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军队中，备受蒋介石信赖的土木系核心陈诚的战斗力那可是公认的吊车尾。

解放战争时期，陈诚在东北频频指挥失误，以至于当时国民党内很多人都要求蒋介石“杀陈诚以谢国人”。

其实陈诚在军事指挥上是个庸才这一点除了老蒋看不出来外，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与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仗的我军。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庸才也有瞎猫碰到死耗子的时候，在第五次反“围剿”时，作为蒋介石先锋部队的陈诚就打了多次胜仗。

不过陈诚打的这些胜仗功劳可不在其人身上，而是因为中央苏区来了一个洋顾问。

1930年10月，蒋介石终于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随即蒋介石立刻调集了10万兵力，开始对苏区根据地进行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与朱德的指挥下，采取了“诱敌深入”和“中间突破”的作战方针，向着苏区中部一点点地转移。

蒋介石的十万大军有力没地使，如同重拳打在棉花上一样。

红一方面利用运动战，发挥根据地优势，让蒋介石这来势汹汹的“围剿”无功而返。

往后的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苏区红军都用这套办法粉碎了敌人的攻势。

在面对装备及人数都优于红军的对手时，积极采取运动战的作战方针，调动敌人来配合我军的作战意图，这是毛主席在苏区对敌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也正是因为有了运动战，才让苏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四次“反围剿”的斗争中，都能打出漂亮的战绩，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敌人的野心。

前面的四次“围剿”，陈诚一直都用的是“长驱直入”的方式，在我军的运动战下，陈诚真的是被打怕了。

于是从第五次“围剿”开始，陈诚一再告诫部下一定要稳扎稳打，不要冒进，要发挥阵地战的优势，不要被红军牵着鼻子走。

陈诚在吸取了前面几次“围剿”的失败教训之后总结出来的这套作战方式，确实让其在与彭德怀以及101的交手中取得了些许的胜利。

但是这种打法明显就是在糊弄蒋介石。围而不攻，永远也拿不下苏区。就算陈诚将阵地经营得像是堡垒一般，也绝对无法向前推动半分。

陈诚的作战方式改变了，有没有用到这一说。

关键是这时候红军的作战方式也改变了，在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下开始采取堡垒对堡垒的作战方式，还妄想要将敌人抵御在“门”之外。

相较于当时武器装备都十分精良的国民党军，当时的苏区红军的装备很是落后。

飞机大炮完全不敢想，就连轻重机枪都是稀罕货。和国民党打阵地战，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当时毛主席有这样一个比喻，苏区的红军与国民党的军队打阵地战，就是“叫花子与龙王比宝贝！”

可是洋顾问李德人家多牛啊，作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愣是要在中央苏区去实践当年苏联红军的战术战法。

且不说当年十月革命的时候，苏联红军战场作战的真实成绩到底怎么样，就苏联的地理环境和国情与中国想必也是南辕北辙。

可是这样顾问却完全不管这些，一来就在一些人的支持下被捧得像是神仙一样。

当时毛主席每每想到苏区的形势，总是长吁短叹。

毕竟，眼看着自己与朱老总这些年苦心经营才弄出来的一点儿家底，全都要被这位洋顾问李德给活活拼光了，任谁心里都不好过。

陈诚的“堡垒战术”原本就是一个活靶子，要是按照毛主席以往的指挥方式，用运动战来对付陈诚，或许早就取得胜利了。

如今倒好，在李德的指挥下，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拼消耗，每每被拼得弹尽粮绝的时候被敌人找到主力进行决战。

很明显，李德背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苏联的军事操典。

但这时候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李德基本上独揽了苏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指挥权，不单是毛主席，就连其他一些苏区的作战指挥员都无法说动李德改变作战方式。

毛主席尽管已经没有了指挥权，但实在是看不下去的毛主席还是多次提出建议。

希望李德能够根据红军的实际情况，改变战略战术，然而李德却说：“苏联红军的战术，他（毛主席）永远也掌握不了！”

当年在秋收起义过后没多久，毛主席就带着从湖南打出来的部队上了井冈山，经过多年的经营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井冈山的很多红军战士都与毛主席之间缔结了深厚的友谊。可没想到，李德这一来，仅几次战斗就让苏区的红军战士们死的死、伤的伤，可想而知毛主席当时心里面有多难受。

形势的危急、军事路线的错误，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像一座座沉重的大山，让毛主席很是焦虑。

而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小儿子“豆豆”却出生了。当时毛主席为儿子取名“豆豆”，就是“斗争”的“斗”的谐音。

或许当时主席既有对孩子的期望，也是想以此寄托对中国革命的期望吧。

尽管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但并不是没有逆风翻盘的机会。

1933年11月，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在东方前线调转枪口向蒋介石反戈一击。

十九路军当时有与中国工农红军合作反蒋的打算。

只要苏区红军与十九路军合作，不仅能解决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困局，说不定还能乘胜击溃蒋介石，一举完成革命大业。

但是这样的天赐良机，却再次错失。不仅没能一举解掉苏区之危，还让十九路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等到蒋介石平定十九路军事变，再回过头来时，红军就只能是孤军迎敌，与装备精良、数倍于我军的国民党军队作战。

苏区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而就在这时，毛主席的小儿子却离开了。

接连的打击让毛主席止不住地落泪，在安葬“豆豆”的时候，毛主席难过地说道：“伢子，爸爸对不住你啊”。

1934年4月10日，在解决了福建之危后，蒋介石再次集结重兵，回过头来向苏区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李德再次制定了脱离红军实际的作战计划。

敌人数倍于我军，并且武器精良，还有空中优势，但李德依旧喊出了：“为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保卫中国革命而战！”和“胜利或者死亡”的口号，愣是活生生地逼着红军战士到战场上做炮灰。

面对敌强我弱的客观局面，李德依旧机械地照搬苏联红军的作战操典，在广昌战役的指挥中没有给下级指挥员一点机断的权力。

最终，只会在纸上作业的李德所下达的作战计划，让红军在广昌战役中损失惨重。

而每当战局失利的时候，李德又会将作战失利的责任推卸给下级指挥员，当时在一线作战的彭德怀直接骂李德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面对这样的情况，当时毛主席有好长一段时间连话都不想说。一向乐观的毛主席，竟也沮丧至此，很难想象当时毛主席心中是多么的沉重。

时间来到1934年9月，这时候的苏区已然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不得不考虑如何转移的事情。

而此时41岁的毛主席偏偏又在这个时候患上了疟疾，连续高烧。

在病中的毛主席对于革命形势十分担忧，加上自己又病得这样严重，于是在极度的悲哀中说道：“天亡我也！”

后来毛主席病愈之后，于9月下旬再次建议红军向湖南中部前进，这样就能调动敌人到湖南境内作战。

红军在湖南境内还有些根基，因此要是能够顺利将敌人调入湘，或还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湘江战役，中国工农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从八万锐减到三万。

此役过后，洋顾问李德的神话外衣被彻底撕碎，但是红军也已经消耗至极。

幸好，在经历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兜兜转转地来到了遵义，并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次扩大会议，确立了毛主席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主席在红军及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至此，中国红军终于走过了至暗时刻，否极泰来。

尽管在此后长征的途中，中国工农红军还是遇到了多次极为艰难的战斗，但是有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中国工农红军最终得以顺利完成长征，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