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中期，内阁大学士虽执掌重权、地位尊崇，却存在一长期悬而未决之状况：其官阶自始至终仅为正五品，此与他们实际所处地位明显相悖。那么，明代帝王缘何未曾提升内阁大学士的品级？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为强化君主专制统治，明太祖朱元璋果断废除丞相制度，以进一步巩固皇权。随后，于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参照宋朝旧制，设立内阁大学士一职，并明确其官秩为正五品。彼时，洪武朝的内阁大学士主要承担参谋与秘书之责，尚不具备实际的行政权力。

然而，自彼时起，内阁权力呈持续扩张态势，入阁人员的身份地位亦渐次提升。至正德年间，于入仕内阁大学士之职前，官员大多已官居正二品尚书之位，而此品级已远超正五品。

为全面洞悉相关具体情形，御史针对自正德时期以降，迄于崇祯一朝的共计121名内阁大学士的状况展开了系统考察。基于此，可形成如下几方面认识：

首先，探讨关于入阁之际的官职状况。

在入阁群体中，官居正二品尚书者共计46人。细分之下，礼部尚书达29人，而其余17人则来自其他各部，由此可见，礼部尚书于该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

在入阁官员中，官居正三品侍郎者共计45人。其中，22人任职礼部侍郎，23人则为其他部侍郎，而此23人中，以吏部侍郎居多。此外，尚有21人入阁前官职情况存疑。不过，鉴于他们入阁时即获晋礼部尚书衔，由此推断，其入阁前的官职大概率为吏部或礼部侍郎。

在入阁官员体系中，诸如詹事府少詹事、都察院佥都御史以及大理寺少卿这类品级相对较低者，其官阶均为正四品，总计九人。值得留意的是，此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员，集中出现于明朝崇祯一朝。

其二，官员一旦进入内阁任职，便会获授相应加衔。此举措旨在强化内阁官员地位，使其在朝廷政务处理中具备更高权威与影响力。加衔制度作为明代政治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内阁职能的有效发挥及官僚体系的有序运转，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于内阁任职之初，官职为侍郎及以下者，在入阁之后或间隔短暂时间，通常会晋升至某部尚书之位。此尚书之衔，多为兼具品级之虚职，其中又以礼部尚书这一虚衔的授予更为常见。

从历史制度角度审视，以尚书身份进入内阁之人，其官职体系中仍保留尚书衔。由此不难推断，于内阁中担任大学士之职者，普遍会兼任尚书衔，或依循既定惯例兼领尚书衔。

其三，所谓兼尚书都一职，实则为徒具虚名之衔，并不实际掌管具体部务。而该部配置有履行实际职责的尚书，负责处理部内事务。

在制度架构方面，内阁大学士于通常情况下并不兼摄部务，此情形与清代体制存在鲜明差异。具体而言，即便大学士身兼吏部尚书或礼部尚书之衔，亦仅具名义性质，实无干涉吏部、礼部具体政务之权，该两部事务依旧由专任实职的尚书执掌。

综合上述要点分析可知，自正德时期起，最晚至正德之后，内阁大学士的品级设定，非正二品尚书级别，即正三品侍郎之阶。而到崇祯王朝末期，由于内阁大臣更迭异常频繁，致使可供皇帝遴选入阁的官员范围大幅受限，故而不得不选用品级更为低下的官员进入内阁。

由此可见，自明朝中期以降，太祖时期所确立的内阁大学士秩正五品之制度已不复存在。太祖初始将内阁大学士品秩定为正五品，其缘由在于，入选内阁大学士者多为翰林词臣，而彼时翰林院这一机构中，品秩最高者即为正五品学士。

在封建王朝的政治架构中，内阁作为朝廷的核心枢纽，其职能复杂且重要，绝非仅凭借翰林词臣便可有效履行。事实上，能够进入内阁任职者，大多为尚书、侍郎等官员。他们在六部积累了丰富的实际政务处理履历与工作经验，凭借这些优势得以跻身内阁。也正因如此，内阁逐渐确立起在六部之上的政治地位。

鉴于大学士正五品制度已然偏离初始规制甚远，将其重新厘定为正二品不失为一种考量。实际上，明代诸位帝王并非未萌此念，然而，囿于朱元璋所确立的家法祖制之约束，他们终究未能付诸行动。

朱元璋以其刚毅果决之统治风格，于生前为后世子孙制定诸多严密规制。此等祖制被奉为圭臬，若后世帝王稍有逾越，群臣便会秉持维护祖制之立场，对其展开严正声讨。鉴于此，后世帝王对祖制心怀敬畏，确切而言，是忌惮御史言官基于祖制而发起的严苛谏议。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若不调整内阁大学士的品级，便难以达成名实相符之状态，因而必须采取变通之策。回溯至仁宣时代，为了切实提高大学士的地位，朝廷采取了一项举措，即授予大学士兼任三少或太子三师这类荣誉性的虚衔，以此使其品级居于尚书之上。然而，随着局势演变，此类虚衔在实际地位提升方面渐显力度不足。故而，自明中期起，当大学士进入内阁之时，或者在入阁之后，往往会被加授尚书衔，从而成为兼具尚书衔的某殿阁大学士。

在明代，大学士多源于礼部或吏部，此现象背后存在着诸多缘由。

在封建王朝的官僚体系中，依循内阁选任的祖制，大学士一职通常择取翰林出身者担任，翰林资历成为出任大学士的必要条件，这便是“非翰林不入内阁”这一传统规制的要义所在。

在明代的中央行政架构六部体系里，礼部与吏部在任职资格方面要求最为严苛。礼部明确规定，尚书与侍郎的任职者须出自翰林群体。相较之下，吏部的要求虽略有放宽，然而，其亦有严格限定，即吏部的两位侍郎之中，必有一人具备翰林出身背景。

由此可知，礼部与吏部的主官尚书及副职侍郎，多由翰林出身者担任。而多数进入内阁之人，所加官衔亦多为礼部尚书，如此安排，旨在维系内阁大学士与翰林院翰林之间的渊源纽带，同时彰显其清誉声望。

在明代，内阁大学士一职已达文官品级之巅峰，官居正二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诸多内阁大学士凭借加授太师、太傅、太保等三公、三孤衔，得以擢升至正一品或从一品之高位。

在明代，尽管内阁大学士可能拥有较高的兼衔，但就其原本品秩而言，始终维持在正五品。这一现象源于明初所定大学士正五品之祖制，明代皇帝鉴于祖制之规，未敢明令废除。因此，为使内阁大学士与文官最高品级的身份相符，便为其加授尚书或其他兼衔。

清朝建立后，朱元璋所定祖制对清代帝王已无约束效力。自皇太极设立内三院，并将其品级定为正二品衙门起，历经一系列动态调整，至雍正时期，内阁制度终成定制，内阁被擢升为正一品衙门，从法律维度明确内阁大学士为文官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