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
“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张爱玲一向是清高矜贵的，可对于苏青，她却说这样说。能被她认可与自己比肩的女作家，必定是有过人之处的。
虽然上世纪40年代苏青与张爱玲齐名，并称为“玉璧双姝”，但苏青此人的名声却并不怎么好。这坏名声不仅因她的文字作品，也影射了这位民国著名女作家生活上的不严谨。
这位女作家不仅是抗战时期第二号大汉奸“汪伪政府”上海市长陈公博的情人。还与胡兰成的关系暧昧，而此时胡兰成与张爱玲尚是合法夫妻。这卖国求荣、破坏家庭的罪名扣在苏青头上可是结结实实的。
张爱玲
但事实上，确实如此吗？苏青虽做过陈公博的“随从秘书”，但没多久便因无法适应政府工作自动请辞。至于以第三者身份介入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与其怒她破坏张、胡婚姻，倒不如痛心张爱玲与苏青之间惺惺相惜的友情。
毕竟，胡兰成与张爱玲离婚主要原因还是他花心、吃软饭的渣男属性。与苏青其实没有太大关系。胡兰成在自传《今生今世》中描述了与他有情感纠葛的八个女人，苏青甚至不是其中一个。
其实，苏青的一生既不是奸恶的汉奸，也不单是传统意义上的“第三者”。她不怎么光彩的名声大多源于她一生坎坷的境遇。而这些经历也直接导致了她凄凉的晚景。
苏青
苏青跟很多民国名媛一样有一个良好的出身和家庭背景。祖父是晚清名士，创报刊、建医院，在当地极负盛名。
1914年，苏青生于浙江宁波，粉嫩可爱的小婴儿一出生便得到了家人的喜爱。祖父为她取名“和仪”，表字“允庄”。允，信、实也。庄，端庄。平缓和睦、诚实端庄，从苏青的名字上，便可看出家族对这个女孩寄予的期望。
苏青一出生，父亲冯松雨便远渡重洋去美国上学。苏青跟随祖母一起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父亲学成回国在上海一家银行做经理，也将苏青接到身边一起生活。在上海，她接受了完整而系统的基础教育，这为她今后的写作之路奠定了夯实的文学基础。
苏青的父亲，冯松雨
苏青11岁时，父亲因事业不顺一病不起，遍请名医始终也不见起色，没多久便病逝了。苏青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大家闺秀，她不懂经营之道，更不通那些新式观点，冯家的家道便逐渐没落了。冯母只好带着苏青和她的弟弟返回宁波老家。
孤儿寡母生存毕竟艰难，为了给娘仨个找个靠山，冯母同意了同乡大户李家的求亲。李家儿子李钦后与苏青年纪相仿，人生得清俊挺拔，也上过西式学堂。冯母觉得匹配自家女儿，这桩婚事倒像是自家占了便宜。
苏青是新式女子，她并不情愿这样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但母亲的眼泪和哀求让她犹豫了，没有这笔可观的聘礼，她和弟弟的学费都难以凑齐。思量再三，苏青答应了这门亲事，但提出要求，先订婚，大学毕业以后再正式完婚。
东吴大学
1933年，19岁的苏青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的外文系，未婚夫则稍逊一筹，第二年才考上了东吴大学。苏青其实算不上十分明艳的女孩儿，但她的长相极具江南女子温婉柔美的气质，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也让她显得从容淡定。苏青一入学便吸引了大批学生的目光，大家都戏称她“宁波皇后”。
未婚妻受关注程度太高，这让李钦后感到了不安。如果不是苏青父亲早亡，就凭李家经商发财是高攀不上冯家这样的书香门第的。李钦后担心未婚妻在学校结识富家公子悔婚便提出了尽早完婚的要求。
刚读大学的苏青当然不愿意，但拗不过母亲的逼迫和对方的纠缠。1934年，苏青和李钦后在宁波举行了婚礼，结婚后他们又回到学校继续上学。
但李家父母对这个安排非常不满意。结了婚的女人就应该在家伺候丈夫、生孩子、做家务，怎么还能整日往外跑？女人上学有什么用？苏青虽然不认同公公婆婆的看法，但也不便于顶撞长辈，只是仍然坚持上学。
国立中央大学
可好景不长，没几个月苏青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起初她还勉强能够坚持，后来肚子越来越大只好退学回家待产。就这样，原本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在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下一步步走入了改变她一生命运的家庭生活，而这才是她不幸人生的开始。
接连四胎，苏青生下的都是女儿。这可让她吃足了苦头。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婆家尚且没有发作，待到第三个女儿出生时，不仅被公婆厌弃，冷言冷语，就连丈夫李钦后也时常开始甩脸色了，并且夜不归宿了。
