，死得有价值。切望父母节哀，也望兄弟姐妹继续投身抗日，直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民族精英

至今武汉长江边依然有“陈怀民路”与“张自忠路”并列，纪念这位为国捐躯的青年英雄。

日本空军在中国领空横冲直撞，血债累累，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公愤，香港著名报纸《大公报》这样写道：

“敌派飞机到我后方各处，对我无防御城市之人民，任意轰炸，破坏文化机关，残杀我医院之病人，我全国上下人士，莫不切齿痛恨。”

迫于各方压力，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要求国防部以牙还牙，制定《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派出轰炸机空袭日本。

但是，中国空军仅有的300多架各类飞机经过大半年的作战已经损失大半，其中本就寥寥无几的轰炸机在日本空军的持续轰炸下更是十不存一，根本无法执行轰炸日本的任务。

幸亏同情中国抗战的苏联和美国志愿飞行队陆续带来了一些战斗机和轰炸机，其中还有少量的马丁139WC型轰炸机。

马丁139WC型轰炸机

这种飞机是美国空军于1933年装备的新型轰炸机，最大航程为2000公里左右，最大装弹量1.8吨，在当时属于最先进水平，特别是最大航程几乎为主流轰炸机的2倍。

然而从汉口飞到日本本土往返距离远远超出了2000公里，最为稳妥的办法，就是从当时尚处于国民政府控制的浙江省宁波市起飞，飞到日本本土南端的九州投弹然后返航。

这种方案依然危险重重，因为白天轰炸日本就是送死，飞机只能在夜间出发空袭，但中国空军中根本没有人飞过宁波-九州这条航线，一旦在夜里迷路，最后就是燃油耗尽掉进海里机毁人亡。

而且就算能飞到日本上空投弹，也难保不被日军的防空火力发现，他们不仅会使用高射炮对空轰击，还会出动战斗机拦截。

马丁139WC型轰炸机的航速较快，但也不可能比日军战斗机跑得更快，无论是半路拦截还是追击，只要双方撞上了没有护航的中国轰炸机只有死路一条。

再退一万步讲，一旦双方发生追击战，就算侥幸甩掉了日本飞机，但燃油耗尽前没能飞回中国境内，那还是坠海完蛋。

日本的九六式舰战与苏制伊-16缠斗

至于其他因素，例如被迫在日占区降落，或者起飞后飞机发生故障（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或者夜间看不清地面情况而撞山（这也是常有的事），飞行员的结局可想而知。

所以总结一句话：此次出发轰炸日本，飞行员死亡的概率在90%以上，是真正的九死一生。

这一点驾驶马丁轰炸机的外国飞行员是很清楚的，所以他开价飞一趟给10万美金。

10万美金在当时可以购买一架全新的马丁轰炸机了，国民政府给不起这么高的代价，执行任务的勇士只能从中国飞行员中物色。

关键时刻，曾经做过蒋介石专机驾驶员的徐焕升站了出来。

徐焕升是上海崇明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先后去德国、意大利进修飞行技术和空战理论，回国后被选拔为蒋介石专机的助理驾驶员、驾驶员，不久擢升为空军第13大队、第14大队大队长。

年轻时的徐焕升

抗战爆发之后，随着高志航、李桂丹、刘粹刚等优秀飞行员先后牺牲，此时幸存下来的资深飞行员已经像金豆豆一样珍贵了。

徐焕升的理由很简单，却让人无法反驳：日寇飞机轰炸我国领土，屠杀我国人民，此仇深似海非报不可，如果我不去，那还有谁能去？

上级被他视死如归的精神打动，终于同意由他组建一支8人小分队，驾驶2架马丁轰炸机执行空袭日本的任务。

参加行动的2架轰炸机：1403号长机由正驾驶徐焕升、副驾驶苏光华、领航刘荣光、通信员吴积冲驾驶执行；1404号僚机由正驾驶佟彦博、副驾驶蒋绍禹、领航雷天春、通信员陈光斗驾驶执行。

为了最大限度地确保此次行动的成功，并保证飞行员的安全，武汉空军基地对2架轰炸机做了专门改装，在原有油箱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副油箱，但载弹量也因此减少到800公斤。

与此同时，徐焕升带着7位战友在四川的大后方投入紧张训练，事实证明：驾驶这种中大型轰炸机比驾驶战斗机、和轻型轰炸机要难得多，训练不充分的情况下参加实战就是送人头。

马丁轰炸机驾驶舱内景

而且现在马丁轰炸机也没有几架了，掉一架就少一架，万一掉2架那空袭行动就彻底泡汤了，因此大家的训练行动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打着十二分精神。

