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整个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究以日本的全面投降而结束。抗战胜利后的局面，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积极奔走。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举行为中国未来的前途提供了一种可能，各党派共商国是，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推行献计献策。但是，短暂的和平最终因为蒋介石对中共开战而终结。抗战胜利前夕，戴笠给军统的主要任务是监视共产党以及准备接收。忠义救国军作为军统掌握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承担了接收京沪杭地区的重任。戴笠及梅乐斯制定了较为详尽的计划，并且要求所属部队严格遵守接收纪律。

短短几个月时间，忠义救国军就完成了对京沪杭地区数个重要城市的接收任务，但是，缺乏切实制约的军统武装把接收变成了“劫收”，弄得百姓怨声载道。内战打晌后，按照国民党中央的安排，军统的武装力量包括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及其他行动队，全部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隶属交通部指挥，接受改编的忠义救国军总计一万八千余人，被编入交通警察总局的五个总队当中。整编完成后，交通总队就地训练，但没过多久便加入了蒋介石的反共内战之中。

1945年5月，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战后接收做出部署。军统掌握了数量可观的敌后游击队，在国民党正规军无法短时间内到达的前沿阵地，接收成了这些游击队充分发挥自我价值的舞台。忠义救国军在苏浙院三省都有军队分布，尤其是苏浙地区，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戴笠完成这一区域的接收是他们抗战胜利前后最大的政治和军事任务。而且，戴笠深知军统和他自己未来政治生命的走向将和此役有莫大关系。国民党六全大会开过以后，戴笠便积极行动。

首先，从日军下手，戴笠利用军统下属的私人关系，和侵华日军总司令网村宁次反复交涉，就接收事宜达成了初步意向。抗战之后的接收，实质上是一次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准军事对抗，虽然国民党的军力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新四军之上，但从战时活动区域来看，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基本集中于西南地区，短时间内难以到达华北与东南地区实现接收，所以共产党接收日本占领区其实更占优势。

为此，蒋介石多管齐下试图遏制中共继续扩展他们在东南地区的势力范围。政治上，严正声明不允许中共军队主动接收，剥夺其合法性；外交上，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形成反共共识，令其帮助国民党军队接收；军事上，利用国民党沦陷区的游击武装，抢占大中城市，而忠义救国军由于长期在敌后进行游击战，此时正好派上用场。

美军在国民党接收东南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忠义救国军抢先出动的时候，中美合作所参训的部队自然首当其冲。中美所的美方副主任梅乐斯更是向中美所的美方人员下令协助忠义救国军。军统分子前往东北、华北、东南等地也都是由中美所出面，使用美军飞机运送的。

在接收狂潮过后，完成任务的忠义救国军作为游击武装，以现有编制显然不能适应战后局势，忠义救国军面临又一次新的转型。

日本投降之初，包括戴笠在内的国民党大员都在为接收日伪政权和资产而忙碌，这既是一次搜刮钱财的好机会，也是一次扩充部门势力难得的机遇，至于去不去做，那就只能因人而异了。

戴笠指挥军统特务和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在帮助国民党与共产党抢占沦陷区的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戴笠与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所说的，抗战后的表现直接关系着忠义救国军乃至军统未来在国民党中的地位。

按照戴笠的设想，即使蒋介石对军队的掌控格外在意，但凭借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度以及忠义救国军在抗战中和抗战后的表现，应该可以借此良机得以保留并进一步发展，乃至在国民党王牌军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对于出身游击武装的忠义救国军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转变。

但是，抗战后，国民党军中对忠义救国军是否保留态度不明，军政部一度主张撤销忠义救国军，戴笠还为此专程前往陈述。

抗战时期，戴笠曾建言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下设全国水路交通检查处，负责战时全国检查站、检查所的管理，同时可以借机监视共产党军队的动向，戴笠的建议获得了蒋介石的批准，机构得以成立，处长由军统特务吉章简担任，全国水路交通检査处实际上是后来交通警察总局的雏形。

交通警察总队编组完成后，依照交通总局的安排就地训练，然后分批部署于华北、华中、华东、东北等战略要地。为了提升交通总队的战斗力，吉章简沿用之前戴笠常用的方法，举办训练班。交通总队成立后不久，交通总局便在苏州设立“交通警察总局员警训练班”，一方面吉章简想借以加强各总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他也试图通过训练班帮助这批警察迅速适应新角色，从游击队员变成交通警察。班主任由吉章简亲自兼任，后改为周伟龙接替兼任，副主任杨群，教务主任符志豪，清一色的军统特务。

