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动朝野的科场舞弊案

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秋，这本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但在江苏却发生了一起今朝野震动的科场舞弊案。

这一年江苏省乡试，副考官赵晋与同考官王日俞等内外勾通，接受考生贿赂，大肆释弊，总督噶礼也受贿于科场。

发榜后，苏州士子哗然，1000多人抬着财神涌入供率着圣贤的文庙，以此来讥讽考官见钱眼开，以钱择人。

此事很快传到朝廷，康熙立即命户部尚书张鹏翻、侍郎赫寿赶赴江苏，会同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等共审此案。

通过调查，审理，举人吴泌、程光奎对暗中贿赂考官一事供认不讳，证实了赵晋及同考官王日俞、方名等勾结受贿的事实，但因供词中涉及到噶礼从中受贿索银 50万两，使案情复杂化，审理一个多月竟然没有任何结果。

江苏巡抚张伯行对此非常愤慨，不顾身家性命毅然上章弹劾顶头上司噶礼的不法行为，力主彻查此案。

张伯行在奏书中说:外间舆论先是盛传总督与考官、提调各官暗中受贿而出卖举人衔，事情败露后，又传总督勒索银 50万两。这或许不完全是事实，但为了便于案件的审理，请解降噶礼的职务，让他接受审查。

至此，案情越来越趋于复杂，而办案官员又惧于噶礼的权势，不敢秉公审理，反而逢迎巴结，使案件无法审结。

康熙在审阅了张、噶二人的奏疏后，有些无奈，下令一同免去噶礼、张伯行人的职务，由张鹏翮、赫寿(此时已调任湾运总督)继续办理此案。

张鹏黯等在办案过程中，褒噶而贬张，最后形成了一个汇报材料和处理意见:赵晋、王日俞、方名及所取士子行贿受贿成立，应按科场舞弊律论罪，噶礼弹劾张伯行不能很好审理案子属实，其余都是总督，巡抚联名上奏的旧事方苞是张伯行逮捕送交刑部的，《南山集》刻板在江宁，都免于论罪，而张伯行胡乱弹劾噶礼出实举人衔，应当撤职。

康熙对张鹏翻的这个调查结论很不满意，觉得张、赫二人有徇私之嫌，于是另派尚书稳和伦、张廷枢重新审查，可结果仍与张鹮翮等作的结论相同。

康熙在奏报上亲笔批示:“张伯行为官清正，天下所知，而噶礼才干有余，却天性喜无事生非，并没有清正的名声。此结论是非颠倒。”

最后经过分析康熙作出裁决:撤销噶礼江苏总督职务张伯行官复原职，继续担任江苏巡抚，至此，江苏科场舞弊案以及由此引发的噶、张互参案，以张伯行的胜利而结束。

康熙赐区“布泽安流”

张伯行为什么能得到康熙皇帝如此的信任和宠爱?这从康熙的批示和谈话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但详情还得细细道来。

顺治七年(1650年)，张伯行出生于河南仪封(今兰考)一个书香之家。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儒士在当地号称有德之人，受家庭的熏陶，张伯行从小就学习儒家学说，到13岁时已读完四书五乡，初通翰墨。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35岁的他考取进士，但直到7年以后,才补为内阁中书，步入仕途。

张伯行的仕途，刚开始并不是很顺利，两年后他才升任中书科中书舍入。他的仕途转折点发生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

这一年，仅封一带暴雨成灾，城北的河堤被洪水冲垮，在这危急时刻，张伯行挺身而出，紧急招募和指挥民众用沙袋修筑防洪大堤，奋起抗洪，保住了仪封城的安全。

河道总肾张鹏黼得悉张伯行的事迹后，大为赞叹，特地向朝廷推荐张伯行，把他推到治理河务第一线。

张伯行不负众望，日夜奔跑在河堤工地上，督修了200余里的黄河南岸堤，并主持完成了马家港、东坎，高家堰等工程。

由于工作出色，张伯行被委以山东济宁道之职，但刚刚上任，济宁便遇上了灾荒，张伯行立即投入到救灾工作之中。

他千方百计从家乡运来粮食、棉衣，救济饥寒交迫的百姓。在接到皇帝下达的救济批示后，张伯行采取积极行动，动用仓谷赈济灾民，仅放上、阳谷二县，就动用了26000余石。事后，山东布政司指责他擅自动用仓谷，准备奏请朝廷给予革职处分。

张伯行不为所惧，慷慨陈词:“皇上有旨救灾，不能说是擅自动用。皇上如此重视民问疾苦，应该以仓谷为重呢，还是以人命为重?”答聚自然不言自明，布政司无奈，只好宣布免予处分。

在济宁任职期间，张伯行致力于治理河务，对漕运湖泊、截流筑闸、疏浚河泉、分水泄洪、挑浚河渠、建桥放船等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建议，并付诸实践。

为了给后人提供有益的借鉴，张伯行把自己多年治河的心得汇编成书，取名《居济一得》，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出版。

