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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杨秀美

编辑 | 杨秀美

谈及明代知名将领，人们不禁联想到辅佐明太祖建立功业的徐达和常遇春，以及令后人扼腕叹息的明末名将袁崇焕与熊廷弼，但他们的重要性均不及《明史》中尊贵的孙承宗。

据记载，《明史》专门为孙承宗设了长篇传记，其中对其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史学界甚至认为，孙承宗构建的"关宁锦防线"，使明朝延续了长达20年的寿命。

此外，孙承宗不仅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老师，同时也是另一位重大将领袁崇焕的引路人，这位文武兼备的重臣，却在崇祯年间的政治斗争中被迫离开朝廷。

尽管如此，孙承宗始终坚守保卫国家的信念。

当后金多尔衮的大军攻陷他的故乡高阳城时，孙承宗带领全家47口英勇赴死，成为了明朝历史上最后的悲壮篇章。

现在，让我们一同深入了解明末第一武将——孙承宗的非凡人生历程。

孙承宗，出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勤奋好学的精神，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外貌愈发英俊挺拔，气质非凡。

尽管成年之后的孙承宗并未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科举考试中以求功名利禄，反而选择在明朝的大同等边境重镇边教书边游历，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军事领域的热爱和研究，

可以说，孙承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军事迷”。

直至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时值四十一岁的孙承宗终于决定回归正轨，步入仕途。同年，他以优异的成绩高中进士第二名，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榜眼”，随后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一职。

所谓的“翰林院编修”，其主要职责包括起草诏书及处理机要文件等重要任务。

在接下来的数年间，孙承宗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勉尽责。

直到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明朝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悬案之一——“梃击案”爆发，孙承宗为负责主审的大学士吴道南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策略，从而逐渐崭露头角。

在此期间，孙承宗还兼任了太子朱常洛的教师一职。

尽管身为帝王之师，但由于万历皇帝常常萌生废黜太子的想法，使得孙承宗的教学工作充满挑战。

甚至在后来的“争国本”事件中，孙承宗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1620年，万历皇帝驾崩，明光宗朱常洛即位，按照常理来说，孙承宗作为朱常洛的老师应该迎来了事业的高峰期。

而遗憾的是，朱常洛却是一位在位时间短暂的皇帝，仅仅执政不到一个月就离奇去世。

此后，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孙承宗再次承担起教导这位“木匠皇帝”的责任。

此时的孙承宗已经接近花甲之年，截至天启皇帝登基之时，他仍然只是一名普通的文官，似乎与“明末第一武将”的称号毫无关联。

而正如那句古话所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孙承宗的辉煌战绩，恰恰是从天启皇帝即位的那一刻开始的。

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统率后金大军雷霆出击，接连拿下了沈阳、辽阳等战略要冲，从而使辽东大部地区尽归女真族掌控；驻守辽东的袁应泰因不堪失败压力，被迫自刎殉国。

此情此景下，朝廷内部有人提出，应当推举孙承宗出任兵部尚书，统筹指挥辽东战局。

而时为明朝天启帝的朱由校对自己的授业恩师孙承宗心怀不舍，请求他留守京城，因此此事一度陷入僵局。

直至公元1622年，女真铁骑已逼近广宁卫，山海关岌岌可危，天启帝不得已才正式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并让其进入内阁参与政务。

不久之后，孙承宗即刻奔赴山海关，亲临边疆视察，对山海关防务进行了全面整顿，并筹划构建“关宁锦防线”。

而在“关宁锦防线”的具体部署及辽东整体战略规划方面，孙承宗与当时的辽东经略王在晋产生了严重分歧。这场关于辽东战略的激烈辩论，被载入了《明史》，至今仍引发广泛争议。

当时的辽东经略王在晋主张暂时放弃辽东，将主要兵力集中于山海关，并在八里铺构筑一座新城，增派四万士兵，以此形成掎角之势的坚固防线，以阻挡后金的入侵。

而孙承宗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如此部署将使得新城一旦失守，败军将无路可退，进而引发首尾难顾的困境。

孙承宗主张立即发兵收复被后金占据的城池，然后再稳固防线，逐步驱逐女真人离开辽东。

毫无疑问，孙承宗与王在晋的战略思想呈现出“进攻与防守”、“左侧与右侧”的鲜明对比。最终，辽东经略王在晋未能战胜兵部尚书孙承宗，只得黯然返回南京赋闲。

从后人的视角来看，关于他们二人的战略究竟孰优孰劣，自然是各抒己见，难以定论。

但若站在天启二年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中审视，孙承宗的战略无疑更为契合历史发展趋势。

因为按照王在晋的设想，虽然可以确保山海关的安全，却意味着要放弃辽东全境，这种背负丢城弃地恶名的责任，无人敢于担当，特别是在当时的天启皇帝心中，因此孙承宗的战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事实证明，孙承宗所倡导的“关宁锦防线”确实是正确的决策，在随后的二十余年间，无论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都无法再向前进一步，这条防守严密、堡垒林立的防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了京师东部的坚实屏障。