随着中共军队的节节推进，三大战役之后，布置在铁路枢纽地区的交通总队渐次被消灭，只有一部分残兵后来随着蒋介石逃到了台湾。总之，在国民党大势己去的情况下，交通总队只能随之消亡。抗战胜利，忠义救国军为蒋介石在东南地区的接收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戴笠借此为个人仕途的腾达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过，戴笠的意外失事，却让军统和忠义救国军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

随后，忠义救国军与其他军统游击队一起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以维护铁路交通安全为名，伺机参与反共内战。而当蒋介石发动内战时，交通总队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它必然与国民党的统治共存亡，在与中共军队的较量中，逐渐被消灭殆尽，忠义救国军的历史也就此终结。

1.杜月笙在抗战中的作为

帮会，民间秘密组织，从清末会党逐渐演化而来，在中国宗法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滋生，最初以互助协作和寄托精神信仰为主要功能，进入民国后慢慢演变为类黑社会性质的秘密团体。

帮会作为中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之一，典型的组织类型包括天地会（即洪帮）、哥老会、青帮。帮会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幅起是从支援清末革命开始的，最突出的是天地会系统对孙中山同盟会的经济和军事支持，毫不夸张地说，帮会在促成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杜月笙在抗战期间，虽然依旧要靠从事鸦片贸易来维持经历实力，但对于抗日的态度还算坚决，也做出了很多贡献。杜月签参与抗战的手段和方式大体有三种一是担任民间社会组织和国民政府救济类机构的职务，例如上海地方维持协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利用个人影响力募集捐款和物资；二是直接捐款、捐物、慰问前线将士，动用个人关系为抗战尽力；三是参与部分军事行动，突出表现就是出面与戴笠筹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号召帮会分子到前线抗日。

上海论陷后，为了阻止日军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签主动将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的几艘轮船幵至江面凿沉，其他轮船公司也纷纷响应。

2.帮会对忠义救国军的影响

忠义救国军能够最终成军，在敌后展开游击战，青帮无疑帮了很大的忙。杜月垄为别动队的组建提供了人力和资金支持，并且间接控制了别动队的两个支队，这一点在第一章中“军统与帮会合作促成别动队”中已有详述。

其实，在别动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杜月室对别动队乃至“苏浙行动委员会”都有较大影响力。刚开始别动队的经费发放由杜月室经手，蒋介石答应拨给别动队的三百万经费采取先由中、中、交三大行垫付的方式，而后再从救国公债中支取。”杜月笙在三行中不是担任董事，就是董事长，这笔钱等于由杜月堃间接掌握。除此之外，陆京士凭借杜月签的关系做到了支队长的位子，同时听命于陆京士的帮会分子大量充斥军中，戴笠甚至认为陆京士在军中到了践唐的地步，要采取措施约束。

对于这些情况，戴笠在给蒋介石的请示电文中都作了说明，可见别动队初期帮会势力确实不可小觑。不过，帮会的作用大抵局限于此时，忠义救国军进入正轨后，戴笠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不断削弱军中的帮会势力，陆京士与朱学范及其他与帮会有关的人员基本都不再担任忠义救国军的职务。帮会对忠义救国军促进的一面集中于组建军队时期，以后又陆续补充和收编一些帮会队伍加入，但己不成气候，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军统军官手上。帮会成分对忠义救国军更多的是负面影响，即阻碍的一面。

帮会分子一般军事素养不高，纪律性较差，帮会习气带入军中，拉帮结派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不是因为仓促成军的缘故，戴笠肯定不会允许如此多的帮会徒众加入别动队。不同时期，戴笠具体指导忠义救国军的整训工作很多都是针对帮会成员和收编部队的，而忠义救国军收编的地方部队又不同程度的拥有帮会背景，戴笠举办军事训练班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曾针对部分忠义救国军内部不守军纪、祸害地方的行为多次电令指挥官严加管束，要求“严行整饬纪律，树立良好风气”而军中帮会分子投降日伪的例子也不鲜见。程万军，原是陈诚第十八军的一个连长，部队打散后在太湖一带收罗土匪武装打游击，其部不少帮会成员，后被忠义救国军收编，年率部投降。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收编庞杂，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管理和约束，即便到了抗战后期，忠义救国军也难以摆脱帮会风气带来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