他指出治河的关键在于选任一个好的河臣，治河的目的在于有益于国计民生，为千自世民造福，这年，康熙南巡，张伯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对张伯行大为赞赏，特地赐子“布泽安流”愿额以示褒奖。不久，张伯行升调江苏按察使，步人高级官员行列。

不仅如此，他还理直气壮地为士人伸张正义。当时扬州有六秀才得罪了部守，抚军为逢迎上官，打算剥夺六秀才的衣巾(即剥夺其秀才的功名)，张伯行得知这一情况后，为六秀才据理力辩，终使六秀才免遭罪难。

张伯行担任按察使仅两个月的时间，廉惠之声在民众中广泛传颂，可虽然老百姓为张伯行叫好，但他却得罪了督抚等一批权贵，因而受到这些人的合力压制与排挤。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康再次南巡，降旨让督、抚荐举德才蒙备的官员，张伯行却不在其列。

康熙到苏州后，对随从的臣子们说:“听说江苏按察使张伯行任官特别清廉，这十分难得。”在接见张伯行时，康熙主动亲自保举，他勉励张伯行我很早就了解你，我来推荐你。如果将来做官做得很好，天下都会认为我知人普任。”于是，张伯行被越级提拔为福建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在福建，张伯行全力赈济灾民，整伤吏治，褒廉纠贪，同时大兴文教，革除陋俗，政绩斐然，福建士民拍手称好。两年后，张伯行又被委以江苏巡抚的重任。

这时，噶礼担任两江总督。此人是满州贵族，位高权重，却贪焚成性，使得两江之地贪贿之风日盛。张伯行对此早有所闻，上任伊始，就发布檄文，严禁属员愦送。

清廉与贪贿从来就是水火不容，因此张伯行与总督噶礼自然合不到一块，并常常发生矛盾，噶礼对张伯行总是处处为难。

在这种情况下，张伯行有些郁郁不得志，一度萌发告病还乡之意，向朝廷提出辞官。但康熙没有批准他的请求，而是在辞星上批示:“张伯行操守清洁，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苏重地，正资料理，不得以衰病求罢”。

“臣虽历官巡抚，而服食，起居未脱寒酸故态”

张伯行为官清廉，赢得了老百姓的崇敬和爱戴，在科场案和互参案审理期间，当张伯行将被解职的消息传出后，扬州、苏州百姓举行罢市以示抗议，数千人围集在张公馆哭泣，哭声震扬城。

民众们提着水果蔬莱纷纷前来慰问，张伯行哭辞不受。审讯结束后，张伯行回苏州听候结果。扬州士民担心他路途遭遇不测，几万人聚集在江岸为他护送。

张伯行把保全和推荐志操洁清之士，作为自己为官的准则，曾推荐以廉能著称的陈璞为厦门台湾道，竭力保全受噶礼打击的苏州知府陈鹮年、臬司焦映汉、粮道臧大受等。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江苏布政使一职缺员，张伯行疏荐福建布政使李发甲，台湾道陈瑶、前任国子监祭酒余正健作为候选人。但这次荐举却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

当时，康熙已将湖北按察使牟钦元提拔就任不久，上海县民顾协一告发牟钦元与勾结海盗的张令涛来往密切，且张令涛就藏匿在藩司官署。

张伯行对此十分愤慨，于是上疏弹劾，请求朝廷依法将张今涛速捕治罪。康熙接到张伯行的奏书后，命两江总督赫寿立案调查。

张令涛此人来头不小，其父张元隆是上海的大富，拥有大量资产，常常出人豪贵之间，赫寿就是其中之一。赫寿底护张令涛，以通贼事查无实据而上报。

康熙觉察到此案有些问题命张鹏翻等重新审查此案，但重查的结果今人失望张醋狎等认为，张令涛是良民，张伯行系诬陷良民换私报复，应予革职，并要求处以极刑。

事已至此，康熙也无奈，只好同意给予革职处分，但否决了给子刑事处罚的意见，并降旨调张伯行到京任职。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十六日，一代名臣张伯行魂归天国。鉴于他一生为官清正，恪尽职守朝廷特地给他一个“清恪”的镒号。

张伯行在20多年的宦海生涯中，虽居巡抚高位，却从来不贪图享受，始终过着简朴而清寒的生活。

任福建巡抚时，属吏为他准备了豪华的官署，帷幕皆锦绣，器悉金银，张伯行奇怪地问属吏是怎么回事，属吏回答回答这就是以往的惯例，对此张伯行选择拒绝，属吏拗不过巡抚，只得尽数撤去。

张伯行为官的准则，就是从不结交近侍之臣，附和同官之议，也不为同僚的忌妒打击而有所改变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康熙的赞扬和保护，赢得了广大士民的衷心爱戴。

福建、江苏、山东都为他立了生祠，作为对这位清官的最高褒奖。“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分，我为人不值一文。”这是“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为人、为官的生动写照。而他的这句名言，也将永远激励和警醒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