孙承宗在辽东地区任职长达四年之久，除了构筑众多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外，还实施了“以辽制金”的军事策略。

据史书记载，当时孙承宗遣返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精锐部队，仅留下辽东本土士兵坚守前线。孙承宗坚信，只有那些失去家园的辽东人民才能在战场上真正捍卫国家利益。

尽管孙承宗身处辽东，但他深受天启皇帝的信赖，可以说只要孙承宗有所需求，天启皇帝都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满足。

而孙承宗在辽东地区的大权独揽，引起了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的强烈不满，最终孙承宗不得不主动请辞，而天启皇帝也迫于压力，批准了孙承宗的辞职申请。

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孙承宗在担任辽东巡抚将近四年的时间内，成功地修复了九座沿海大城，并新建及加固了四十余座边防要塞。

此外，他还特别关注推进军事改革，创设了多个不同类型的军事营区，如车营、水营、火器营等，总共生产并储备了数百万件的军事装备，大大提高了明朝军队的战斗力。

这一切努力使他赢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强国与强兵之名。

而到了崇祯二年，后金势力再次发动大规模侵袭，其进击方向直接指向京师。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孙承宗再次挺身而出，领兵驻守通州，成功抵御了女真族的侵略。

而此时的孙承宗已然步入老年，不久之后便选择返回故乡安享晚年,直至崇祯十一年，清军攻势愈发猛烈，高阳城面临沦陷之际，这位七十五岁的老人再度披挂上阵，而这一次，他和他的五个儿子、六个孙子、两个侄子以及八个侄孙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孙承宗去世后，南明政权的弘光帝朱由崧追封他为“文忠”，以此来表彰孙氏家族四十七人以身殉国的英勇事迹。

关于孙家人与清朝之间的恩怨情仇，自然会有后来者为他们讨回公道。

有关孙承宗后代的历史记录较为模糊,清军入关之际，孙氏众多知名后代未能幸免，而家庭繁衍不息，自有子孙得以延续血脉。

孙岳，作为孙承宗的第十代嫡孙，生于河北保定高阳县，从小接受名师精心教导，致力于通过科举实现家族荣耀。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孙岳通过保定院试，获秀才称号，原本他应该沿着这条仕途大道前进，然当时清朝已然颓势，内外交困，社会危机凸显，孙岳遂生反清之念。

一次意外事故导致孙岳误伤地痞，为逃避官府追捕，他选择在五台山落发为僧。

直至1904年保定武备学堂招新，孙岳方下山应考，并成功入选，当时的主考官冯玉祥对这位来自五台山的和尚颇为好奇，两人一见如故，从此结下深厚友谊。

孙岳毕业后，担任北洋陆军第三镇炮兵排排长及参谋长，正式踏入官场。

尽管身处清廷，孙岳始终怀揣反清之心，渴望寻求救国之道。因此，他加入同盟会，在家乡组织反清力量。

1911年，湖北武昌爆发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政治兵变，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南方革命形势如火如荼，京畿地区亦积极响应，策划武装起义。

孙岳与冯玉祥、王金铭等人共同谋划起义事宜，而在起义前夕计划泄露，孙岳被北洋军队革职，转而南下投奔革命党。

孙岳才华横溢，深得孙中山赏识，被任命为苏淞宁杨镇五路军总司令，驻扎长江以北，与清军正面交锋，孙承宗的后代最终走上了反清之路。

在革命党人的不懈努力下，1912年，清政府宣布灭亡，溥仪退位。

虽然溥仪名义上退位，仍居紫禁城，帝号未废，许多晚清遗老和野心分子试图复辟清王朝。

1924年，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爆发，孙岳被任命为京畿警备副司令，负责维护京城治安，政变期间，孙岳率部控制全城，迎接革命同盟军进入，掌握局势。

孙中山特发电报表示祝贺，承诺立即北上，共谋大业。紫禁城内的溥仪及其皇室成员被孙岳驱逐，清王朝至此彻底覆灭。

由于在政变中的出色表现，孙岳被任命为国民军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

此后，他致力于讨伐各地军阀，于1928年病逝，安息于北京温泉县龙山之下，其短暂而辉煌的人生画上句号。

颇具戏剧性的是，明朝与清朝堪称世纪仇敌，但却同出一源；建国有过璀璨辉煌，社会各方面达到了匪夷所思的高峰，而终究因内外重重危机而衰败灭亡。

最终，崇祯皇帝自缢殉国，溥仪被逐离故宫，两位王朝君主皆黯然谢幕，王朝存续时间不过区区数百年，命运轨迹惊人地相似。

孙家灭门、大明覆灭，罪魁祸首均指向清朝。

而三百年后，孙承宗第十世孙岳协助革命党人斩断大清国的“龙脉”，将末代皇帝驱逐出紫禁城，也算为先祖雪耻复仇。

历史仿佛一个无尽轮回，王朝兴替的故事不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