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的夏天，北京紫禁城里一片肃穆，保和殿宽阔的朝堂内，身穿长袍马褂的考生们屏息凝神。

此后或可入朝为官，名垂青史。

但谁也没有预料到，这次科举考试会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最后一次殿试，而即将诞生的状元，也将是大清朝的“末代状元”。

这一次考试被称为“恩科”，是慈禧太后为庆祝她的七十大寿而特意增设的一次科举考试。

对于当时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天赐的机会，似乎只要抓住这个机会，就能光耀门楣。

但科举竞争却异常激烈，才华横溢的学子如云。

几天后，考卷送到了慈禧太后面前，太后亲自阅览，这一次的状元之选，本应是广东才子朱汝珍。

朱汝珍的文章出类拔萃，字迹也清秀整齐，深得考官们的喜爱，但当他的名字出现在慈禧面前时，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慈禧看到“朱汝珍”三个字，眉头微皱，她回忆起前朝的“朱”姓皇族，感到一丝不悦。

名字中的“珍”字更让她想到已故的珍妃，慈禧心中的疙瘩越来越大，她觉得这个名字不吉利，当即决定将朱汝珍的名字划去。

于是，排在第二名的刘春霖成了最佳选择。

慈禧翻开刘春霖的考卷，看到他整齐清秀的小楷，眼中闪过一丝欣慰，这手字正是她喜欢的风格：笔锋端正，笔画刚柔并济。

慈禧读着刘春霖的名字，心头竟然有些愉悦——“春霖”，春雨之意，象征着春日里的甘霖滋润大地。

当时，北方正遭遇严重旱情，田野干涸，农民们眼巴巴地盼望着一场及时雨。

慈禧顿时将这个名字视为吉兆，仿佛刘春霖的出现能够为大清带来希望，带来一场拯救万民的甘霖，于是，她一锤定音，钦定刘春霖为新科状元。

当然关于刘春霖被钦点为状元，也有观点认为，这可能是后人的一种附会，科举考试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仅仅因为名字的原因就决定状元的归属，有些儿戏。

但不论怎样，这位末代状元的传奇色彩远不止于此。

与传统的“状元拜相”之路不同，当时清政府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风雨飘摇，山河破碎。

因此，朝廷决定将这批新科进士送往海外，让他们学习西方的先进政治理念和制度。

日本之行，深刻改变了刘春霖的思想，在东京法政大学的课堂上，他第一次接触到“君主立宪”和“共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体。

课堂上，教授们对西方政体的独到见解，让刘春霖耳目一新。

他渐渐意识到，日本正是通过吸收西方的先进制度，迅速从封建体制中突围，成为一个崛起的强国，而中国却仍然困守在旧制度的束缚之中。

在课余时间，刘春霖喜欢前往书店或图书馆，沉浸在政治、历史等书籍中。

他一边学习，一边反思中国的出路问题，他结识了一些思想活跃的留学生，他们有的主张君主立宪，认为应保留皇权的象征地位，但同时推行立宪改革；

也有一些激进的共和派，认为清朝的统治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唯有彻底推翻，才能实现国家的复兴。

面对这些不同的主张，刘春霖内心犹豫不定，他从小受的是忠君爱国的传统教育，内心难以割舍对清廷的忠诚。

但他也清楚地看到，清政府的腐败与僵化已使得国家危在旦夕。

在一次课上，教授们展开了一场关于君主立宪和共和体制的激烈辩论。

看着讲台上唇枪舌剑的教授们，刘春霖不禁想到，如果中国也能进行这样的思辨和自省，或许国家的命运就不会如此艰难。

最终，他在内心认同了君主立宪的理念，认为在保留皇室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或许是中国稳妥的出路。

但当他冷静下来后，也不禁隐隐担忧：清廷的那些亲贵大臣们，真的会接受这种变革吗？

在临别的夜晚，刘春霖凝望东京的街景，他深吸一口气，坚定地告诉自己，他要回到那个千疮百孔的帝国，肩负起拯救国家的责任，哪怕前路再艰险，也要尽力一试。

回国后，他被任命为资政院议员，这是清政府成立的一个“预备立宪”的机构，标榜吸纳民意、推动改革，然而实权寥寥。

刘春霖满怀希望地投入到议院的事务中，但几次直言进谏后，他却发现，自己所谓的“议员”身份只是个摆设，他的声音远不足以撼动根深蒂固的旧体制。

资政院的日常事务中，刘春霖目睹着官员们应付了事、草草敷衍的态度，这让他心里愈发失望。

一次，湖南巡抚杨文鼎绕过当地议会，私自决定发行国债，刘春霖认为此事关系重大，毫不犹豫地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必须遵循议会决议的程序。

