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广东战役打响。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以势如破竹之势，解放了广州等地，一路追击至深圳罗湖桥畔，兵临香港。

当时，驻港英军仅有万余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

林彪认为，凭借四野的强大战斗力，即便英军拼死抵抗，3天之内也定能拿下香港。

林彪作为军事将领，从军事战术层面考虑，制定了详细的收复香港计划，并将其上报中央军委。

四野的官兵们也都摩拳擦掌，准备一鼓作气收复香港，完成祖国统一的重要一步。

但就在这时，毛主席发来急电，叫停了收复香港的计划。

这让很多人迷惑不解，毛主席为什么不支持收复香港呢？

早在1946年12月，毛主席就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表示：“对香港，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

展现出其从长远角度，考虑香港问题的战略思维。

当时，中国国内局势尚未完全稳定，经济建设面临诸多挑战，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来推动国家的发展。

1949年初，全国大局将定，毛主席与斯大林代表米高扬谈话时提到：大陆的解放相对容易，但海岛等问题需更灵活处理。

在当时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意义不大。

相反，利用香港原有的地位，发展海外关系和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

林彪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将领，其提出的3天收复香港计划，从军事战术层面来看或许是可行的。

然而，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事行动必须服从于政治大局。

毛主席叫停这一计划，正是从更高的政治层面和更长远的战略眼光出发，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后做出的正确决策。

从国际上而言，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冷战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充满敌意，妄图通过各种手段进行遏制与封锁。

而苏联虽然和中国处在蜜月期，但其日渐膨胀的霸权主义，也是一个定时炸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香港的地位就显得尤为微妙。

毛主席深知，香港问题，不能单纯地从领土收复的单一维度去考量，而是要放在整个国际国内的大棋盘上，去谋划布局。

如果强行收复香港，英国出于丢失重要远东殖民地的愤怒，以及对自身利益受损的恐慌，很可能会彻底倒向美国，与美国一同对中国进行更加严厉的封锁。

这无疑会让新中国在国际上，面临更为艰难的处境。

而若暂不收复香港，英国出于维护其在香港的既得利益，便会在对待美国的对华封锁政策上有所保留，不至于完全与美国站在同一战线。

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新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为新中国争取更多与外界接触和交流的机会。

其次，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香港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港口，有着不可忽视的经济价值。

在当时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香港可以成为新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往来的一个特殊窗口。

通过香港，新中国能够进口那些国内急需的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也能利用其贸易渠道吸引外资、赚取外汇，为国内的经济建设注入动力。

如果贸然收复香港，其原有的国际贸易网络和金融秩序，可能会受到冲击。

反而不利于新中国利用其经济优势，来助力自身发展。

从国内来看，历经多年战火的洗礼，中华大地满目疮痍，经济亟待恢复与重建。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需要集中精力去稳定国内秩序、发展工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而香港，自近代以来被英国殖民统治，虽然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它已经在特殊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和社会形态。

当地民众长期生活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对新中国政府存在抗拒怀疑的态度，想要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若立刻通过武力收复香港，可能会引发香港民众的不安和抵触情绪。

这对于后续对香港的治理，以及保持香港的社会稳定，都是极为不利的。

而且，当时人民政府暂时还没有足够完善的条件，去快速接手香港并保障其更好地发展。

维持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更为稳妥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一直密切关注着香港问题。

虽然没有急于改变香港的现状，但始终将香港的主权以及未来回归等事宜放在心上。

在外交上，毛主席通过巧妙的外交策略，让英国看到了与新中国保持一定友好关系、妥善处理香港问题的好处。

1950年，英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这一成果与毛主席对香港问题的审慎处理，有着紧密联系。

英国意识到，通过维持香港的特殊地位，既能保障自身在远东的利益，又能与新中国开展一定的交流与合作，避免因香港问题，而与新中国陷入彻底的对立。

在经济层面，香港也正如毛主席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了新中国突破西方封锁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在中苏关系经历波折，特别是后来破裂后，陆上的对外通道受到诸多限制，香港在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对新中国的支持愈发凸显。

众多爱国商人通过香港这个桥梁，将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以及物资运往内地。

同时也将中国的特色产品推向世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等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撑。

从长远规划来讲，毛主席对于香港回归祖国有着坚定的信念，并且深知，这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要在充分考虑到香港的稳定、繁荣以及国际关系等多方面因素后，妥善地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他的这种长远目光和灵活处理方式，也为后来“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虽然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这样完整的概念，但那种尊重香港特殊情况、以和平方式实现香港回归，并保障其持续繁荣发展的思路，已经初见端倪。

毛主席对于香港问题的特殊处理，为后世留下了很多好处。

一方面，他让新中国在早期艰难的国际环境中，通过巧妙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避开了西方最严厉的封锁，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和国际外交上的主动。

这种在复杂局势中灵活应变、着眼大局的智慧，成为了后来中国处理诸多国际事务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宝贵经验。

另一方面，他为香港回归祖国所做的铺垫，做出了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是沿着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奠定的基础，后来的中国领导人在合适的历史机遇下，践行了“一国两制”这一伟大创举。

这使得香港能够在1997年顺利回归祖国怀抱，并在回归后继续保持着高度的繁荣稳定，成为世界瞩目的东方之珠。

总之，毛主席对于收复香港的看法，体现了他作为一位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他从国际国内的复杂局势出发，权衡利弊，做出了符合新中国长远利益的决策。

为香港的未来以及新中国的发展，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智慧和理念至今依然熠熠生辉，为我们在处理类似问题时提供着重要的启示。

参考资料：

中新网《揭秘：1949年毛主席为何决定不打香港？》

环球网《毛新宇解释毛主席为何未在建国时解决香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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