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曾评论韩愈为“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①，后代儒学者们大都认为韩愈虽为儒学之继承者，但并未能形成其独有的儒学理论。韩愈对于儒家的认同意识是其道统观之基础，如若他不赞同儒家先贤们的论述，也就无从谈起韩愈之道。

从韩愈的著作中不难看出他对儒家之道的认同，是一种由内而发的自觉，更是一种对儒家思想价值的认同和对先贤的崇敬。除此之外，在上文有提及，由于当时唐朝社会现实的原因，儒学遭受到了佛、道的冲击日趋消沉，韩愈作为儒家的拥护者，成为了当时反佛的一个有力人物。而佛法之所以能在唐朝得以繁荣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统治者们吸取了前人失败的经验，出于政治考量认为佛教的存在是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因此提倡了佛法在中国的传播。例如唐高祖在起义之时，就曾祀佛求福，更是立愿一旦成为皇帝，必将大肆弘扬佛教；唐太宗自身并不相信佛教，却在秦王时借少林寺僧之力平王世充，更在继位时说：“佛教教义‘慈善为主’，可以高润群生”。

他认为佛教之因果报应说，可以教人积善，是能够对社会的安定起到一定作用的。武则天也曾利用佛教来制造社会舆论；唐玄宗更是接受了佛教的灌顶仪式。就这样在统治者们对于佛教的倡导下，唐朝开始出现一批僧侣贵族，逐渐形成了僧侣贵族的特权阶层，佛教也更广泛地在社会上流行起来。佛教文化自身倾向中国发展也是其迅速繁荣的原因之一，佛教为了能够更好地在中国的传播，完成了向中国本土化的转变。

唐时，佛教昌盛的现状使佛教形成了许多宗派，它们争锋相对却又融合吸收，如禅宗，就是典型的佛教中国化产物。它的思想充斥着浓浓的中国味，禅宗讲佛与众生之区别仅在于是否可以觉悟，即众人都佛性。这与中国传统思想所追求的内向超越具有相似性，可以说禅宗已经和原始佛教截然不同了。此外，佛教与道教一样讲究出世，尤其是在对人的生命中那些会遇到的痛苦磨难，有着明确、直接地解脱之法的论述。

因此下至老百姓，对佛教也越来越多拥护。由此从上至下对于佛教的接纳，使得佛教在唐时发展越来越昌盛。

而相较于发展昌盛的佛教，儒家发展就显得格外低迷，甚至可以用止步不前来形容。此时作为儒家的推崇者韩愈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以捍卫儒家之道。在联系他当时身处的社会背景来看，韩愈的行为是属于一种对于自我文化的保护以及关怀。而当时为什么佛教可以超越道、儒成为人们实质上所推崇的主流呢？究其原因在于佛教在精神层面上满足了大众的需求，而这正是儒家之道所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