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两个地下党员被捕，敌人准备杀了他们。行刑前，一个看守却对两人说：“我可以救你们出去，但我只能救一个，救谁？”

这两位地下党员，一名叫林青，另一名叫刘茂隆。1935年1月在中央红军到达遵义时，林青联系到时任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的李维汉汇报工作。随即中共贵州省委成立，由林青任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

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针对红军队伍开展了数次“围剿”，贵州党组织力量受到严重打击。林青的活动范围被压制在贵阳一带，但他仍然热情高涨，与时任省工委委员刘茂隆一起做了许多革命工作。

7月19日，林青按照事先的约定，到万宝街李中量家秘密联络点召开党内会议。可林青不知道的是，就在当天下午，国民党特务已将李中量、刘茂隆、萧文琨等4人逮捕了，并在李中量家中守株待兔。

就这样，林青及其他8名党员和10名外围组织人士一起被捕。时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书记长陈惕庐得知消息后，十分激动，为了进一步邀功请赏，他对林青与刘茂隆软硬兼施。

陈惕庐还“现身说法”，说只要能归顺，要官有官，要钱有钱，以后的日子别提有多滋润了。

林青与刘茂隆不仅不为所动，相反他们痛骂陈惕庐，说他是软骨头，见利忘义、见风使舵的主儿，人在做天在看，肯定没有好下场的。

陈惕庐恼羞成怒，暴跳如雷的他下令使用十八般刑具，变着花样折磨林青与刘茂隆。接下来的几天，林青与刘茂隆受到严刑拷打，可是两人咬紧牙关，从始至终未透露党的任何秘密。

直到林青被打到两腿骨折，行动万分艰难，刘茂隆被打得遍体鳞伤、全身浮肿，陈惕庐才下令收手，向其上级请示如何处置。很快，“死刑，侯期执行”的命令下来，敌人们把林青与刘茂隆关进了死囚囚牢。

当时，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董亮清化名为李玉清，在狱中当看守，在得知林青、刘茂隆的身份后，决定帮他们越狱。他利用一次别的看守不在位的机会，向林青、刘茂隆讲述了自己的身份，为了赢得信任，他还将自己知道的党组织情况和盘托出。

原本，林青、刘茂隆并不信任董亮清，但是见董亮清所言不虚，而且当下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于是便死马当活马医，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一死，只要自己不把情报说出来，敌人也没办法。于是，两人便询问董亮清有什么计划。

“目前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利用上茅房的机会逃走，但是按照规定，每个看守一次只能带一个犯人上茅房。也就是说，以我的能力，最多也就能救你们一个。”董亮清压低了声音说道。

林青、刘茂隆闻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不假思索地将生的机会留给了对方。见此，董亮清先是一阵感动，又迅速恢复冷静，说：“时间紧张，你们尽快商量。”之后，为了不引起怀疑，董亮清迅速离开了监舍。

“你是省委书记，你的职位高、地位重要，出去后发挥的作用更大，无论如何都是你走。”刘茂隆坚定地说道。

“正是因为我是你的上级，你必须听我的命令，我现在命令你，我留下，你出去！”林青毫不相让。

“其他所有命令我都执行，就这个不行！”一贯对林青言听计从的刘茂隆，铁了心决定“抗命不从”。就这样，两人互不相让，谁都坚持把生的希望留给对方，把死的境地留给自己。

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倒是没有坚持多久，狡猾的敌人很快加强了看守力量，把林青与刘茂隆分别关押，董亮清只负责看守刘茂隆，不再负责林青。

选择题变成了必答题，董亮清只能营救刘茂隆了。深夜，刘茂隆捂着肚子，疼得满地打滚，作为看守的董亮清就押着他上了茅房。

经过林青监舍的时候，刘茂隆停下了几秒钟，他与自己的上级、并肩战斗的战友四目相望，充满了依依惜别之情，这一别，就是生死分离。

林青目光坦然而坚定，他由衷地为刘茂隆能够活下去而高兴，同时用眼神催促董亮清赶紧带着战友走，以免夜长梦多，再生变数。

董亮清成功帮助刘茂隆逃脱，他俩一道回归了组织。秦天真等同志得知事情真相后，一方面加强对贵州地区地下党的保护，遣散已经暴露的同志，一方面着手营救还在狱中的林青。

刘茂隆越狱后，敌人将气全都撒到了林青头上，对他进行新一轮的严刑拷打，可是能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的他，又怎么会向敌人屈服，况且敌人越是狗急跳墙，越证明了刘茂隆和董亮清的安全。于是，林青也再无牵挂，一心赴死。

9月11日，穷凶极恶的敌人见审讯无果，将年仅24岁的林青枪杀。在赴刑场的路上，林青高喊着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到国民党反动派”，围观的群众无不为之动容。

1936年8月21日，刘茂隆写了《孙右铭致鲁迅》，实则是对林青的祭文。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40多年后，该文才发表在1981年第2期《贵州文史丛刊》上。

1988年9月11日，在林青牺牲53周年之际，贵阳市森林公园南侧中共贵阳市委党校内竖立了林青纪念碑，给我们留下的只有对英雄无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