因为马丁轰炸机上没有夜间飞行所必需的定向仪，徐焕升开动脑筋，终于从中德合资的一架运输机上拆下定向仪安装到轰炸机上。

此外，他还找了几位研究空中通信的专家设计了一套陆空定向电台连锁网，并专门编制了配套的电文密码。

不提徐焕升等人夜以继日地刻苦训练，此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部对于是否带真炸弹轰炸却发生了激烈争论。

一派认为：鬼子已经轰炸我们这么久了，杀害我国人民何止千万，我们难得轰炸他们本土一次，当然要带真炸弹，扔下去炸死一头是一头，“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另一派则认为：两架飞机一共才只能携带1600公斤炸弹，扔下去真的炸不了多少东西，而且弄不好鬼子大举报复就得不偿失了。

蒋介石首鼠两端

他们表示：虽然炸弹只能携带1.6吨，但如果换成纸质的传单可以带一百多万份，对于日本人的心理是个巨大影响。

再有就是：炸弹换纸弹，轰炸机减轻了载重量也可以飞得更远一些，这样对于确保行动成功意义很大。

出于对日寇的幻想和所谓的“仁义”名声，依然希望在中日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保留余地的蒋介石选择了后者。

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来的代表向徐焕升通报了任务内容后，这位三十岁的“少壮派”军人百感交集。

八位勇士出生入死冒着巨大风险，历经千辛万苦飞到日本上空，就是为了扔下去几张纸片，想到这里，徐焕升的内心拔凉拔凉的。

5月中旬长江中下游地区连日阴雨，不利于战机起飞，这让徐焕升心急如焚，好不容易等到了5月19日天气转晴，他立即提出申请出击。

风萧萧兮易水寒

出发的前一天，上级接见8位勇士，鉴于此次出击实在太危险，军事委员会允许8人再考虑一小时做最后答复，如果临时决定不去也可以。

但他们早已写好了遗嘱，此去有进无退，无人临阵退缩。

按原定计划，2架轰炸机于19日下午15时从汉口机场起飞，15日在宁波栎社机场降落加油，等待最终出击的命令。

晚上23点，武汉传来消息，要求在25日0点前出动，23点48分，2架轰炸机再次起飞横穿东海，于2点40分进入日本领海。

这一路上机队也的确遇到了日本海军的巡逻军舰，但由于日军认为中国飞机根本没有能力来轰炸，因此只不过敷衍了事地例行巡查，根本没有发现徐焕升等人的存在。

夜幕下的日本列岛灯光闪耀，轮廓如一条张牙舞爪的鳄鱼，5分钟后，轰炸机抵达长崎上空，敌人依然毫无反应，众人打开弹仓，见里面是一捆一捆的反战传单。

如图

虽然早已知道此行的目的，但众人依然心有戚戚焉：恨不能运载千吨万吨炸弹，把这些侵略者们统统送进海底！

无线电里传来僚机驾驶员佟彦博的声音，他遗憾地说：“我们要真带着炸弹，那些城市准挨炸，电灯就是目标！”

因为扔的不是真炸弹，飞机上连自动投弹装置都拆除了，只能靠人手拿起来一捆一捆地往下扔，一时间纸片纷飞如雪，日寇如梦初醒，防空警报声随即凄厉响起。

徐焕升知道，敌人从发现他们到真正反应还需要一段时间，随即命令两架飞机按原计划折向东北，沿着北九州飞了一圈，在途经的熊本、福冈、佐世保等大城市投下了反战传单。

等到飞机完成任务返航时，日军的飞机仍未飞拦截，徐焕升等人从容离开日本领海，摆脱了从上海起飞的日本飞机拦截，在江西加油后于5月20日上午11点20分平安降落在武汉王家墩机场。

虽然此次空袭的实际意义有限，但它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特别是在徐州失守之后，徐焕升等人空袭日本成功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前方战场失利的负面影响，让民众知道“我们也有能力空袭日本”。

孔祥熙、何应钦前往迎接壮士凯旋

同时空袭也对日本高层造成了巨大震撼，迫使其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于国内防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杯弓蛇影，一夕三惊。

作为此次空袭的指挥者，徐焕升闻名全国，还赢得了美国人的尊敬，几年后中美成立联合航空队时，军事委员会指定由他代表中方出任副司令，在8年抗战中，徐焕升几乎坚持打满全场，即使在最困难的1940-1943年也未放弃。

在8年抗战中，英雄的中华儿女共击落日寇飞机1543架，击伤330架，击毙日军飞行员2765人，自身牺牲6164人，其中飞行员661人，战损飞机2468架，如徐焕升这样幸存到抗战胜利的空军元老实在是寥若晨星。

全国解放前夕，已经担任空军第3军军长的徐焕升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抢运部分高级军官和贵重物资去了台湾，1963年他55岁时晋升二级上将，并担任“空军总司令”。

1967年徐焕升届满退役，出任“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并长期担任该公司名誉董事长，1984年病逝于台北，享年76岁。

抗日英雄们永垂不朽！

晋升上将的徐焕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