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工分吃饭的年代，日子过得像在刀尖上行走。你一天不出工，家里可能就少一顿饭；你干活不卖力，年终分粮时，碗底的米粒都得掂量着吃。

那个时候，工分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家庭的命脉。可谁能想到，这种看似公平的制度却让很多人过得既累又寒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公社"的成立让土地、农具这些个人财产变成了集体的东西。大伙都变成了社员，劳动生产也必须统一行动。

刚开始，大家觉得挺新鲜，生产队还办了集体食堂，干活后抬腿就能吃饭，不用自己操心做饭。可没过多久，这种“大锅饭”就出了问题——吃的人多，干活的少，食堂很快就撑不住了。

于是，生产队开始实行工分制，这才算让劳动有了“价码”。

在工分制下，每个人的劳动每天都会被记成工分，这就是你年底分粮食、分钱的依据。

一天10分是满分，青壮年男子一般能拿9到10分，妇女是6到7分，孩子算“半劳力”，一天最多5分。可别以为你干到10分就算好事了，工分后面还藏着一笔账——一年下来，生产队把所有的粮食和收入算总账，再除以生产总工分，最后一个工分值多少钱，才刚刚揭晓。

有些人可能想，工分多就赚得多。可现实常常让人牙酸。

假如一个生产队的总收入是10000元，工分总数是5000分，那么每个工分值0.2元——听着还可以。但如果有人偷懒，或干脆“出工不出力”，导致工分总数猛涨到10000分呢？这时候，每个工分的价值就只剩0.1元了。

努力干活的人，不仅没多赚，反而因为分母变大，分得更少。有些人干活没日没夜，到头来一年的收入甚至不够全家吃饱饭。

工分制度下，劳动的公平性总是被拿出来讨论。每天傍晚，生产队的记工员坐在村口的小木桌旁，社员们排队上报当天的劳动情况。

有人扛了一天的粮食，有人挑了几担河泥，还有人插了几亩秧。你干得多干得少，记工员说了算。

可问题就在这儿，有些人干得辛苦却分不到应得的工分，而有些人靠着嘴皮子和记工员关系好，轻轻松松就能多记几分。这种现象让很多人心里憋屈，甚至有人干脆破罐子破摔，觉得多干也是白干，干脆划水混日子。

也有一些家庭靠着勤劳过得稍微好一点。比如那些青壮年劳动力多的家庭，男人们能拿满分，妇女们也拼命多干，孩子们跟在后面帮衬着。

可即便如此，他们的日子也不轻松。每年分粮的时候，生产队会按照“人口粮”和“工分粮”来分配。

粮食先按人口分七成，再按工分分三成。分到手的粮食还得用钱买，价格可是按生产队的“余粮价”算的。

家里劳动力少的，分到的粮食可能连买都买不起，反而还欠了生产队的钱，这种家庭就成了“缺粮户”。

缺粮户的日子不好过，不仅饭吃不饱，连在村里说话都矮人一截。

生产队分粮的时候，缺粮户得站在等别人拿完了才能轮到自己。村里有人想娶媳妇，如果家里是缺粮户，根本没人愿意嫁过来。

“这家连饭都吃不饱，过门了日子怎么过？”这种话一传开，连人情世故都变得冷冰冰的。

为了多挣工分，社员们想尽了办法。

比如收麦子的时候，生产队规定一百斤麦子等于多少工分，社员们被分成小组，干得快的就能早点收工。可为了抢时间，有些人“偷工减料”，秧插得稀稀拉拉，麦子割得一地狼藉。

后来生产队干脆实行“死分死记”，干多少定多少，既不罚也不奖，大家的积极性又慢慢降了下来。

那时候的物价也让人咂舌。

一个鸡蛋五分钱，一斤猪肉七角二分钱，一斤盐一角五分钱。青壮年男劳动力一天赚2毛钱，买一斤猪肉得干三天，买一斤盐得干一天。

日子苦得让人无话可说，可大家还是得咬牙撑下去。

有人为了贴补家用，偷偷出去打短工。

可短工赚的钱不能全归自己，得上交生产队一部分，换成工分。比如一天挣2元，得交1.5元。

有人气得直骂，可也没办法，公社的规定就是这么死板。

到了年底，生产队会根据全年的收入和粮食产量，给每家算账。

分到的钱和粮食，往往让人心里五味杂陈。有些人一年到头累死累活，最后拿到的东西却少得可怜；有些人干得不多，靠着关系却能分到不少。

公平与不公平，就这么摆在眼前。

工分制维持了二十多年，直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土地分到户后，农民的积极性被彻底激发出来，产量也随之提高。可那些曾经为工分拼命的人，依然记得那段日子。

如今，他们看到年轻人浪费粮食，总会忍不住唠叨几句：“你们不知道那时候多难，吃饱饭都不容易。”

有人说，记得苦日子，是为了珍惜现在的好光景。这话听着朴实，却藏着道理。

那些靠工分养家的年代，尽管苦涩，却是几代人共同走过的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可那些曾经的故事，值得被人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