苏青对于这段婚姻本就不是十分满意，在家庭生活中又感受不到温暖和关爱。她无处发泄这种憋屈和怨愤，苦闷之下她开始写作。一篇以自身经历为蓝本的文章《生女》一挥而就，她将这篇文章发给了《论语》杂志社。
苏青的成名作：《结婚十年》
苏青在文中写道，“但是，生女儿可就不同了：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其数量尚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足见没有生出儿子让苏青在婆家受到了多少不公正的待遇。
那时，林语堂正任《论语》的主编，他很喜欢苏青干净清晰的行文风格，很快这篇文章便在《论语》上发表，同时苏青还得到了5元稿费。这微薄的5块钱却给了苏青极大的希望，几年来在婆家受到的委屈都被这份认可化解了。
之后，《论语》杂志又发表了苏青的《我的女友们》。因为她的文章极贴近生活，反映的都是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也引起了读者们的共鸣。
当时的报纸
在写作中苏青找到了一些乐趣，但现实的压力并未因此而消减。他们的生活因为战争而变得窘迫，虽然苏青的稿费可以补贴一些家用，但她仍然负担不起全家的生计。她只能向李钦后索要家用。
钱没要来，迎接她的是丈夫的辱骂和毒打。自这以后，李钦后越发放肆起来，不仅不回家，打骂更是已成了常事。
1942年，对这段婚姻彻底失望的苏青在《古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论离婚》的散文。时任汪伪政府上海市市长的陈公博正因秘密情人的暴露深陷婚姻纠葛中，正好读到这篇文章，立时深以为然。
张爱玲
因为一篇文章，陈公博与苏青相识了，因为这次相识，苏青的后半生便再也没有半刻欢愉。
陈公博很欣赏苏青的才华，当他得知苏青同样深陷一段不美好的婚姻中时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同情和关心。1943年，结婚10年的苏青鼓足勇气，向丈夫李钦后提出了离婚，她带着女儿们离开了从未给过她幸福的前夫。
独自抚养孩子的苏青压力很大，陈公博在这时给予了苏青最有力的支持。在他的引荐下，苏青进入到伪上海市政府工作，每月有1000元薪水，这笔钱虽然不能让苏青过得锦衣玉食，但至少可以保证母女几人衣食无忧。
苏青
离婚后的苏青也迎来了她事业上的高光时刻。1943年春天，苏青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在《风雨谈》杂志上连载长篇小说《结婚十年》，一炮而红，据说在《结婚十年》连载阶段，杂志销售增长了近一倍。
这部小说的成功让苏青跻身于上海作家第一梯队，收入自然也水涨船高。因为她非常不能适应“公务员”的工作状态，总是在文章中时不时点评一下时事政治，虽然颇有见解，但大多不十分符合当时伪政府的“主流思想”。苏青觉得自己并不适合从政，便自动请辞了。
凭借跟陈公博的关系，苏青虽然离开了伪政府，照样领着1000元的工资。在陈公博人脉的支持下，苏青于1943年10月创办了以女性为主要视角的杂志《天地》。她不仅能写文章，还颇具经营头脑。她借陈公博的名义结交了很多文人名士为她的杂志撰稿。
张爱玲
相对于那些忧国忧民、为百姓疾苦、中国存亡而奔波的有识之士，这一派的文人雅士大多喜欢谈一些风月爱情，张爱玲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她的作品在当时很受欢迎，苏青力邀张爱玲为《天地》撰稿，张爱玲欣然同意。她们因此还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抛去后来因胡兰成引起的龃龉不算。张爱玲与苏青的相识算得上是惺惺相惜的，张爱玲的作品胜在文笔技巧，辞藻华丽糜艳。而苏青则善于思考，她直言不讳，敢想也敢写。她们都在对方身上找到了自己喜爱但并不十分擅长的东西，因此能够互相吸引。
胡兰成
她们有共同语言，也能理解对方未尽的意思，成为知己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没有胡兰成，她们也许会是一生的挚友，但人生最难的便是这个“如果”。
胡兰成因《封锁》对张爱玲心向往之，同时又与旧相识苏青不清不楚。而他疯狂追求张爱玲的时候还没有结束上一段婚姻，但张爱玲就是爱他，爱得深入骨髓以命相博。张爱玲和胡兰成终于还是结婚了，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4年，离婚的原因却是胡兰成爱上了“护士小周”。
因为这样一个“渣男”，一对好友却渐行渐远，张爱玲和苏青有没有过一些后悔？
张爱玲 胡兰成 苏青
