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不仅改变了当时我党以及红军的状况，还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世界格局也随之改变。

毛主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出来。”从中足以看出西安事变对我党有多重要了。

西安事变结束后，经常有人设想，如果没有发生西安事变的话，那么红军的命运将会怎样？面对这一疑惑，徐向前元帅给出回答：“中央也早已经有预案了。”

但不得不说，西安事变发生前，红军长征落脚在陕北是极度困难时期。那时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的中央军，已经开始筹划向陕北发起进攻了，而且蒋介石这次是志在必得。

而此时，红军则面临了诸多困难。第一，就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因为连续作战转移，人员只剩下了七八千人，过冬的棉衣都没有，更别说粮食和重武器了，可以说是人困马乏，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了。

第二，陕北会师以后，红军总兵力人数不足八万人，况且都是疲惫之师，要想与国民党中央军几十万精锐抗衡，力量对比太悬殊了，关键是缺少武器装备，这就更致命的了。

第三，中央为了打通陕北与苏联的联系通道，这个时候派出他率2万人组成西路军向西进发，陕北的兵力骤然减少，这对当时红军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了。

更危险的是，当时陕北也是非常贫瘠的。人口少不说，物资也是极度缺乏，老百姓自己养活自己都困难，更别说养活几万人的红军部队了。综合这些因素，红军和党中央的确陷入了极大困难，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

而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的。因此，他调集了重兵，企图在红军陷入困境的时候进攻围困，彻底把共产党和红军打垮，一劳永逸地解决心头之患。

可令蒋介石没想到的是，西安事变就在这个关键时候爆发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由于此事是严格保密的，因此毛主席和我党领导人并不知情。当这一消息被传到陕北后，毛主席、周恩来等人震惊极了。

12月13日，中央连忙召开会议，毛主席率先发言：“这一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的，也就此打破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如今有上、中、下策，也就是放、不杀不放和杀。”他顿了顿继续说：“从目前争取和平的前途来考虑，我觉得放才是上策，放了蒋介石更有利。”而张学良和毛主席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也认为放了蒋介石是最好的。

12月23到24日，周恩来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在西安和张学良、蒋介石等人进行一系列的谈判。经过不懈的努力，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毛主席和党中央审时度势，力挽狂澜，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逼蒋介石不得不宣布抗日，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共产党也在极度的困难和危机中解脱出来。

从表面上看，的确是西安事变给了我党我军创造了一个解困机会，好像就是西安事变发挥了巨大作用，否则我军后果不可想象。

实际上，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早有预案。徐向前元帅在1936年11月8日便收到了中央的绝密电。

第一个内容，就是部署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文电要求西路军务必在一年之内，把与苏联联系的通道打通，争取到苏联的援助和支持。

而第二个内容，便是西路军走后，留在陕北的主力红军如何行动了。

徐向前元帅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明确的是：陕北主力红军关键时刻执行向东进军的任务，进入到山西境内，争取阎锡山的支持，如果他同意，红军就留在山西打日寇。

如果阎锡山不合作，他也不会得罪红军，那红军就往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交界走，最后进入山东或是安徽，但最终还是要返回西北的。

当然，这一次大转移，也类似于长征了，但相比于长征，我们的准备更充分，目标更明确，真的走起来，并不会像长征那样困难。而这个细节，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进行了重点描述，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综上所述，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红军的命运将会充满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历史没有“如果”，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充满了偶然性和必然性，西安事变的发生为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