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小就偏心，像防贼一样防着我！当初我有在上海工作的机会，你却把这个机会给了哥哥，结果他去了美国，而我却在江西农村下乡了十五年！这十五年我吃尽了苦头，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你当初那么看好哥哥，结果呢？最后还不是和我在一起！

这是电视剧《致1999年的自己》中女儿陈秀娥对母亲的控诉。

是陈秀娥多年来因母亲重男轻女而积压的委屈和痛苦，也是那个年代许多家庭中存在的问题——重男轻女。

重男轻女是一种性别偏见，主要表现在更重视儿子的教育、健康和继承权，女儿常被忽视。男性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占据主导，女性机会较少。

90年代之前的东亚女性，往往一出生，就在性别歧视中长大。

家里的一切，大到各种资源，小到一瓶牛奶，往往都是优先偏向家里的男性。

外婆、妈妈、女儿这三个血缘上关系最亲密的人,却往往冠有三个不同的姓氏,分属三个不同的家庭。她们爱着她们的同时，往往也在因为她们的性别产生着自己都不知道的怨恨。

怨恨她们为什么不是男孩子，怨恨她们的出生没有让自己在婆家站稳脚跟。他们在家里出现男孩子后，往往无意识的偏向性别为男的孩子。

唐山大地震中那个没有切开的西红柿。

《都挺好》中明玉被出租的房间。

《致1999年的自己》陈秀娥被抢去的爸爸留给她的工厂名额。

这个普遍却又根深蒂固的存在，却又一直被无视，最终化作轻飘飘的原生家庭问题，困住许多女性的一生。

东亚女儿终其一生可能都无法问出那句：“妈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她们为什么不问，是因为她们不敢吗？

不，是因为她们早已被同化。她们在遭受不平等的待遇时，也曾无数次在心中默默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

几十年后，自己却成了自己的妈妈，开始剥削自己的女儿。

电影《姥姥的外孙》中有一句被当做玩笑说出的话，中年患了癌症的女儿和同样患了癌症的白发苍苍的母亲坐在小巷前，女儿笑着说：“家产留给儿子。“

母亲跟着接了一句：”癌症留给女儿。”

母亲俩相视一笑，又各自沉默。

母亲不知道女儿的困境吗？

她知道，母亲一生也是在重男轻女中开始的。

她的父母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她的哥哥，给她的，只是一个穷困的男人。

靠着卖粥养活了自己和她的家，却在儿女双全后开始打压剥削自己的女儿。

她在得知自己的生命只剩下几个月时，曾去找过自己的亲哥哥。

请求哥哥给她买一个体面的墓。

哥哥拒绝了，父母的遗产都是留给他的，他不会拿出一丁点完成妹妹最后的心愿。

哥哥无情的驱逐了妹妹，尽管他们在五分钟前还相拥着唱了一首歌。

母亲是受重男轻女思想剥削的受害者，却依然无视女儿的困境，继续剥削着女儿。

这种思想在无声无形中一代一代的传递，《致1999年的自己》陈秀娥的这次爆发，不仅是个人的挣扎，更是许多女性共同的呐喊。

陈秀娥的原生家庭是典型的“重男轻女”家庭。她的母亲将家庭资源优先分配给儿子。在陈秀娥年轻时，母亲为了弟弟，将父亲留给她的工厂名额给了弟弟，哄骗她下乡插队，陈秀娥在农村插了十年秧。

母亲看着歇斯底里控诉她的陈秀娥，眼里含着泪，但更多的是谎言被拆穿的彷徨不安。

在家里的男丁面前，陈秀娥的情绪甚至是一辈子的前途都是靠后的。

她在年轻时被母亲忽视，在成为母亲后，把自己能给的最好的一切给女儿。

她在弥补那个曾经被伤害的自己。

在婆家亲戚坚持让成绩优异的侄女辍学打工时，她勇敢站出来反对，指出这种重男轻女的陋习。

她在婆家的抗争，不仅是为了侄女的未来，也是为了弥补自己年轻时被剥夺的机会。

这种代代相传的剥削，随着她的觉醒开始了反抗。打破性别歧视的桎梏，争取属于自己的平等与尊严，让下一代的女孩子能在平等中成长。

正因为她们的觉醒与反抗，我们才能越来越好。

愿我们，每一步坚定而自由，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天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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