于是，他将此事上报到军机处，结果却遭到冷遇，甚至摄政王载沣也出面劝他“莫要多事”。

载沣话语中的暗示让他心中一凉，所谓的“议员”只不过是个摆设，无论他的主张多么合理，都不会被真正采纳。

他曾期望能在这个议会中为国家出一份力，但官场中早已积聚的裙带关系和腐败风气，将他死死地困住。

就在刘春霖进退维谷之时，清朝的统治大厦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轰然倒塌。

消息传来的那一天，他正伏案阅读，窗外传来报童的叫喊声：“皇帝退位了，大清亡了！”他心头一震，书卷不禁滑落。

这个消息让他一时间愣在原地，难以接受。

他从小到大所信奉的忠君思想，就在这一天顷刻崩塌，那一夜，他坐在书桌前，久久无法平静。

民国政府接手政权后，社会动荡，秩序未定，昔日的同僚们为了生计，纷纷在新政府中寻求安身立命之地，而刘春霖却迟迟未能做出决定。

一方面，他无法彻底摆脱对清廷的情感；另一方面，时代的变化却又催促他接受现实。

就在这时，袁世凯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袁世凯登上总统之位后，试图延揽昔日的清朝官员。

他亲自邀请刘春霖出任大总统府的内史，名义上是重用清朝遗臣，实际上却意在借助刘春霖的名望来装点门面，博取世人对其新政权的信任。

但这份新的职务很快就让他大失所望，所谓“大总统府内史”，不过是个虚职，无需承担任何实权，甚至可以说，只是一个供人观赏的“摆设”。

袁世凯身边的亲信们，表面上对他敬仰有加，实则暗地里多有嘲讽，认为他不过是个“失去靠山的清朝遗老”。

原以为可以在民国初立之际有所作为的刘春霖，才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被利用的棋子。

随后的几年里，他彻底厌倦了军阀混战的政坛，不愿再卷入这些虚浮的权力争斗。

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爆发，昔日的“清朝遗老”再度成为了焦点。

但当刘春霖站在太和殿前，身着清朝官服，向年幼的逊帝溥仪行礼时，他的心中充满了矛盾。

他清楚地知道，这场复辟不过是昙花一现，再没有力量能够逆转历史的潮流，复辟失败后，他彻底心灰意冷，从此辞去了所有公职，隐居在家中。

那一年，刘春霖只有四十出头，却已如一名老者，心中无比沧桑疲惫。

昔日满怀希望的状元郎，如今沦为旁观者，看着国家在战乱中愈发破碎。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1931年，东北沦陷，伪满洲国建立，废帝溥仪被日本人扶持为傀儡“皇帝”。

此时年过六旬的刘春霖，已隐居在北平多年，过着清贫而自足的生活。

但作为大清最后一位状元，他在世人眼中依然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这让日伪政府不惜代价想拉拢他为其效力，以此来笼络人心、制造伪政权的合法性。

伪满洲国成立不久，时任伪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亲自带着重礼，辗转来到北平拜访刘春霖。

他带来的不仅是丰厚的礼品，还有溥仪亲笔签署的“诏书”，希望刘春霖能担任伪满洲国的“教育部长”，为伪政权出谋划策。

在郑孝胥看来，刘春霖出任这个职位，不仅能够为伪满洲国的教育体系增添一分“正统”色彩，还能借此展示伪满政府的文人气质。

但刘春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郑孝胥深知刘春霖的脾性，知道他为人刚正，不容易动摇。

他见刘春霖以“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为由推辞，并未直接翻脸，而是微笑着说，想再多聊聊书法艺术。

郑孝胥也是一位书法爱好者，言谈中多次称赞刘春霖的字帖有“颜柳之风”，言语中多有讨好之意。

但刘春霖心知肚明郑孝胥的真实意图，几句寒暄后便不再接话，语气冷淡，脸上毫无表情。

谈话持续不到半个时辰，刘春霖便起身送客，结束了这场拉拢。

郑孝胥碰了一鼻子灰，但并未死心，不久后再次亲赴北平，精心挑选了一些上好的茶叶、古籍，甚至还带来了一块上好的砚台，亲自登门造访。

面对这些投其所好的礼物，刘春霖依然不为所动。

当郑孝胥再次婉转提起伪满的职位时，刘春霖冷笑着说：“如今的‘君’，早已不是我曾效忠之君；我刘春霖也不会为非我之主卖命。”

说罢，他起身将郑孝胥的礼物一一退回，毫不客气地请对方离开。

郑孝胥碰了两次壁，心知刘春霖的态度坚定，不会为伪满出山，只好怏怏离去。

但此事传开后，刘春霖的操守在民间迅速传扬开来，他被赞为“最后的清廉士子”，成为当时国人抵制日伪统治的精神象征。

但日本人并不甘心就此作罢，他们很快改变了策略，把目光投向了北平的其他汉奸头目，希望借助他们的关系说服刘春霖。

1937年，北平陷落后，日伪政府成立了“华北政务委员会”，控制着北平及周边地区的事务。

伪政权急需一些名流大儒来为其站台，便派遣刘春霖的同年好友、留日同窗王揖唐前来游说，王揖唐如今已成为伪政权的高官，自以为与刘春霖关系密切，信心十足地前去拜访。

王揖唐特意带了一些上好的礼品，穿着一身西装，头戴礼帽，气派地登门造访。

一见面，他便以老友身份称兄道弟，嘘寒问暖，随后以谈论书法为由拉近关系。

他言辞恳切地说：“仁兄乃清朝最后一位状元，才学无人能及。如今国家危难，您若肯出山，担任北平市长，实乃百姓之福。”