苏青从一个离婚有孩的中年妇女，一下子成了上海滩文化领域的风向标。她的成功有自己的天赋和努力，但也绝少不了陈公博这位贵人的相助。靠笔杆子吃饭的苏青自然在字里行间带出了对陈公博的感激和尊重。
身处局中的苏青看不清时事的变化，为陈公博说几句好话，于她不过是投桃报李。大时代下的小女人恐怕也并没有什么野心，不过是对于恩人的一番感激之情。
可是家国情怀应该是文人最后的底线，即使没有勇气抛头颅洒热血，至少也要立场明确。在后来的自传体小说中，苏青曾提起过这段往事，坦诚地表示“只是为了赚钱”。她或许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当时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但她却用了整个后半生为这件事负责。
陈公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将日本人赶出中国国土的一刻也注定了“汉奸、走狗和卖国贼”们不会得到好下场。曾备受陈公博恩惠的苏青自然也被连累。“文妓”的名声便在这个时候走进了她的生命。
随着各方的声讨，苏青的境遇每况愈下，她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当五星红旗飘荡在天空中时，苏青也终于认清了她未来要走的路。
她是一个文人，除了写作并没有别的一技之长。刚刚成立的《上海日报》想请一些知名的作家写稿子，苏青听说便兴匆匆地拿起笔开始创作，一口气寄出了32篇成稿。可没想到这批作品不但都未被选用，还因为内容不积极而受到警告。
《结婚十年》
这次的经历让苏青吸取了教训，写作是需要思想的，以她现在的情形，想要创作出有灵魂的作品并不容易，她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规划”。1951年上海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按照苏青的条件和资质，是非常符合文化局的选拔要求的。但因为过去的问题，学习班并没有录取她。需要养家糊口的苏青想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她托遍了关系才请到夏衍引荐她参加培训。
苏青向后人展示她的照片
1954年，苏青改编了郭沫若的《屈原》，她文学功底深厚，改编后的作品一经演出便获得了很高评价。这部作品在当时获得了很多奖项，但作为编剧的苏青却从未被人提及。在这之后经她改编《宝玉与黛玉》同样火遍了京津沪。
即使这样，苏青仍然觉得很知足，她希望日子便这样一天天地过下去，让她将女儿们带大，让她可以这样老去。即使没有荣誉和光环，那也没什么要紧。
可惜天不遂人愿，苏青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的时候，因为一些历史事件不清楚，便写信给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请教，不料想因此被抓捕审查，直到1957年才被释放。
胡兰成
而后她的经历更是一路波折，出狱后的苏青早已失去了原来编剧的职务，没有单位愿意聘用这样一个背景不清白的人，为了生活万般无奈之下苏青只好到处求人给她一份工作，最后安排她在剧场看大门。
昔日上海滩上的“玉璧双姝”如今成了看门大妈，人们感到叹息的同时也不由得叹一声“有因必有果！”而这份“看大门”的工作苏青一干差不多就是20年。
尽管苏青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处理，但解放前的经历仍然让苏青的身份十分尴尬，这份尴尬不仅仅体现在工作上不被认可和重用，生活上同样多受歧视。
苏青一直生活在上海，原本住在瑞金路附近，虽然环境简陋，但地处市区，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这处房子的厨房和卫生间是公用的，苏青经常因此而受到刁难和排挤。无奈之下，退休以后她便主动要求搬到郊区去，跟女儿和外孙一同生活在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
晚年苏青
“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1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苏青在给老友的信中这样描述她病中的情形，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对生的绝望和厌弃。
1982年，苏青病故于上海，临终前她很想再看看《结婚十年》。在她枯槁的后半生里，无论是李钦后还是陈公博，又或者胡兰成，都已不复存在，也许只有这部令她荣耀上海滩的作品才是她最后的念想。
而她所经历的一切，也不过是一个女子于乱世中的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