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3日，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里，一个饥寒交迫的老人裹着薄薄的被子蜷缩在病床上。他想起身拨床头铃，让护士赶来关一下窗子，可是他已经中风瘫痪，只能拖着病体残躯一点点往前。

终于，铃响了，可是护士却一直没有赶来。弥留之际，老人能清晰地感觉到，体内的热量正在慢慢消散，生命正在流逝，空旷的病房内只有他一个人，死亡的阴影逐渐笼罩着他。

等到护士姗姗来迟，病房里面却只留下了一具冻僵的尸体……

他叫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经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他却在红军危难的时刻背叛信仰，公然叛党，而晚年只能栖身在异国他乡，孤苦伶仃，不得不靠写自传、卖书维持生计。

暮年之时，他才在自传中承认：当年红军会师时，我对中央说谎了……

（晚年的张国焘）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张国焘从万人敬仰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沦为背井离乡、人人唾弃的“叛徒”？而在当年红军长征的生死攸关的大节点，张国焘又对党中央撒了什么谎？

1934年秋天，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退出原来的根据地，被迫进行长征。遵义会议后，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甩掉了围追堵截的10万敌军，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四渡赤水）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就在大家都以为红军力量实现汇合，即将拧成一股更加粗壮的绳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却在暗地里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此时，中共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后，已经确定了北上的方针，主要是占领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并建立苏维埃政权，再找寻机会组建一支远征军占领新疆。中共中央这一计划，一方面能够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避开与国民党部队正面对抗，保存革命实力；另一方面又能北上开赴抗日前线，顺应民心。

然而张国焘却对中共中央的领导不是很服气，他拥兵自重，自然看不上中央红军这点家底。而这时张国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居然反对党中央“北上”的战略行动，公开撰文表达自己的想法：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

可是张国焘完完全全地忽略了川军团的作战能力。所以张国焘提出的“西进”和“南下”的方案，是对时局的误判，不仅没有考虑到红军的现状，而且低估了国民党部队的实力，如果任由他胡乱行事，必然会给红军招来大祸。

川军

党中央没有办法，只能发电报邀请张国焘来懋功共商大事。

本来中共中央本想借张国焘来懋功的机会，劝他悬崖勒马。可是没想到，这更加坚定了张国焘一意孤行的决心。

半个多月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从理县赶来懋功，受邀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同商讨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方针。

张国焘刚到懋功，就看到了红一方面军因长期征战而衣衫褴褛的样子，红一方面军武器装备非常差，建制受损严重，他从朱德总司令那里得知红一方面军在逃脱了国民党层层围追堵截后，仅剩了一万多人。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而当时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正是兵强马壮，如今得知红一方面军的真实人数后，巨大的落差让张国焘的心理发生了一些小变化，而原来对红一方面军的敬佩慢慢转变为蔑视。

当党中央向张国焘问道红四方面军人数时，张国焘稍作沉思，脸不红气不喘地向党中央撒谎道：“我们有八万多人。”

在当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人员一致通过向北发展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意见，并形成了决议。不仅如此，中央领导人博古还批评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苏区是逃跑主义，张国焘恼羞成怒，越来越觉得“浅水难养蛟龙”，强烈的权力欲在其心中开始了无限的膨胀。

会后，张国焘明面上同意了党中央北上的决议，但是回到理县的驻地后就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致电党中央，表示仍然要坚持南下。

（张国焘和毛主席）

为顺利夺权，张国焘回到红四方面军后连忙在部队中散布不良言论，添油加醋地表达了自己对中央红军的看法，说中央红军已经丧失了根据地，人数不到一万，衣衫褴褛，食不果腹，都如同乞丐一样。

除此之外，战斗能力也严重下降，平均每个人只有三发子弹，枪支更是少得可怜。一番煽动和污蔑之下，红四方面军的部分军政干部竟然相信了他的鬼话！于是张国焘趁机提出：党中央的军事路线错了，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要追究党中央政治路线的责任。

紧接着，他策动自己的支持者们，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要求让朱德改任前敌总指挥，由自己担任军委主席，并给予自己“独断决行”的大权。

