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17岁。

傍晚的天色阴沉，村里炊烟四起，空气中弥漫着柴火和稻草的味道。

我从村边跑回来，脚下的泥土湿滑，耳边全是自己的喘息声。

家门口围着一群人，有人低声议论，有人叹气。

我挤进人群，看见母亲躺在门板上，脸色惨白，额头上满是汗。

“快送医院吧，命要紧！”邻居刘大伯急得直跺脚。

“送医院要钱啊……”父亲蹲在台阶上，脸埋在手里，声音低得像蚊子。

我盯着母亲的脸，眼眶发热。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连学费都是东拼西凑的，现在母亲病倒了，哪还有钱去医院？

父亲似乎想到了什么，站起来一抹脸，转身就往外跑。他说要去找姑姑借钱。姑姑是父亲的亲妹妹，住在隔壁村，家里开了个小卖部，日子过得比我们宽裕。父亲走得很快，脚步有些踉跄，像是带着一丝希望。

等父亲回来，身后并没有带回钱。

“借不到，人家说手头紧。”父亲的声音干涩，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他低着头，眼眶红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手头紧？姑姑家刚买了辆摩托车，去年还修了新房。哪来的手头紧？

“就借一千块，救命的钱都不肯给……”父亲没有再说下去，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像是被抽空了力气。

刘大伯一直站在旁边，眉头皱得死紧。他突然转身走了，没说一句话。当时我还以为他看不下去，回家去了。可没过多久，他又回来，手里拎着一捆钱，大概是几千块的样子。

“快，赶紧送医院！别耽误了！”他把钱往父亲手里一塞。

父亲愣住了，连忙推辞：“这不行，这不行，大伯，这钱……”

“别废话了！命要紧！”刘大伯瞪了父亲一眼，声音里透着不容拒绝的坚定。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刘大伯卖了家里唯一的一头牛换来的钱。这头牛是他家最值钱的东西，平时下地干活、拉车全靠它。他没多说什么，只是拍拍父亲的肩膀：“救人要紧，钱的事以后再说。”

那天晚上，母亲被送到了镇上的医院，抢救及时，命保住了。手术室外，父亲握着刘大伯的手，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站在旁边，心里既感激又复杂。救我们一家命的，竟不是亲戚，而是邻居。

母亲住院的那几天，我经常想起刘大伯的背影。他家里并不富裕，日子过得紧巴巴，靠几亩地和那头牛维持生计。可他却愿意为了我们卖掉牛，拿出救命的钱。

母亲康复后，父亲筹钱还了刘大伯一部分，但剩下的却一直欠着。大伯没有催过一句，甚至多次摆手让我们别急。他说：“只要人没事，比啥都强。”

可是，我的心里始终藏着一份愧疚和一份决心。我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报答刘大伯的恩情。

那以后，我更加努力读书。家里的日子依然清苦，但我不想让父母为我的学费再发愁。每天清晨，我天不亮就去山上砍柴，把柴火挑到镇上卖了，再赶回学校上课。

高考那年，我考上了省里的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父亲激动得说不出话，母亲偷偷抹眼泪。可我知道，学费是个大问题。

是刘大伯又帮了我。他把村里人凑的钱送过来，说是大家伙的心意，让我一定要去念书。我拒绝不了，只能暗暗发誓，这份恩情，我一定会还。

大学四年，我拼命打工，做家教、送外卖，几乎没怎么休息过。毕业后，我顺利进了一家公司，靠着自己的努力，几年内在城里站稳了脚跟。

每次回家，我都会去看刘大伯。他的背渐渐弯了，头发也白了不少。家里还是那间破旧的小屋，墙上的砖头已经有些松动。

“你啊，好好干，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他说得很轻松，从不提钱的事。

可我知道，他的日子并不容易。他的儿子在外地打工，常年不回家，家里只有他和老伴相依为命。

十五年后，我终于攒够了钱，买下了一套城里的小房子。那天，我专门回了趟村，带着房产证去找刘大伯。

“大伯，这套房子是您的。”我把房产证放在他面前。

他愣住了，良久才回过神来，摆手说：“不行不行，这怎么能要……”

“大伯，当年您卖牛救了我妈，又帮我上了大学。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房子，是我该还的。”我哽咽着说。

刘大伯沉默了很久，眼眶慢慢红了。他没有再拒绝，只是拍着我的肩膀，叹了一口气：“好孩子，好孩子啊……”

那一刻，我终于觉得，这份恩情，我报答了一部分。

后来，刘大伯搬进了城里的房子。他虽然嘴上说不习惯，但我知道，他过得很开心。他常常跟邻居们提起我，说我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是他的骄傲。

而我心里也明白，这一份善意，早已超越了人情的范畴，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