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扬州的商人们还没回过神来，突然就多了一笔新税——厘金！这玩意儿原本只是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临时救急，但谁想到，时间一久，竟成了清政府的“财政顶梁柱”。
没有厘金，清朝还真撑不下去！然而，这庞大的税收负担压得本土商人喘不过气，反倒是外国洋货趁机占据了市场。
这厘金，真的救了清朝？还是加速了它的衰亡？
厘金的诞生：一场应急的临时之策1853年，大清朝的日子可真是不好过。太平天国的势力已经把半个江南都搅得鸡飞狗跳，清政府急需一笔巨款来组建和维持军队。
问题是，传统的“田赋”收入早就不够花了，国库已经被掏空，朝廷能想到的法子基本都试了一圈。
就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江苏扬州的官员们灵机一动：既然银子从老办法里捞不出来，那不如试试搞个“新税”！
于是，一个新名字在江南商人之间传开了——“厘金”。所谓“厘金”，其实就是个流通税，按照“值百抽一”的比例，每过一个关卡抽取1%的税。
当时的意思是临时收点儿钱，顶个“救急”。最开始，官员们说得很客气，这个税只是用来“应应急”，一旦战事平息立马取消。
可是，大家都知道，政府设税从来都是“容易上手，难以退出”。厘金从扬州一推出，短短几年内，仿佛有了“扩散”功能，迅速推广到了全国。
当然了，这种新税对商人们来说，就像是头顶天降霹雳。本来货物卖出要付地租、人工费，现在一旦离开城门，经过一个地方就得交一次“过路费”。
一趟生意做下来，商人们发现兜里钱少了不止一点半点。有人忍不住抱怨：“这厘金，不是临时用的吗？怎么变成了‘年年收’？”可是，朝廷自有朝廷的盘算。只要钱能填补军费，清廷可管不了商人们叫苦连天。
厘金成了财政的顶梁柱：没有它，清朝撑不了多久本来吧，厘金只是个“救急”的税收，可没想到，清政府一尝到甜头，发现这东西“真香”。
原本1%的税率，逐渐在一些地方涨到5%，甚至10%以上。别说是商人抱怨，就连小商小贩也开始愤愤不平：“一车货跑一圈，光是税都要占去小半！”
但是对清朝廷来说，增收的“好处”实在是挡不住。特别是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厘金收入直接成了清朝财政的“顶梁柱”。有了这些收入，朝廷才有钱维持南方战事，继续雇佣那些湘军、淮军来打击叛军。
有人不禁要问，这厘金到底有多重要？光绪十三年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里，厘金占了足足14%。
这么一算账，这几乎是清朝财政的“救命稻草”啊！有了这些额外收入，清政府才能勉强撑下去，否则面对太平天国、捻军这些内忧，恐怕早就撑不住了。
朝廷官员们心里也明白，依靠厘金确实能救急，但这救急的方法未免太残酷，毕竟厘金带来的商业阻力，也在削弱着国家的经济活力。
朝廷心里虽有顾虑，却没有更好的选择——撤掉厘金，钱从哪里来？用商人们的利益“喂养”军队，成了清廷在财政上的“无奈之举”。
不过，商人们的日子就没这么好过了。要知道，厘金不像固定税，它是个“流动税”，每过一个地方就抽一次。这种税收制度让货物的运输成本飙升，一趟生意下来，商人不仅得为货物的价格算账，还要把各种“过路费”纳入成本。
这种情况下，许多商人不得不调高商品售价，或干脆放弃长途贩卖的生意。可以说，厘金变成了压在商人头上的“大山”，更进一步阻碍了清朝本土经济的良性发展。
厘金的遗祸：加重内忧外患随着时间推移，厘金逐渐变成了清朝财政的毒瘤。有人可能会问：厘金到底怎么会带来这么大的“后遗症”？实际上，厘金这种税种，表面上帮助清政府维持了财政收支平衡，但它的副作用却是巨大的。
首先，厘金对内地商业的打击不可小觑。商人们为了躲避重税，只能减少运输，甚至中断一些长途贸易，直接影响了地区间的物资流通。而本土商人的竞争力逐渐被磨平，反倒给了洋货一个“绝佳”机会。
外来商品因为受到洋人的保护，不用缴纳厘金，进而比本土商品有了更低的成本优势。洋货在市场上大行其道，清朝内地市场反而被外来商品一步步占据。
这不仅伤害了本土经济，更加重了清朝的贸易逆差。厘金成了“引狼入室”的税收措施，让洋货占尽便宜，成为了清朝经济上的又一沉重负担。
再看清政府本身，厘金成了朝廷的“财政支柱”，让官员们产生了依赖心理，竟然形成了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心态，认为靠着厘金就可以维持政权。
然而，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厘金带来的经济问题和商人的怨恨正在积累，经济活力的不断衰退让清朝内需下降，百姓生活日益艰难。到了晚清，朝廷想要去改革厘金制度，却发现根本无力实现。
晚清政府就像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商家，急需收入支撑，厘金提供了救急的“资金链”，可惜这链条一旦断掉，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便无可挽回。
而厘金对国内商业的抑制和对洋货的推动，最终也反噬了清朝自身。政府一方面想要财政收入，一方面又因这个收入而步步受制，这种自我挖坑的现象，使得清朝在内忧外患中越陷越深，终究难以自拔。
总而言之，厘金在晚清时期是“大病急求良药”，它一方面支撑了清朝的财政，但另一方面也加速了经济的衰退。
没有厘金，清朝撑不到最后的几十年；但正是厘金，让清朝商业走向困局，财政走向依赖，最终成了“内忧外患”的一部分。这场“临时之策”的税收实验，最后变成了晚清经济困境的催化剂，也成了清廷自我衰亡的一道催命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