此议一出，党中央震惊无比！但由于红四方面军人数众多，党中央明白红军部队只有拧成一股绳，迅速北上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因此党中央不得已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陈昌浩任军委常委，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

（陈昌浩）

虽然没有拿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军委主席”名分，但张国焘也明白那已经是军委最大的妥协！于是他装模作样地勉强同意了红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的计划。

然而这时，胡宗南的部队已经在松潘完成集结，薛岳大军也紧随其后，国民党军队已经从岷江以东的地区蜂拥而至，但自大的张国焘却还是按兵不动，错过了北上的最佳时机。

8月8日，徐向前和陈昌浩发电报给张国焘，指出延误北上时间令人痛心，并且他们都认为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红军不能搞分裂，因此不赞同南下。

与此同时，在党中央的催促下，张国焘终于到达了毛儿盖。然而他再次公开反对党中央北上的决议，不仅如此，他也再次公然向党中央“伸手要权”，打着“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提出再增加红四方面军的九名干部为政治局委员。要知道当时随军行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一共只有九个人，张国焘这一无理的要求显然是为自己篡权夺位的计划打地基。

看穿张国焘把戏的中央果断拒绝了这个无理的要求！

（张国焘）

1935年9月9日，死不悔改的张国焘发出“九九密电”，在电报中要求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由于当时陈昌浩正在作报告，所以这份密电先到了参谋长叶剑英手中。叶剑英发觉事情苗头不对，立即把电报呈送给中央。当时毛主席认为北上通道已经被打开，红军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张国焘执迷不悟，中央多次劝说其仍旧一意孤行。无奈之下，红一、红三方面军只有暂时告别红四方面军，先行北上。

于是大家最后商议，把部队番号改为“北上抗日先遣支队”，暂时先不惊动红四方面军。

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领红一、红三方面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脱离险境，北上而去。而陈昌浩知道中央半夜秘密出走的消息后非常震惊，前方的指战员甚至询问徐向前要不要打，徐向前诧异之极地说：“天底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徐向前元帅）

后来，党中央一边率领队伍北上，一边在途中发表了《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在文中指出张国焘南下的路是绝路，会葬送整个红四方面军，希望张国焘能够及时北上。

随后中央又给徐向前和陈昌浩发出指令，希望他们能够劝诫张国焘，或者率领队伍及时跟上红一、红三方面军的步伐。可是陈昌浩冥顽不灵，甚至给红一、红三方面军领导写去策反信，在信中他大肆抨击党中央的路线，抹黑毛主席是“逃跑主义”，希望红一、红三方面军能够“振臂一呼，揭此黑幕。”

就这样，张国焘与党中央分道扬镳，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而为了能够使他的“逃跑”合理、合法，他做出了一个举世皆惊的决定，那就是在四川的卓木碉另立“中央”。

（红四方面军）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宣布：“原来的中央已经带着一方面军向北逃跑，不能肩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重任，它在全国红军中失去了威信。因此我们效仿列宁成立第三国际的办法，另立中央。”

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一切职衔，开除党籍并且予以通缉。后来甚至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冒用“中央”的名义，只能自称“北方局”。而张国焘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以“中央”正统自居，向中共中央发号施令。然而，权力带来的快感让张国焘为之沉迷，以致于本身就不怎么清醒的头脑变得更加的极端和疯狂……

张国焘另立中央之后，首先发动了绥崇丹懋战役，这场战斗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歼敌五千多人。初战告捷，张国焘尝到了甜头，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南下的主张是正确的。于是他准备一鼓作气，继续带领队伍向南开辟战场。

可是国民党军不会坐以待毙，况且四川各地军阀林立，都听从国民政府的指挥。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在察觉到张国焘要占领成都平原的意图后，马上向蒋介石反映了情况，蒋介石也迅速派大军支援，并且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之后刘湘迅速整合人马，调集主力部队二十多万来围剿南下的红四方面军。

（蒋介石）

而这一仗，红军总共参战两万人，敌人却有20万。虽然最终歼敌一万多人，但红四方面军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不得不撤出百丈关，躲进了深山里休养生息。