但刘春霖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淡然说道：“为国为民，忠心无二；但若为敌寇卖命，即便身居高位，又有何颜面见天下百姓？”

王揖唐见刘春霖态度坚决，不肯松口，脸色顿时阴沉下来，暗暗咬牙。

他强忍不快，继续劝说：“刘兄，您该明白，现在的大势已定，抗日不过是徒劳罢了。何不顺应时势，为自己留一条退路？”

话音未落，刘春霖已怒不可遏，猛然起身，将王揖唐的礼物一把推到门外，冷冷地说道：“滚！从今往后，你我再无交情！”

王揖唐被这突如其来的怒火吓得退了几步，讪讪地捡起礼物，灰溜溜地走出了刘府。

此后，王揖唐怀恨在心，向日本人告发刘春霖“态度不服”，并称其“为人刚烈，顽固不化”。

不久后，日军士兵便冲进了刘府，将他多年珍藏的字画、书籍和古董洗劫一空，甚至还将他的书房彻底翻了个底朝天。

面对敌人的暴行，刘春霖依然不为所动，始终保持沉默，不屈不挠。

日伪当局见无法从他口中得到半句妥协的言辞，最后只能恼羞成怒地将其驱逐出宅邸，让他流离失所。

此后，刘春霖靠卖字为生，勉强维持生计。

刘春霖的书法极负盛名，尤其是小楷，字形工整，笔画如行云流水，兼具颜真卿的沉稳和柳公权的飘逸。

晚年，他依靠卖字度日，依然有不少慕名前来求字的人。

但他对待求字者有着严格的标准：凡是抗日爱国的同道，他总是笑脸相迎，甚至不收分文；而对那些曾为日伪政权效力之人，无论对方出价多少，他都严词拒绝。

曾有日本商人想以重金收购他的作品，遭到了他冷冷的拒绝：“你们即便把金山搬来，也不值我一个字！”

随着岁月流逝，刘春霖的身体逐渐衰弱，晚年多病的他时常卧病在床，即便如此，他的内心依旧对国家命运牵挂不已。

他每天在病榻上默默关注着外界的消息，虽因病不能外出，但家中来访者带来的国家动向都令他关注不已。

每当听到日军步步逼近，他那布满皱纹的双手紧握成拳，眼中满是愤慨。

而当听闻抗日军民奋勇杀敌的消息时，他的眼神中又流露出一丝欣慰和希望，身边的家人常常劝他保重身体，但他总是笑着摇摇头，说：“一身是国土，焉能不牵挂。”

1942年初冬的一个寒冷夜晚，刘春霖靠在床上，他望向窗外的夜空，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晚餐过后，他叫来家人，轻声叮嘱道：“明日天晴，我们一同去中山公园走走，看看花草。”

家人感到惊讶，平日里他因体弱多病少有外出，如今竟主动提起出游的计划，大家都答应得欢喜。

但第二天清晨，当家人走进他的卧房时，却发现他静静地卧躺在床上，已经安然辞世，脸上仍带着一丝安详的微笑，仿佛在他闭上双眼的那一刻，终于得到了心灵的解脱。

刘春霖辞世的消息传开后，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吊唁，刘府门前挤满了人。

一位素未谋面的年轻人站在门前低声感叹：“末代状元，铁骨忠心，真是民族脊梁啊！”

刘春霖的好友吕梦符为他撰写了一副挽联：“婪尾科名，鳌头峻望；天殒文星，闻声惆怅。”这副挽联言辞恳切。

吕梦符在挽联中用“婪尾科名”指代他科举的特殊身份，以“天殒文星”表达了对一代文人殒落的惋惜之情。

人们自发地送来花圈、挽联，刘府门前堆满了白菊，人群中有一位花白胡须的老人，他久久驻足，最后长叹一声：“先生虽逝，其魂永存。”

刘春霖的后人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生前所作的诗词和书法整理成册。

亲朋好友也出资为他立碑，在碑上刻下“末代状元，铁骨丹心”八个大字，碑前松柏常青，寒来暑往。

刘春霖的辞世虽未能等到民族解放的曙光，但他用一生诠释了“脊梁”的意义。

他不因贫寒而动摇，不为威胁而屈服，即便在晚年依然挺直腰板、拒绝妥协，他的气节，也昭示着每一位后人：在国家危难之际，忠贞不屈，方为人之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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