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帝王而言，仁爱和雄才大略，不能兼得。

一

明朝谢肇淛在《五杂俎》评价道：“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

这个评价非常公允。

过分仁慈，就变成了软弱，无法约束臣子。

宋仁宗一朝，党争开始出现，宋仁宗太过仁慈，无力管控臣子们结党，宋朝的党争之祸源于宋仁宗。

上位仁慈，臣子们自然就肆无忌惮，仁宗一朝的大政方针基本上出于臣下，宋仁宗垂拱而治，倒落得个仁慈爱民的好名声。

士大夫最喜欢这种帝王，没有什么野心，没有什么手段，只是贪图身后的名声，可以尽情拿捏。

宋仁宗一开始曾在范仲淹的支持下发起庆历新政，但因为阻力太大，不得不半途而废。

庆历新政是要拿文官士大夫开刀，他们自然不愿意革自己的命。

宋仁宗唯一一次建立盛世的企图，在他的优柔寡断、仁义庸弱的情况下土崩瓦解。

宋仁宗一朝，虽名臣辈出，但主弱臣强，文治武功，都乏善可陈。

倒是文化繁盛，以至高中课文中俱是此辈文词。

宋朝到了仁宗，已历四代，封建王朝的老毛病--土地兼并，已经十分严重。

土地兼并带来的后果就是社会矛盾突出，以至盗贼蜂起，号称宋朝最仁爱的皇帝也不能解决子民们的饥肠辘辘。

宋仁宗毕竟不能接触下层子民，只能接触他的文官以及宫中侍从，他的仁爱只能施与这些人，

而文官士大夫负责修史，自然对宋仁宗百般赞颂，连微不足道的几件小事都大书特书，以凸显他的仁。

一件是宋仁宗半夜馋了，想喝羊肉汤，但想到如果传膳，御膳房肯定每天都要杀羊给他做羊汤，这就会耗费很多民财，所以就忍住了。

还有一件，仁宗上朝时口渴的很，回头几次看内侍，内侍都没领会他的意思，他又不忍心直接要，怕内侍会被责罚，故而一直忍到下朝，到了后宫才喝水。

这两件小事和抑制兼并相比，不值一提。

抑制兼并，减免赋税，才是对子民最大的仁慈。

二

宋仁宗一朝，与西夏的战争爆发。

宋夏之战，宋朝屡次战败，最后不得不和西夏达成议和，李元昊取消帝位，向宋朝称臣，宋朝反向操作，每年“赐予”臣子绢十五万匹、银七万两、茶三万斤。

和当年宋辽澶渊之盟一样的操作，花钱买平安。

李元昊只是取消了帝号这个华而不实的称呼，换来的却是西夏亟需的物资。

三年宋夏之战，宋朝虽然损失惨重，西夏的处境更不乐观，宋仁宗但凡有一点魄力，坚持打击西夏，西夏有可能被活活拖死。

但宋仁宗爱民之心大涨，以爱恤子民的名义，停止了宋夏之战。

辽国趁宋朝与西夏交战之际，重兵压境，威胁北宋增加岁币，宋仁宗不得不同意在澶渊之盟基础上，再增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每年宋朝向辽国纳贡的数额增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

宋仁宗让敌国拿捏住了软肋。

主动权掌握在西夏和辽国手里，他们缺钱就南下打草谷，趁机增加岁币份额。

宋仁宗崩逝后，辽道宗大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金主死了，换我我也哭。

三

相比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宋仁宗不采取扩张政策，采取守势，确实对老百姓有一定好处。

战争既烧人又烧钱，息兵罢战对当时的老百姓是大功德一件，这一点秦皇汉武唐宗明祖都比不上。

但是凡事要看长远，不能只着眼于当下。

宋朝在前期没有彻底解决北方边患，只是用岁币建立了脆弱的防线，以至到了末期，金朝直接南下灭了北宋。

靖康之耻和中原涂炭时，死伤的百姓可不止一点半点。

对当下百姓仁慈，对后世百姓就是残忍。

汉朝击匈奴，唐征突厥，明伐北元，都是为了以后能够万世安稳。

正所谓打的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对当世的仁，就有可能成为后世的恶。

过分的宽仁，有可能一事无成。

总之，宋仁宗的仁只局限于文官和宫中侍从，他的百姓未必见得到真仁。

宋仁宗的仁也只是他那一朝的仁，对宋朝的后世子孙而言，未必真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