就这样，数万红军拖着疲惫的身躯，整日穿梭在高山险川里。1935年冬天，大雪封山，红军物资见底，冻死冻伤者不计其数。眼见南下半年多，红四方面军由原先自己吹嘘的8万多人锐减到了4万人，刚愎自用的张国焘依旧没有吸取教训！

在他眼里，红军战士们的生命只不过是权谋的工具而已。

党中央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为非常愤慨，再次给张国焘发电报，希望他“取消中央、放弃反党倾向”，并且公布了在俄界会议上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认定》，还派朱德前去做张国焘的工作。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命令薛岳率领六个师的十万人马再次对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进行围剿。

（薛岳·中间）

眼看内忧外患一起袭来，张国焘再怎么自负，也知道自己如果再继续执迷不悟，那么红四方面军真的会被国民党一口吞掉。

到那时自己的筹码便会被一扫而空，非但没有了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资格，反而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得已，他终于向党中央做出妥协，约定到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师。

尽管张国焘执迷不悟，但是毛主席念在他是共产党的元老，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张国焘。

在俄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人建议将张国焘开除党籍，毛主席却极力反对。一方面毛主席觉得大家都是党内的同志，有错误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则是张国焘手握红四方面军，如果贸然把他开除党籍，红军的实力大打折扣不说，还有可能会祸起萧墙。

为了团结张国焘，中央放下架子，以极其耐心的态度给他发来电报，在电报全文中更是自称“弟”，电报内容大致是：我们已经没有战略上的分歧，也不必再计较过去的问题，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团结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仅如此，电报中还对张国焘的“艰苦奋斗”表示敬意。

当时，外部有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内部有党中央“软硬兼施”，张国焘再也抵不住了，不得不在1936年6月6日取消了伪中央，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愿到陕北去。

（“西路军”损失惨重）

9月16日，在西北局召开的会议上，张国焘提出部队应该向西宁进军，再开辟一片根据地。而朱德和陈昌浩认为，应该坚持中央的指示，按照中央的命令向静宁、会宁前进，张国焘勉强同意。

等到部队按照中央的指示东进时，张国焘又命令部队西进，如此阳奉阴违的行径，搞的党中央不得不每天发电报劝说。直到后来黄河西安大雪封山，西路军损失惨重，张国焘渡河西进的计划也就胎死腹中。

此时中央再次向张国焘发来电报，语气非常诚恳，在电报中一再强调红一、红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希望张国焘能够同意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

西路军的失败让张国焘彻底心灰意冷，他把战争看作儿戏，把红军当做自己权谋的工具，整个延安到处都是批判他的言论。

恰在此时，王明归国，一回来便下令枪杀了张国焘手下的三位高级干部。张国焘自知罪孽深重，整日担惊受怕，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失去了信心。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借祭扫黄帝陵之机，不顾劝阻，私自前往武汉，彻底地叛离了共产党的队伍。

（黄帝陵）

在叛逃后，张国焘立即投身军统，把枪口对准了我党的同志。后来全国解放，张国焘也不得不背井离乡，退守台湾。

1968年，张国焘投奔了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儿子张国威，可是受限于经济条件，他不得不住在了当地的福利院里。在经历了中风之后，张国焘的生活已不能自理，最终在1979年的冬天，被活活冻死在福利院里。

结语：

（右三为青年张国焘）

晚年，行将就木的张国焘终于在自传《我的回忆》中承认错误，当年会师时，为提高他自己在红军中的地位，便向党中央撒谎道自己有五个军，总计8万多人，而实际上，当时的红四方面军只有5万部队，真正能够参加战斗的更少！

（张国焘的自传《我的回忆》）

人常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是回头看看那些被张国焘蒙蔽，死得不明不白的红军战士，他犯的错又怎么能被原谅？

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倘若他一直坚持信仰，早一点认清自己，少搞些权谋把戏，也不会背井离乡、亡命天涯，也不会落得个孤苦伶仃、客死他乡的悲惨下场。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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